不见经传老红军
讲述人：武玉娥 武仁成 武春娥 武月娥 武仁清
讲述时间：2023年7月9日
整理人：赵建雄
武海科（1927—2017），山西交城人。1937年5月，参加文水县游击支队，为司号员小战士；1938年4月，参加山西工卫旅，为儿童队学员；1939年至1940年，参加山西新军西山决死四纵队，任三十五团卫生队卫生员，参加百团大战；1941年6月，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参谋长秘书警卫员；1942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6年7月，在黑龙江军区供给部皮鞋厂工作，任管理员、代理厂长，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参加南下干部大队，先后任江西九江军分区武宁县大队十区中队长、九江军分区后勤处管理股长、关西新围管理股长；1951年10月，任空军三〇三部队七团军事股长；1952年11月至1953年9月，在空军三〇三部队运输科工作，后到转建大队；1954年，带病转业回乡，在西石侯村领导并组织了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秋，任西石侯村高级农业合作社检察委主任；1958年至1960年，任西石侯村党支部书记；1960年5月，任交城县城关中心保健站党支部书记，后任交城县中医院党支部书记。1992年6月离休。
革命队伍的“红小鬼”
1927年4月，父亲武海科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西营镇西石侯村的一个雇农家庭。那时候，西石侯村隶属于文水县西城乡。听父亲说，那时候他们家中有四口人，除了我的爷爷、奶奶，父亲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即便是四口人的家庭，还是穷，生活过不下去。没有办法，我爷爷就跟着别人“走西口”，逃往他乡谋生计，后来就再也没有音信儿了，家中只留下我奶奶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被生活所逼的奶奶只能靠给有钱人家做针线活儿、当奶妈，甚至沿街乞讨来供养父亲和姑姑，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常常是停炊断灶、没吃没喝。面对危难又绝望的生活，可怜的奶奶没有办法，为了不让父亲、姑姑饿死，就找村里识字的人代写了“卖身契”，逼着年幼的父亲在契约上按了手印，把自己卖给了附近的寨子村。从那时候起，父亲和姑姑就被奶奶带到继父家生活。父亲说，那时候，他母亲满以为卖身可以换来一家三口的活路，没想到他继父对他们很不好，特别是对父亲更是嫌弃，结果他们还是过着饥不饱腹、衣不裹体的苦日子。
父亲说，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天地虽大，却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年幼孩子的安身之处，他饱受风霜雪雨，历经艰难困苦，简直就是走投无路了。就在那时候，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经过吕梁，父亲第一次高兴地看到原来还有这样一支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的军队，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萌生了要加入这样一支队伍的想法。1937年5月，父亲听说文水县有一支抗日游击支队，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文水县大队”，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母亲和妹妹，偷偷地报名参加了文水县大队，当了司号员，成为一名“小战士”。父亲机灵、胆大，给县大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后勤服务，受到了大队领导和战士们的喜爱、表扬。那时候，父亲才十岁。
1938年4月，县大队考虑到父亲年纪太小，但又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就把他送到山西工卫旅，让他成为工卫旅儿童队学员。听父亲讲，那时的儿童队是伴随着工卫旅而诞生的。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部队领导把散在各连队的孩子集中起来，组成了工卫旅儿童队，跟部队一起向交城山游击区转移。儿童队的孩子们都是跟随父母参加到工卫旅中的，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五岁，最小的十岁。他们中有的是随全家一起参军的工人的孩子，有的自己本身就是童工，也有城市贫民的孩子。儿童队转移到交城山区后，部队派他们在附近村庄组织农民自卫队进行操练，他们还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有时候被组织起来去医院照顾伤员、为被服厂整理军衣和做翻整干粮袋等战勤工作。同时，上级还派来文化教员教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掌握杀敌本领。后来，儿童队还不断吸收农民的孩子壮大队伍，由开始时的几十个工人的孩子发展到一百多人的队伍。后来，儿童队正式编入旅属军政干校第四队。在战火的洗礼中，儿童队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父亲说，就是在那时候，他被送进了儿童队，开始接受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教育和抗日军政大学“十大纲领”教育。父亲从此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教育的启蒙，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洗礼。在儿童队，父亲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尊重教员、团结队员，也能吃苦，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文化、军事学习，父亲进步很快，表现突出，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小战士，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红小鬼”。
战争时期的“好战士”
1939年，父亲进入山西新军西山决死四纵队三十五团，后来在卫生队担任卫生员；1940年8月，在交城、文水一带参加“百团大战”。当时，父亲不仅要做好卫生员的医护工作，同时还根据团部要求，参加动员、组织交城县、区、村干部和自卫队开展破坏公路、打击日伪的行动。每一次行动，父亲都积极地、机智地、勇敢地跟队友配合，为大部队作战胜利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1年6月，父亲担任晋西北军委及参谋长秘书的警卫工作；1942年被调回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序列，转战大东北、大西北、大西南。1946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省通化市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父亲被选派到那里，参加了由苏联人担任教官的军事训练。1946年7月，父亲被调到黑龙江军区供给部皮鞋厂，担任管理员、代理厂长；同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父亲又被选派到黑龙江省委党校参加学习，进一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党的历史，从而使他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更加明确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1949年元月，父亲在黑龙江自愿报名参加了南下干部大队，在南下干部大队出发前的培训中，他深入细致地学习了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为日后的部队工作奠定了基础。1949年5月，父亲随南下干部团来到江西九江军分区武宁县大队工作，10月份担任了武宁县十区中队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8月，美军飞机不断入侵我国领空。中国人民忍无可忍，10月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国掀起了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父亲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发誓要为“保家卫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1951年2月，父亲到江西九江军分区后勤处担任了管理股长；1951年4月，在江西关西新围当了军分区管理股股长，负责往朝鲜运送兵员，支持“抗美援朝”。1951年10月，父亲被调到空军三〇三部队七团任军事股长，在这期间，父亲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严峻考验，他坚决服从上级的指示要求，积极配合开展各项工作，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有力抵制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坚定保持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不仅自己主动接受思想教育，还努力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检查反思，从而提高了认识和觉悟，也深刻感受到了党的纪律的严明，以及党的政策的英明和伟大。1952年11月至1953年9月，父亲在空军303部队运输科工作，1953年年底，父亲因身体健康出现问题，不能再适应部队生活，经中南军区批准转业到转建大队，至此结束了他衷心热爱向往的军旅生涯。
父亲后来的这些经历，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我们还是在他去世后，办理有关手续时查阅他的档案才知道的。父亲小小年纪，十岁就参加了革命，在部队经历了十五年的战斗生活，工作频繁调动十七次之多，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心一意为人民”“团结大众干革命”。他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团结大家一起干，每次调任，他从不计较官职的大小、兵种的好坏，他能上能下，可官可兵，可见他态度之端、胸怀之广、觉悟之高、理想之远。在他参加过的历次战役中，不论冲锋陷阵，还是后勤补给，或是救死扶伤，他都不惜牺牲自己，总是为别人着想，能够跟部队首长和战士们拧成一股绳，为革命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部队首长多次夸赞父亲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和平年代的“老革命”
父亲因病结束部队生涯后，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意去哪里搞地方工作。父亲说，那时候，如果他提出要求，去北京、去上海、回太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父亲跟别人想法不一样，父亲说，他是十岁的时候就从老家出来闹革命的，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地主、打倒反动派、消灭剥削阶级，让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到处都是一穷二白，到处需要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搞建设，特别是农村，更需要他们。他怎么能够抛弃生养自己的家乡，而去大城市享福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坚持不变的本色。他在农村老家生活了十年，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但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有感情，对刚刚从旧社会熬过来的父老乡亲更有牵挂。因此，父亲毫不犹豫地申请带病转业回到山西，回到老家西石侯村，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事业中。
1954年，也就是父亲回乡当年，正赶上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农业集体化开始。父亲不顾自己有病的身躯，就在西石侯村开展统购统销工作。他积极宣传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深入群众家中和田间地头，与村民谈心谈话，跟大家一起劳动，按照政府计划实行粮食征购，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也得到了全村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其间，父亲积极响应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带领村民大力开展互助化合作化运动，他领导组织了西石侯村初级农业合作社，并动员、鼓励、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那几年里，父亲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听党话跟党走”“吃苦耐劳搞建设”的“老革命”精神，团结带领全体村民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西石侯村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1956年秋，西石侯村由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合作社，父亲担任了村里高级农业合作社检察委主任。
1958年，根据文水县县委安排，父亲担任了西石侯村党支部书记。关于西石侯村，有这样一个传说，古代的时候，在汾河南岸有类似于咱们后来说的烽火台，别的地方的烽火台都是用土垒起来的，而这里的烽火台却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当地老百姓叫它为“堠墩”。堠墩不远处有个村子，人们就叫它石（堠）侯。后来因为河水经常冲漂，把村子一分为二，石侯村就分为东石侯、西石侯两个村子。东、西石侯村，历史上一直都归文水县管辖。当时流传一句民谣，“西石侯，水圪漂；东石侯，碱地闹”。西石侯村子比较大，汾河紧挨着村边流过，所以经常有水灾发生，农田村庄被淹。当时，因为西石侯村紧挨着交城县界，但离文水县政府驻地却很远，每年冬春农田浇水的时候，或者夏秋雨涝的时候，西石侯村往往会发生水灾。每到水灾发生，交城县管不了，文水县又管不及。面对这种情况，村民们苦不堪言，为了让村民免遭千年的水患之灾，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父亲急西石侯村百姓所急、想西石侯村人民所想，多次组织、带领一些村民代表找当时的晋中地委领导反映情况，希望把西石侯村划归交城县，方便就近管辖。经过多方努力，1959年10月西石侯村划为交城县管辖，从而使全村近万亩良田和几千人口避免了水患的侵扰。一直到今天，西石侯村人民都对此感恩戴德，都铭记父亲这位老支书给全村子子孙孙营造的福祉。父亲在世的时候，人们每每说起这事，他总是说，“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我应该做的。团结群众，爱护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责任”。
1960年5月，因工作需要，父亲从西石侯村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被交城县委组织部调到交城县城关中心保健站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来，交城县城关中心保健站经过多年几次扩建后，更名为现在的交城县中医院。单位虽然多次更名，但父亲的职务自始至终没有变，一直到1992年6月份离休。在医院任职的三十二年中，父亲虽然一直是单位的“一把手”，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领导，而总是以一个普通职员的身份出现在同事和病人以及他们家属面前。我们清楚地记得，只要是工作日，父亲就吃在医院住在医院，总是以医院为家，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更没有缺岗误岗的时候。他时刻关心着医院的医患情况，他视每一位医务人员为家属，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视每一位患者为亲人，重视他们的病情和困难。
在医院里，他既是一位坚守岗位的领导，又是一名忠实可靠的普通员工。那时候，保健站没有食堂，父亲就跟其他医护人员一样，自己在宿舍做饭吃，到周末才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到石侯村的家里。母亲一直是农村户口，比父亲小十一岁，他们是父亲转业回乡后才结婚的，父亲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给母亲安排一份工作，哪怕是一份临时工，好歹也能给家庭增加一点儿经济收入。那时候保健站办公经费困难，为了节约开支，父亲就不聘用临时工，每天早晚上下班前后，他都是起早贪黑，手拿笤帚和簸箕，自己把医院的楼道、院子、厕所等地方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忙的时候，他就跑到药房帮助药剂师抓药卖药，或者做饭给有困难或者行动不便、没人照顾的病人送饭。很多时候，病人或者家属还以为我们的父亲是医院的勤杂工，或者也是病人家属，后来才慢慢知道父亲原来是医院的“一把手”。病人和家属曾说：“武书记那个人啊，丝毫看不到他身上一点点医院领导的影子，真是一个老百姓的好官！”多少年下来，父亲跟不少长期住院的病人及他们的家属处成了亲人关系。父亲还经常教育医院的医护人员说：“你们一定不能慢待病人，更不能歧视他们，甚至耽误他们的病情。他们是病人，他们信任你们、需要你们，才来找你们、求助你们，所以你们一定不能再给他们增加痛苦了。他们都是老百姓，生活很不容易，咱们是国家干部，一定要服务好群众！”父亲就是这样，感召并带领医护人员，一步一步地把保健站、中医院办成了老百姓放心的医院。
1992年6月，父亲经山西省委批准后离休，生活上享受退伍老红军战士补助待遇，住房医疗、出行用车和生活用品供应享受厅局级待遇。这样高的规格，这样优厚的待遇，在普通人的眼中是物质财富，是一种特殊享受，而父亲却不这样想，他把党和国家给他的政治荣誉、物质待遇作为鞭策自己、鼓励自己的动力。他从不向组织张口，也不向组织伸手，没有给子女安排过工作，没有沾过公家便宜，没有坐过专车，没有搞过特殊。他不仅坚持原则严于律己，还时刻以自己的苦难童年教育子女。他经常告诫我们：不管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岗位，一定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和历史，一定要珍惜当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他寄希望于儿孙后辈，教育我们要把革命的优良传统代代传承下去，“青山不老，绿水无忧”，只有不忘前辈革命初衷，只有团结人民大众，我们的后辈才能在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行，取得应有的成绩，作出应有的贡献。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了。在我们眼中，在我们心中，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虽名不见经传，但他永远是我们的骄傲，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他的一生虽然平平淡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功勋，但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始终保持了一个老红军老战士应有的本色。我们永远怀念他！我们也会像他一样，永远做一个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值得处的好人！而且也会教育我们的孩子这样做，让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普通的岗位上，留下让人民群众称道和记忆的东西！——这是父亲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家风！
编辑 | 刘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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