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大三那年冬天，富二代班花徐蔓在烟雾缭绕的校外包间里，故意输给了全班最穷的我九万块现金。
那笔钱救了我母亲的命，也让我读完了大学。
十年后，徐蔓家破产，她裹着一件破棉袄在漫天大雪的天桥下被债主围堵，我冲过去挡在她身前，对她说：“你的债我帮你还！”
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又急又硬。二零零四年的那个十二月，雪下得像扯碎了的棉絮。
那时候大学城外面的马路上，到处都是黑漆漆的煤烟味。街边的录像厅里整天放着港台警匪片，音响里轰鸣着刚刚流行起来的彩铃声。
我叫方建国。那时候的我，身上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的旧军大衣。
班里的同学去网吧包夜，吃一块钱一碗的方便面。我连一块钱都掏不出来，只能在宿舍里就着自来水啃凉馒头。
我父亲走得早，母亲在老家种地，那年冬天突然查出来重病。
下学期的学费没着落，母亲的医药费更是个无底洞。导员找我谈过话，意思是如果再交不上钱，学校只能按退学处理。
那几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睁眼闭眼全是医院的催款单，还有老家泥泞路上的土腥味。
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绝望。每天在学校里低着头走路，生怕别人看出我的窘迫。
徐蔓是班里的班花，也是公认的富二代。她父亲在市里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机械加工厂，每天放学都有黑色桑塔纳在校门口等她。
徐蔓长得好看，性格也大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香味。她有一辆最新款的摩托车，骑起来轰轰响，路过的男生都会回头看。
那天是班里一个家里有钱的男同学过生日。他在校外租了一个大包间，摆了满满两桌菜。
我本不想去。但那个男同学找到我，说缺个过去帮忙跑腿拿烟酒、倒茶水的，完事了能免费吃顿剩饭，还能把没动过的菜打包。
为了那点能带回宿舍的油水，我去了。
包间里暖气开得很足，玻璃窗上全是白蒙蒙的水汽。烟雾缭绕里，大家喝了酒，开始拍着桌子嚷嚷要打牌。
打的是当地最流行的扑克玩法。输赢挺大，桌上亮晃晃的都是红色的百元大钞。
我站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个抹布，局促地看着他们闹。
徐蔓那天喝了点果酒，脸颊红扑扑的。她原本没下场，只是在一旁看着。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徐蔓，你那买新摩托车的钱带了没？拿出来玩两把啊！”
徐蔓笑了笑，从包里真的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袋口开着，露出一大截崭新的现金。
“玩就玩，输了可别哭鼻子。”徐蔓坐到了桌边。
打了两圈，有个同学临时接电话走了。空出来一个位置，大家转头看我。
“方建国，过来顶个位子！光站着干嘛，赢了算你的，输了记账！”寿星大声喊着。
我连连摆手，脸涨得通红：“我不行，我没钱。”
徐蔓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平静，没有嫌弃，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可怜。
她把手里的牌一甩，说：“方建国，你坐我旁边。今晚我手大，你替我抓牌，赢了分你红利，输了算我的。大家同学一场，别扫兴。”
周围的人都在起哄，我被推推搡搡地坐到了椅子上。
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场牌局。
徐蔓那天晚上的出牌方式极其古怪。她明明手里抓着大牌，却总是莫名其妙地乱出，甚至在别人明显做大局的时候，她还盲目地往里送。
旁边的人都笑她喝多了，说她今晚散财。
“输了输了，不打了！”徐蔓揉了揉太阳穴，把手里剩下的牌往桌上一扔。
大家开始算账。最后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徐蔓带过来的那个牛皮纸袋，竟然空了大半。
而那些钱，大半都到了我的面前。整整九万块。
在那个年代，九万块是一笔巨款。
“今晚手气真背。方建国，这些是你该得的，拿着吧。”徐蔓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烟灰，提起包就往外走。
有同学觉得不对劲，喊道：“徐蔓，你这输得也太离谱了，开玩笑呢吧？”
徐蔓走到门口，回头笑了笑：“愿赌服输，有什么好开玩笑的。我先走了，头疼。”
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看着面前那一叠叠厚厚的现金，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我不是傻子。徐蔓虽然装作喝醉了，但她眼神清醒得很。她出牌的时候，好几次故意把底牌露给我看，引导我出对路子的牌。
她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她是故意把这笔钱输给我的。
这九万块钱，我拿去给母亲交了住院费，也把学校的学费补齐了。
因为这笔钱，我才没有在那个大三的冬天流落街头。这份恩情，被我死死地刻在了骨子里。
大学毕业后，也就是二零零六年。我带着简单的行李，一个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去了深圳。那时候的华强北就像一个巨大的、永不熄灭的熔炉，到处都是机会，也到处都是陷阱。
我从最底层的跑腿小弟做起。每天背着一个大帆布包，在各个电子柜台之间穿梭，汗水把衣服浸透了一遍又一遍。
我没日没夜地拼命。别人嫌累不愿跑的单子，我跑；别人嫌利润低不愿接的活，我接。
起初的几年，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但我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我想出人头地，我想把当年欠的债还上。
到了二零一零年，我终于在华强北有了自己的一个小柜台。接着是自己的档口，再后来，我注册了自己的电子元件贸易公司。
生意越做越大，到了二零一三年，我的身价已经过了千万。我在深圳买了房，出入都有了专门的司机。
而这期间，徐蔓留在了我们读书的那个北方城市。
刚毕业的那一两年，班级群里偶尔还有她的消息。听说她接手了她父亲的机械加工厂，干得有模有样，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富家女。
我曾想过回去找她，把当年那九万块钱还了。但转念一想，人家根本不缺这点钱，我现在回去，倒显得像是有了钱故意去显摆。
渐渐地，我和大学同学断了联系，徐蔓的消息也听不到了。
时代的浪潮说变就变。二零一四年年初，国内的传统实体制造业迎来了巨大的冲击。
我是做电子贸易的，对市场的变化最敏感。那阵子，不少内地的老牌加工厂因为设备老化、转型失败，成批成批地倒闭。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从一个偶尔联系的老同学那里，听到了徐蔓家的消息。
徐蔓父亲的机械厂为了赶规模，盲目扩大生产线，结果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合同诈骗。对方卷了几个亿的原材料款跑路了，留下一屁股烂账。
徐蔓家的工厂在一夜之间停产。银行催贷，供货商堵门，底层的工人因为拿不到工资，天天在工厂门口拉横幅。
徐蔓的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整个人瘫痪在床。
所有的重担在一瞬间压在了徐蔓一个人的肩膀上。
为了躲避那些手段激进的底层债主，徐蔓把名下的房子、车子全卖了。但那点钱对于巨大的债务漏洞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她断绝了和所有同学朋友的联系，换了手机号，在人间蒸发了。
二零一四年的冬天，临近春节。我坐飞机回北方老家处理一批积压的电子订单。
那几天，北方刚好赶上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暴雪。漫天的大雪把整座城市都盖得结结实实，路上的车走得比乌龟还慢。
那天下午，我办完公事，司机开着奔驰车送我回酒店。车子行驶到市中心的一座老高架桥下时，前面的车堵死了，动弹不得。
车厢里开着暖风，放着轻柔的音乐。我有些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转头看向窗外。
高架桥下面是一个半开放的桥洞，平时有些卖小吃和修鞋的在那摆摊。
因为下大雪，摊位早就散了。但在漫天风雪里，那里却围着一圈人，吵吵嚷嚷的，动静闹得挺大。
我无意间摇下一点车窗。寒风夹着雪花瞬间灌了进来，连带着过来的，还有粗鲁的叫骂声。
“少废话！今天不给钱，你哪也别想去！”一个粗暴的声音喊着。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几个披着军大衣、满脸横肉的男人，正把一个女人围在中间。
那几个男的手里拎着账本，唾沫横飞，不停地用手推搡着那个女人。
那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样式有些过时的旧羽绒服。她戴着一顶毛线帽子，帽子上全是白雪。
她冻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但她的身体挺得笔直，手里死死地抱着一个有些破旧的公文包。
“我说了，现在真的没钱。厂里的账目正在清算，有钱了第一个还你们。”女人的声音在风雪里显得很单薄，但异常倔强。
听到这个声音，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下。
我猛地推开车门，连伞都顾不上打，直接踩着厚厚的积雪冲了过去。
离得近了，我终于看清了那张脸。
那张曾经在大学校园里惊艳了无数人的脸，此时落满了雪花，眼角带着浓浓的疲惫和青黑，嘴唇冻得发紫。
这真的是徐蔓。那个曾经骑着摩托车、身上带着雪花膏香味的徐蔓。
一个讨债的男人见她不给钱，有些急眼了，伸手就去夺她怀里的公文包：“装什么清高！包里是什么？拿来抵债！”
徐蔓死活不撒手，整个人被带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雪地里。
“住手！”我大吼了一声。
那几个男人转过头，看着气势汹汹冲过来的我。我身后，我的司机也急忙跟了过来，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我直接挡在徐蔓的身前。把我身上那件昂贵的毛呢大衣脱下来，劈头盖脸地裹在了她单薄的身上。
徐蔓愣住了。她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我。
“方建国？”她有些不敢置信地吐出这三个字，声音颤抖得厉害。
“是我。”我看着她，心里一阵阵地发酸。
那几个底层讨债人围了上来，打量了一下我的穿戴，又看了看停在路边的奔驰车，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哥们，你是她什么人？她家欠了我们兄弟几个二十万工钱和材料费，拖了半年了。”
我没有废话，直接从内兜里掏出支票本。在冰天雪地里，我用钢笔刷刷写下一串数字，然后撕下来，啪地拍在带头那个男人的胸口上。
“这是二十万现金支票，随时能去银行兑。拿着钱，马上给我滚。”我的声音冷得像地上的冰块。
那几个男人接过支票，仔细看了看，又面面相觑了一阵。确定是真的后，他们没再说什么，转头扎进雪幕里走了。
天桥底下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风吹过桥洞的呜呜声。
徐蔓站在那里，身上裹着我的大衣。她看着我，眼泪终于在眼眶里打转，但她硬是咬着牙，没让泪水掉下来。
“方建国，我不用你可怜我。”她低着头，声音很轻，却带着当年的那股傲气。
我走上前一步，直视着她的眼睛。雪花落在我们彼此的肩膀上。
我看着这个曾经帮过我的女人，一字一句地对她说：“徐蔓，这不是可怜。当年在包间里，你故意输给我九万块，那笔钱救了我妈的命。今天，你家的债务，我来给你还！”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留在了这座城市。
我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找了最专业的法务和会计团队，开始全面介入徐蔓家的债务危机。
徐蔓父亲的工厂账目极其混乱。除了银行的几千万大额贷款，最难缠的是那些零散的供应商、民间借贷以及工人的血汗钱，总额加起来有五百多万。
那些债主天天去医院闹，徐蔓根本无法安心照顾她父亲。
我直接在市里的酒店包了一个大包间。把所有拿着欠条的债主全部召集到了一起。
“我是徐蔓的债权代理人。今天叫大家来，就是结账的。”我坐在桌子后面，面前堆着几百万元的现金和已经开好的银行本票。
那些债主起初不信，等真正拿到钱、在结清证明上签字盖章的时候，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我雷厉风行地把这些账面上高达数百万的零散债务全部清偿完毕。每一个拿到钱的人，都必须签署一份“债务结清证明”，保证以后绝不再找徐蔓家的麻烦。
不仅如此，我还动用关系，把徐蔓瘫痪的父亲转到了省里最好的疗养医院，预缴了一年的医药费和看护费。
看着手里那一叠厚厚的、盖满了公章的“债务结清证明”，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畅快过。
我终于报答了当年的恩情。我甚至在心里盘算着，等这两天忙完了，就正式向徐蔓表露心迹，然后带她和她父亲一起回深圳。
在南方那个温暖的城市，我可以给她提供最好的生活，让她重新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徐蔓。
可就在我帮她拿到了所有“债务结清证明”的当晚，徐蔓却只留下一封信，在医院和酒店里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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