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9年的春天，下湾村的土路上扬起了一阵罕见的汽车尾气。
村长说县里新来的大领导要下乡考察，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没人想到，那辆挂着小号牌的黑色吉普车，会无视夹道欢迎的人群，径直停在我家那摇摇欲坠的篱笆墙外。
更没人想到，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推开车门，眼眶通红地朝我走来。
这事儿，还得从十三年前那个连唾沫都能冻成冰碴子的冬天说起。
1976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冷得透骨。
我叫周长生，那年刚满十六岁，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
那时候的下湾村穷得叮当响，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来的都是咽菜糊糊的味道。
每天天还没亮，村头的大喇叭就开始嗷嗷地广播。
寒风顺着糊着旧报纸的窗户缝往屋里灌，冻得人骨头缝都是疼的。
村里最冷清的地方，还要数村西头周德发大爷家的院子。
德发大爷论辈分是我亲堂伯。
他早年间在镇上粮站当过会计，是个一辈子不占公家一分便宜的老派人。
可世道就是这么捉弄人，就因为他心太实，不肯给上面的人做假账，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就结结实实地扣了下来。
从那以后，德发大爷就成了村里人避之不及的瘟神。
往日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主事，如今那院门前却连个鬼影都没有。
大爷的腿在被批斗的时候让人用棍子打坏了。
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一瘸一拐的，右边肩膀高高地耸起。
他家里只剩下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堂哥，叫周志远。
志远哥原本是个爱笑的人，从小学习成绩全校拔尖。
自从家里出事后，他整天低着头，像个哑巴一样跟在大爷身后扫大街。
村里有个叫赵大栓的，平时最爱干些落井下石的勾当。
赵大栓以前偷生产队的棒子面，被德发大爷当众严厉训斥过。
这会儿见大爷落了难，赵大栓的尾巴便翘上了天。
有一回下大雪，我亲眼看见赵大栓带着几个二流子把德发大爷围在谷场上。
赵大栓流里流气地嗑着瓜子，把带痰的瓜子皮故意往德发大爷破烂的棉袄上吐。
德发大爷没吭声，只是默默地用冻僵的手把瓜子皮一点点拨掉。
志远哥红着眼睛想要冲上去拼命，却被大爷死死拽住了胳膊。
那一幕，像一根长满倒刺的荆棘一样扎在我十六岁的心口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热炕头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的风刮得跟狼嚎似的。
我脑子里全是志远哥那双冻得生了厚厚冻疮、往外流黄水的手。
他们家被搜刮得连一粒过冬的陈化粮都没剩下。
连烧炕的柴火都被大队收走了，这父子俩是怎么熬过那些漫漫长夜的。
我翻了个身，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网看。
身旁的母亲已经传来了均匀的鼾声。
我咬了咬牙，偷偷摸下了炕，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泥土地上。
我走到外屋的灶台前，摸黑掀开了蒸笼的盖子。
那是个要命的年代，谁要是敢明着接济德发大爷家，保准没有好果子吃。
我爹死得早，是我娘一口干粮一口水把我拉扯大的。
我不能连累我娘，更不能让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再遭灾。
可是，人活着总得凭点良心，不能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
灶屋的碗橱最里头，用一块干净的粗布包着我娘过年时咬牙蒸的两个白面馒头。
那是留着大年初一祭祖用的，平时谁也不敢多看一眼。
我咽了一口唾沫，心跳得像是在胸腔里打鼓。
我颤抖着手，从咸菜缸旁边拿了一块干透的棒子面窝头。
我小心翼翼地解开粗布，把其中一个白面馒头换了下来，再把窝头塞进去包好。
白面馒头软绵绵的，拿在手里还能闻到一股久违的麦香味。
我把它死死地塞进贴身的棉袄兜里，感觉肚子那块地方被捂得滚烫。
我穿上破胶鞋，轻轻推开院门溜了出去。
外头刚下过一场大雪，月亮惨白惨白的，照得雪地有些晃眼睛。
我缩着脖子，顺着各家的墙根一路摸到了村西头。
赵大栓那帮基干民兵晚上会戴着红袖标巡夜。
要是被他们逮住，给我扣上一顶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我不死也得脱层皮。
我躲在老槐树后头，屏住呼吸听了听动静。
除了北风穿过枯树枝发出的呜咽声，村子里安静得可怕。
我蹑手蹑脚地靠近大爷家那堵塌了一半的土墙。
院子里黑灯瞎火的，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还带着我体温的馒头。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越过土墙狠狠地扔了进去。
“吧嗒”一声轻响，那是馒头掉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没敢多留一秒钟，转过头拼了命地往家里跑。
冷风灌进我的脖腔子，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冷。
直到钻进被窝，我的牙齿还在紧张得直打架。
第二天早上，我在路口远远看见志远哥扶着德发大爷去大队部干活。
大爷的脸色虽然还是蜡黄，但走路的步子似乎稳当了一些。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从那以后，只要家里有能省下来的吃食，我都会在深夜行动。
有时候是半个红薯，有时候是一小块玉米面饼子。
我总会趁着夜色，像做贼一样把东西扔进那个破败的院子里。
有一次，我刚把半个掺了糠的馍扔进去，土墙那边传来了一阵极力压抑的哭声。
我知道那是志远哥的声音。
但我不敢出声，只能死死咬着嘴唇，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这场漫长又危险的秘密接济，一直持续到那个难熬的春天到来。
谁也没有戳破这个秘密，我们默契得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一转眼的功夫，十三年就这么在日出日落中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世道变了，包产到户的春风吹遍了下湾村的每一个角落。
村里的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伙儿的肚皮渐渐鼓了起来，脸上也见到了笑模样。
可是，德发大爷没能熬到好日子完全铺开的那一天。
1979年的初秋，大爷在睡梦中闭上了眼睛，走得很平静。
办完丧事那天，志远哥背着一个破得辨不出颜色的铺盖卷，连夜离开了村子。
走的时候他谁也没告诉，连个招呼都没打。
村里老一辈的人叹息着说，志远这孩子心气高，是被这片穷乡僻壤伤透了心。
大家都觉得，他怕是死在外头也绝对不会再回来了。
日子像河水一样滚滚向前，我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
经亲戚介绍，我娶了邻村一个叫秀芝的姑娘。
秀芝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皮肤晒得微黑，但手脚麻利，心地十分善良。
我们生了个大胖小子，分了五亩责任田。
每天的生活无非就是围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外加那几亩庄稼地打转。
日子过得就像温吞水一样，没啥大波澜，但也算得上安稳踏实。
我娘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每天只能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帮着剥点花生打发时间。
我就和秀芝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刨食，想着多打点粮食供孩子将来念书。
随着年月增长，下湾村也渐渐分出了三六九等。
当初那个爱欺负人的赵大栓，不知道走的什么亲戚门路，干起了倒卖木材和化肥的买卖。
没几年的功夫，赵大栓家就推平了旧土房，盖起了村里第一座气派的大瓦房。
他不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还骑上了一辆锃亮的嘉陵摩托车。
每天傍晚吃过饭，赵大栓家那宽敞的院子里都挤满了看电视的乡亲。
赵大栓就坐在正屋的太师椅上，磕着西瓜子，满嘴喷着唾沫星子吹嘘他在县城里的见闻。
很多村里人为了能蹭个好位置看电视，都会故意顺着他的话头拍马屁。
我看不惯他那副暴发户的做派，所以极少去他家凑热闹。
秀芝有时候在灶台前切菜，会忍不住抱怨我。
“长生，你就是个榆木疙瘩，人家大栓现在混得风生水起，你咋就不知道去走动走动呢。”秀芝把菜刀剁得案板当当响。
我总是憨憨地笑笑，低头洗去满手的黄泥巴。
“咱们凭自己的力气吃饭，不偷不抢不巴结，晚上睡觉才踏实。”我拿毛巾擦了擦脸。
秀芝叹了口气，没再接话。
她也就是随口抱怨一说，骨子里其实比谁都心疼我。
每天晚上从地里回来，她都会雷打不动地给我端来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
“快烫烫脚，解乏。”她总是这么轻声细语地说。
村里的土路还是那么坑洼不平，每逢下雨天就泥泞得下不去脚。
偶尔遇到农闲的时候，我路过村西头那个早就塌成平地的破院子，心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志远哥。
十三年了，他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江大河，彻底人间蒸发了。
我有时候蹲在田埂上抽旱烟，会忍不住想他在外头是不是也过得艰难。
我想象不出他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在他生病时给他倒碗热水。
但我心里清楚，我们终究是走在两条道上的人了，这辈子估计很难再有机会见上一面。
生活就像一个推着磨的驴，蒙着眼睛只能一圈一圈地往前走。
直到那个平地惊雷般的消息突然传遍了下湾村。
这消息不仅打破了我家平淡如水的日子，也彻底掀翻了赵大栓那高高在上的虚荣。
1989年的深秋，下湾村被一层金灿灿的玉米秆包围着。
村里的小道上，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庄稼味儿，还有各家各户烟囱里飘出的烟火气。
就在一个极其寻常的晌午，一个惊天动地炸雷般的消息，被村长的大喇叭喊得震天响。
“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明天，咱们县新任的周县长要来咱们村调研视察！”
村长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细，透过老旧的广播，带着一阵刺耳的电流声。
“这可是咱下湾村开天辟地头一回！全村都要打扫卫生，家家户户把门前的土堆清了，谁要是给咱村抹了黑，看我不揭了他的皮！”
这消息像是一瓢冷水倒进了滚烫的油锅，下湾村瞬间炸开了。
周县长？
姓周？
村里的周姓是大姓，可大家伙儿在大脑里搜寻了个遍，也没想出哪个周家的后代能有这么大的出息。
赵大栓这下可忙活坏了。
他穿着那件平时舍不得穿的皮夹克，腰里别着传呼机，在村委会进进出出，张罗着要给县长办欢迎宴。
他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叉着腰吐出一口浓痰，得意洋洋地对围观的人说：
“我早就听县里的哥们儿说了，这位周县长年纪轻轻，那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出身，前途无量啊！”
我正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路过大槐树时，赵大栓斜着眼瞅了我一眼。
“哟，长生啊，还忙活你那几亩薄地呢？”
赵大栓剔着牙，语气里满是嘲弄。
“明天县长下乡，你那破屋就在路边上，别怪我没提醒你，把你那漏水的篱笆墙整整，别让领导看了寒心。”
我没搭理他，闷着头往家走。
秀芝正在院子里晒干菜，见我回来，赶忙接过锄头，压低声音问我：
“长生，你听说了没？县长要来咱村。”
我点点头，坐在马扎上卷了一根旱烟。
“听说了，村长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了。”
秀芝搓了搓手，眼里闪过一丝不安，又带着点儿好奇。
“你说，这县长也姓周，会不会是……”
她话没说完，自己就先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
“瞧我这脑子，想啥呢。要是真有那缘分，咱家也不至于穷成这样。”
我知道她在想谁。
那是我们两口子藏在心底深处，偶尔才会提起的影子。
那个十三年前在漫天大雪中消失的少年。
可我心里清楚，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会把那个“成分不好”的落难娃，和高高在上的县长联系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盯着黑漆漆的房梁。
我想起了德发大爷临终前那双浑浊的眼，想起了志远哥走时那个瘦削得让人心疼的背影。
如果德发大爷活着，看到现在的日子，该有多好。
他那样的硬骨头，本不该受那样的罪。
我翻了个身，心里莫名地有些发紧。
我怎么也想不到，明天那场所谓的“视察”，会彻底颠覆我的一生。
第二天一早，下湾村像是过年一样热闹。
赵大栓组织了一帮人，在村口拉起了红布横幅，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欢迎领导莅临。
村长和几个村干部换上了压箱底的的确良衬衫，皮鞋抹得锃亮，站在村口伸长了脖子望。
我照旧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衣裳，打算去后山割点干草给羊垫圈。
还没出门，就被赵大栓给拦住了。
“长生，你这人咋这么没集体荣誉感呢？”
赵大栓瞪着眼睛，指着我的衣裳。
“今天领导来，你穿成这样晃荡啥？回屋待着去，别出来丢人现眼！”
我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
“我干我的活，又不挡县长的路，丢谁的人了？”
“你！”
赵大栓气得想发作，可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让他顾不上我了。
“来了！来了！快，鼓掌！响炮！”
随着赵大栓的一声令下，村口顿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鞭炮声。
两辆黑色的吉普车打头，后面跟着一辆中巴，慢悠悠地顺着土路开了进来。
村口顿时黄烟四起，赵大栓像只哈巴狗一样迎了上去。
第一辆车的车门开了。
车里走下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男人。
那人约莫三十五六岁，身材魁梧，戴着副金丝边眼镜，虽然面容儒雅，却透着一股子威严。
赵大栓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赶紧伸出两只手想去握。
“周县长！哎呀，欢迎周县长下乡指导工作，我是赵……”
那个被称作周县长的男人，礼貌却疏离地跟他碰了下手，目光却并没有在赵大栓和村干部身上停留。
他的视线在人群中搜寻着，眉头微微皱着，似乎在寻找什么。
大家都愣住了。
按照惯例，领导下车不是应该先听村长汇报，然后去大队部喝茶吗？
可这位周县长却像是在赶时间。
他推开了簇拥着他的众人，抬脚就顺着那条破旧的土路往里走。
“县长，县长，那边是大队部，茶都泡好了……”村长在后头小跑着跟着。
周县长没理会，他的脚步越来越快。
他走过赵大栓那气派的大瓦房，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走过村里的谷场，走过那棵老槐树。
最终，在那辆黑色吉普车的缓缓跟随下，它停在了我家那破旧的篱笆院墙前。
那一刻，全村人都傻眼了。
赵大栓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张着嘴像个离水的鱼。
我当时正抱着一捆干草站在院子里，秀芝也傻傻地站在台阶上，手里还拿着个没擦干的瓷碗。
那个男人站在我家门口，他的手死死地抓着篱笆门，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的眼睛后面，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蒙上了一层水汽。
他就那样定定地看着我，嘴唇剧烈地颤抖着。
四目相对。
我手中的干草“啪嗒”一声掉在泥地上。
那双眼睛，那即使过了十三年，即使添了许多沧桑，却依旧透着一股韧劲和正直的眼睛……
“志……志远哥？”
我试探着，用极低的声音唤了一声。
那个高高在上的县长，在听到这两个字时，肩膀猛地一耸。
他大步跨过那道低矮的门槛，一把抓住了我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
他没有理会身后那些目瞪口呆的官员和邻居，更没有理会惊得说不出话的赵大栓。
他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厉害，第一句话就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说：
“长生，我找了十几年，终于能当面跟你说一声……当年那口救命的馒头，我这辈子都没敢忘。”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眼角往下淌。
志远哥没再说话，只是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他突然转过身，从随行秘书手里拿过一个一直随身携带的布包。
那是一个用旧蓝色粗布包着的包袱，外面还套着几层油纸，看起来沉甸甸的，被他护在怀里，像是护着什么稀世珍宝。
他把布包塞进我手里，眼里的情感复杂得让我看不透。
“这么多年，我一直攒着这股劲儿。长生，这是我给你的报答，也是给德发大爷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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