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全七卷），贺圣遂、李梦生主编，宁波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在今天的历史研究领域中，全球史研究发展迅猛，其基本涵义既有从全球视野出发来研究全球史，以区别于从国别或专业领域等视野出发的全球史，同时也有研究者语境的全球化问题，即来自全球各地研究者带来的是围绕全球史研究的不同学术传统、立场、观念和研究方法。这两种基本涵义汇集在一起，使全球史与区域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区域方法论与跨国方法论之间相互交织。在这种研究趋势中，我们有理由特别关注全球史与东亚历史研究的关系，就如“京都学派”的权威学者宫岐市定所讲的，“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区域层面而言，世界历史上的亚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宫岐市定《亚洲史概说》，谢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第8页）另外，滨下武志的研究指出西方为了在亚洲建立贸易关系而采取了与亚洲内部朝贡体系合作的模式；杉原熏也提出亚洲内部的贸易以及多地区经济交流是促成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应该说，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东亚”与在192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缘政治学的那个“东亚”概念是必须区分开来的。子安宣邦曾经指出：“为了能够重谈这个‘东亚’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与帝国日本一起诞生的这个概念的谱系，必须看清这个概念的消亡过程。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保证重新兴盛的这个概念，不会成为由帝国日本主导的亚洲广大区域之幻想的死灰复燃、不会再出现帝国亡灵式的话语。”（子安宣邦《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3页）这段话放在今天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局势中来看，更有现实的针对性。也正是在历史地理的概念上，历史学家堀敏一强调希望“把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作具有一定的结构的历史世界来把握”（见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前言”，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学者葛兆光的研究不仅使东部亚洲海域史成功地成为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更为强调了全球史意义上的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由葛兆光主编、汇聚了二十多位学者之力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全三册，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丛书，2024年4月）的研究视野与叙事框架超越了国家和以往的政治史观，克服了各种中心主义的影响，讲述的是一部全球的、联系的和互动的大历史。“从中国出发”这个提法“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出发，绝不意味着站在中国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去讨论全球史”（下册，1511页）。这就正如斯文·贝克特、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主编《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的导言所讲的：“全球史注重跨越边界的联系，同时参与空间转向，因此它并不认为国家或区域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天然范围。它批评欧洲中心论，倾向于一种关系史——认为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相互影响，而不是认为影响是单向的。”（《全球的全球史》上册，梁跃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6页）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西方学界对于东亚历史上的地缘政治与宗藩关系较多从全球史观的视角中弱化“主权归属”和民族主义叙事，回避敏感的冲突性议题，而试图从文化史、跨国史的视域中研究东亚现代转型与秩序重建的议题。
无论如何，从东亚史到全球史，单一的国别史问题已经难以自洽，单一的历史学或国际法理学也难以解决多元的、复杂的历史语境所带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诸如东亚宗藩体系、近代殖民主义、战后国际法和族群原住民主体性等层面上，单方面强化某种固化的、对立的立场和片面执着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已经被证实难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此，避免预设某种结论、穷尽所有真实史料的历史事实考证，已经成为在历史学与国际法理学之间有效对话的基本途径。而在这个层面上，来自相关各国、各地区和各种书写语言的史料文献整理与出版已成为重要的基石。
正是在这样重要的学术背景中，当我们读到由著名出版家贺圣遂和李梦生主编的《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宁波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更能认识到这套史料集成在当下的全球史-东亚史-中国史研究场域中的重要意义。全书以繁体点校的方式，完整收录现存于国内已刊刻或整理印行的有关琉球王国的汉文文献，共计一百五十余种，近二百八十万字。全书分七卷，包含四大部分内容：
一是历朝使琉球记述，包括出使琉球记录及有关琉球的地志、史志十六种，诗文集六种；编者指出：“本部分所收为历次受朝廷任命出使琉球的使臣及其幕僚所作的出使记录及有关琉球的志书、杂记、诗文。这些著作均系作者亲历其地的所见所闻，因而也是现存中国人有关琉球的记载描述的文献中最可靠也最全面的部分。”（第一卷，编辑说明，第4页）事实上，自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受封入贡以后，明清两代屡派使臣前往琉球以行册封赏赐之礼。现存最早的是嘉靖十三年（1534年）陈侃、高澄出使归国后所作上呈帝览、留存史馆的《使琉球录》，以后使臣归国，除武臣外，均依例作出使录。如陈侃《使琉球录・群书质异》中有关于琉球官制的记述：“其君臣之分虽非华夏之严，而上下之节亦有等级之辨，王之下则王亲，尊而不与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霸港官，司钱谷也；次耳目之官，司访问也；此皆土官而为武职者也。若大夫、长史、通事等官，则专司朝贡之事，设有定员而为文职者也。”（第一卷，31页）于此可见琉球王国的官制在某种程度上意欲复刻明代中央文官体系，既有仿中原行政制度以运作政权之旨，恐怕也有在宗藩体系之中能够与上国更方便对接之意。
二是历朝有关琉球的专著，包括经部一种、史部正史类五种、别史类两种、杂史类两种、奏议类一种、地理类二十一种、职官类一种、政书类六种、子部两种；编者特意提醒读者，“不能不提的是子部所收的两种医书，其内容是琉球医生向当时苏州名医曹存心请教各种疑难杂症，曹存心所作的回答。书中病例多为多发于海岛炎热多湿地区的独特症状，于此可见当时健康状况，也反映了中琉两国在科学技术上交流已十分深入”（同上，第8页）。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琉球国史料的基础上可以深入挖掘的议题不仅是地缘政治史、外交史，同时更有科学技术史和文化交流史等广阔的研究场域。
三是《明实录》《清实录》及《筹办夷务始末》中的相关史料；编者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广泛，兼收并蓄，是研究中琉两国交往史的宝藏。
四是散见于史书、专著、诗文集、笔记、档案中有关琉球的记载论述，包括唐代三种、明代四十四种、清代四十六种。
上述每种文献均列有校点说明，不仅简要介绍了该文献基本情况，而且也时有对各种文献的相互品鉴辨析，起到很好的导读作用。如关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编者认为：“明代出使琉球，自洪武五年（一三七二）起，至此已有十余次，然所有出使数据，因礼部失火，荡然无存，故本书是存世最早的出使记，既无参考，又成书仓促，尚嫌疏略，清汪楫《使琉球杂录序》谓是书面世，‘于是中山风土间为学士大夫所称说，然其言弗质也’可谓的评。”（第一卷，第5页）至于清代汪楫撰《使琉球杂录》，“校点说明”中谈道：“汪楫为古文名家，记事简洁有序，一纠前录杂沓纠葛之弊，于所亲历之地、亲见之事，娓娓述来，使人如入其境。其学问渊博，故对前人所记多有辨析，如云久米村国人多写作‘籴村’，读‘枯米所’，乃琉球语读久为枯，村为所，证以中华韵书；辨旧录三清殿实为天尊庙，祀雷神普化天尊，均凿凿有据。然所记山川、岛屿名，仍得之于传闻为多，为后编志书所批驳不采。……自明陈侃《使琉球记》（‘记’字应为‘录’字之误）以来，历次使臣所著，多缕述前录，而汪楫此录很少直接地、成段地征引前录，使本书记事清晰明快。前录多将历朝奏疏、论祭文、敕封文等列为首卷，本书则仅将此次出使有关奏疏另编为《册封疏钞》附于书后，一清眉目。凡此，均见作者创意不凡。”（第二卷，第3-4页）汪楫撰《使琉球杂录》与陈侃《使琉球录》等出使记录的体例文风等异同亦于此可见。
该书编纂工作启动于2016年4月，先后列入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8年浙江省重点出版物出版计划、浙江省“十三五”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值得关注的是，宁波出版社作为城市和媒体双重特色的综合性出版社，很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曾先后出版《四明文库》《宁波通史》等古籍丛书。
琉球国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接受中国封王、列为藩属，长期深受中国汉文化的影响，因此传世琉球史料中最多、最重要的文献都是汉文。葛剑雄介绍说，除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一辑）之外，还有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明清档案》、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 （二至七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的《军机处档案》《内阁题本》等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整理的各种档案等，加上正在整理编辑的《历代宝案》和这部《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的问世，有关琉球的汉文文献史料已经收罗殆尽，世人将可查阅全部汉文琉球史料（第一卷，序，第1页）。
这里谈到的《历代宝案》，是琉球官员记录和汇编琉球与中国明清两朝往来公文之总集，由琉球王室组织编辑宫中所存文件而成，全部以汉文书写。贺圣遂介绍说，从1372年到1879年，中琉交往五百余年，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档案资料。《历代宝案》就共分三集，收文始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止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前后历时四百四十三年。《历代宝案》的内容丰富，包括明清两朝中国皇帝敕封、祭祀、谕令琉球历代国王的诏敕及琉球谢恩、入贡、祝贺等表奏；中国礼部落实皇帝诏令与有关琉球入贡事宜的咨文及琉球国的复文；福建布政使司向琉球传达皇帝诏旨、礼部咨文，琉球国回复相关咨文，以及入关入贡、承继、派生入学、颁发历书等来往咨文；两国有关贸易及免税等事务往来咨文；琉球国遣使入贡、谢恩或送回难民颁发给所乘船只及使臣的符文、执照等诸多方面，皆属第一手资料，内容连贯丰富，对于研究中琉交往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浩繁卷帙见证中琉紧密交往——专访〈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主编贺圣遂》）。目前，贺圣遂带领团队对《历代宝案》全书整理校点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眼下正在出版过程中。
这套《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的编纂工作充满艰辛。正如葛剑雄教授在序言中所讲，“要将分散在浩如烟海、数以万卷计的中国古籍中相关史料辑录出来，不仅需要持之以恒的苦功，大海捞针的技巧，更需要敏锐的鉴别能力，尤其是对一些并非直接却有价值的史料。如《清实录》卷帙浩繁，琉球史料仅其中极小部分，且大多散见各年，编者逐年钩稽罗列，形成完整的官方记录”（序，第一卷，第1-2页）。两位主编既是著名出版家，同时也是古籍整理专家。曾担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贺圣遂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84年调入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期间曾赴杭州拜访国学大师姜亮夫，并跟随蒋天枢研读《说文解字》。李梦生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历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辑等职，曾担任《全元文》副主编，点校、笺注多种重要古籍。201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在贺圣遂的主持下曾出版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一辑），收录了琉球人用汉文编著或刊印的文献。《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则是完整收录了中国人编纂著述的有关琉球国文献，前后两部文献集成相互补充，为研究琉球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汉文史料。主编贺圣遂感慨地说：“自隋朝以来1400多年，中国与琉球官方及民间交往的各类文献，如此丰富，浩如烟海，怎能不令人感叹中琉友谊之源深流长，历史上的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对琉球发展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浩繁卷帙见证中琉紧密交往》）
关于出版这套点校本《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的重要意义，葛剑雄教授在“序”中明确指出：“在中日关系和东亚格局的研究中，琉球史料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琉球早已被日本吞并，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美国已将冲绳的行政管辖权归还日本，琉球历史依然是一个相当敏感、错综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着眼当前，还是面向未来，历史事实总是绕不过的前提。《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为我们了解、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贺圣遂、李梦生等先生多年的编校之劳和这项重要成果理应得到格外重视和充分肯定。”（第一卷，第2页）这里说到二战后的琉球历史的敏感与复杂，使我想到的是在我们成长的年代中，“冲绳”这个概念是最先知道的，后来才知道“琉球”，这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们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直接有关。后来进大学读书，才开始知道一点琉球群岛的历史。
琉球群岛是分布在台湾东北与日本九州岛西南之间的弧状群岛，由大小五十多个有名称的岛屿和四百多个无名小岛组成。作为国家的“琉球”是指十二世纪在琉球群岛出现的南山、中山、北山三国，至十五世纪中山国建立统一的琉球王国。有文字记载的琉球历史可追溯至中国《隋书·东夷传》中关于“琉求国”的记载。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琉球中山王察度首次派遣使臣赴明进贡，开始奉中国正朔，向中国朝贡，正式建立了中琉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自周秦以来历代中原王朝与地区政权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宗藩关系，明清时代的宗藩关系具有某种制度化特征，核心是册封与朝贡制度。藩属国尊中国为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新君需经中国皇帝正式册封才具统治合法性，册封仪式包括颁赐诏书、印玺、冠服和仪仗等。藩属国则定期派遣使节，携带贡品赴中国朝觐，如琉球是两年一贡，中国王朝通常实行“厚往薄来”，回赐物品价值远超进贡。史载，清朝的属国主要有安南（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泰国）、南掌（老挝）、朝鲜、琉球、苏禄（菲律宾的一部分）等。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熟习的历史事实叙事，但同时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把“属国”与“自主”的概念放在错综复杂和充满变化的中、日、朝三国历史语境中阐释，力图通过在概念与史实之间相互辨析的研究方法，澄清在宗主国与属国之间外交话语的含混表述中的确切涵义。比如他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概念的准确性怀疑，认为应改为“朝贡体系”；同时他认为即便是“朝贡体系”这一概念也是“没有熟读史料、缺乏史实根据的一种假说。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论调已经成为当下的通论，不但在各处毫不怀疑地被引用，还被提供给一般公众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笔者不得不对此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仍需要立足于史料和史实加以确认的命题”（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三联书店，2012年，11页）。是耶非耶，都值得思考。无论如何，冈本隆司指出在史料与历史叙事中的概念使用的复杂关系，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就以“属国”概念下的琉球国外交政治而言，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接受中国封王、列为藩属之后，琉球王国作为属国的表现颇为正常。清朝统治中原以后，琉球王国一依明制而奉中国正朔，受册封及二年一贡从无间断。但是有学者的研究指出，这时琉球王国本土由于不断受到日本势力的侵袭和渗透，事实上已是“两属”。其内政全受制于日人，民间风俗也逐渐日化。只有每当清使将临时，日本人在琉球者才事先走避。这种明属中国、暗属日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不过在咸丰三年（1853年）琉球与美、法、荷兰订立通商条约时，仍然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外藩，使用清朝的年号正朔及文字，只把日本称为自己的友邦（李则芬《中日关系史》，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253页；转见郑海麟《钓鱼台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16页）。当其时琉球王国的这种摇摆态度不难发现，但是“两属”这个概念确实是指向冈本隆司念兹在兹的“属国”与“自主”之间的灰色地带。但是冈本隆司在他近年的研究论文中对于“双属”观点仍然提出商榷的意见，他认为“双重从属”这一概念是一种方便的解读，但是这一框架对于理解十九世纪围绕该王国地位的历史进程和争论来说，是不够的。事实上，虽然日本、中国和琉球都使用“双重从属”来指代琉球对于中日两国的态度，但是该词对各方的含义不同，不同的认知支撑着对于吞并事件的不同反应。因此，重新思考“双重从属”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东亚世界秩序“现代”转型过程的理解（冈本隆司：《重新思考琉球王国的“双重从属”》，载于《国际历史评论》，2025年，47卷，第3期）。这些讨论和争议对于深化和细化我们对于中琉两国“宗藩体系”的认知和叙事很有启发意义。
读《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的确深感应该重返历史语境，从原始史料中重新思考“朝贡体系”“藩属国”“宗主国”等概念的真实涵义。因此，首先要解决史料中的语言问题。正如葛剑雄所言：“查阅和理解琉球历史文献，除需具备一般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外，还必须了解、掌握其特殊用词用语、书写格式、相关习俗制度等。根据我有限的查阅范围，就曾发现其中有些汉字的含义和用法是琉球、日本所特有的，有的则是著录时就存在或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涉及礼仪、祭祀、出使、朝贡、爵职、姓氏、文书、方言、地名、用具、习俗、物产、航海、气候、水文、船舶等方面的词汇和句式。如仅根据一般通用的含义和解释，非但不能正确理解，有时连句子都点不断。《集成》虽不可能一一作出注释，已经以不同版本作了校勘，采用新式标点作了整理，为读者扫清了大部分障碍。”（第一卷，序，第2页）这里提出的关于“正确理解”的问题相当重要，关乎对中琉两国宗藩关系历史真相的确切认知。
据介绍，福建师范大学于1995年创立琉球学学科，以琉球地理、历史、文化及中琉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涵盖琉球起源、宗藩关系演变、日本吞并过程等领域，其学科定位与中国学、韩国学、日本学并列，去年该学科正式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资助计划。所谓“绝学”，通常指冷门或面临失传的重要学问。但是，琉球学的意义并不止如此，其“绝”不仅关乎学问，更关乎国事。一部琉球史发展到今天，从中琉宗藩关系到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国，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风云突起的钓鱼岛问题，以及今天冲绳列岛的“军事要塞化”的加剧趋势，琉球学关联着历史记忆与现实冲突，关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正义伸张。另外从学术层面来看，琉球学非但不“冷”，而且正与前面所述的东亚史、全球史研究大势相吻合，琉球国从宗藩体系转向被吞并的历史过程，正是东亚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琉球学”的重视，意味着中国学界在历史学与国际法理学双重视角中力图深入挖掘历史事实，以学术理性面向东亚历史叙事的争议与重塑。
琉球国的历史之变源自1609年日本萨摩藩的入侵，王国被纳入领属，但是仍然维持着与中国明朝政权的宗藩关系。日本吞并琉球国的第一步是在1872年单方面设“琉球藩”，继而在1879年更以武力强行设立冲绳县，琉球王国正式被日本吞并。二战结束后，琉球群岛被美军占领，至1972年美国向日本移交琉球管辖权，改设为“冲绳县”。从历史和国际法学来看，琉球国-冲绳县的演变一直存在争议；从琉球人民的意愿来看，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也一直存在。前面说过冲绳与琉球这两个概念在我们成长经历中先后出现的问题，其实比这两个概念更熟习的是钓鱼岛问题。现在检索一下，还可以看到《人民日报》1971年12月3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其中谈到：“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朝，这些岛屿就已经在中国海防区域之内，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而不属于琉球，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冲绳；中国与琉球在这一地区的分界是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中国的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在我国史学界关于琉球历史的研究中，钓鱼岛的历史归属问题无疑是一项重要议题，《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书中收录的历代出使记录包含对钓鱼岛等岛屿及中、外海域分界的描述，是重要而珍贵的历史史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郑海麟的《钓鱼台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是专门研究钓鱼台列屿问题的专著，书中引述了陈侃《使琉球录》、郭汝霖《使琉球录》、徐保光《中山传信录》的史料论证中、琉地方分界问题；引述郭汝霖《使琉球录》、孝崇业和谢杰的《使琉球录》、夏子阳《使琉球录》、汪楫《使琉球杂录》、周煌《琉球国志略》论证中、琉海域分界的问题，证实历史上的钓鱼台列屿不属于琉球而是属于中国（郑海麟《钓鱼台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25-30页）。国际法专家管建强也特别强调从中国明清两代出使琉球的官员记录中获取关于中琉两国交界的记载，从而证实钓鱼台列屿属于中国管辖。他也历数了明代陈侃、高澄《使琉球录》，郭汝霖、李际春《 （重刻）使琉球录》，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胡靖《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清代张学礼《使琉球录》，汪楫《使琉球杂记》，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周煌《琉球国志略》，李鼎元《使琉球记》，齐鲲、费锡章《徐琉球国志略》等文献，指出：“它们皆对台湾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在内的东北诸岛作了详细记录，其中特别记述了航海程次、‘黑水沟’海象，以及以‘沟’为中流海界、册封使船出境入境过‘黑水沟’祭海的传统制度。所有册封使之记录有力地证明：中国出使琉球之官员和兵役人等，皆具有明确的区分中琉宗藩两国疆界意识并确知‘黑水沟’为中琉之间的天然国界。”（管建强《中日战争历史遗留问题的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307-308页）正如前几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所讲的：“这些尘封在古籍中的文字，不仅记录了500多年的友好交往，也为今天的主权主张提供了不可撼动的证据。历代使臣的出使记录中，详细记载了航海针路、船只规模和罗盘、沙漏等航海仪器的使用，其中对钓鱼岛等岛屿及中外海域分界的描述，在今天依然是界定中国领海的历史铁证。”（《〈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冷门“绝学”背后的历史真相》，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2026-07-10）
这就是在东亚史研究中的琉球岛影，所映照着的是不灭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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