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①《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徐宗尧条目）
②《北京市志·公安志》（北京出版社，1995年）
③《冯基平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④百度百科"徐宗尧"词条（引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
⑤《北平，1949，秘密战线的起义》（人民网党史频道，引源：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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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的北平，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夜晚。
弓弦胡同15号，灯还亮着。
窗外，北风卷着干雪粒子打在窗纸上，噼噼啪啪，像是催命的急鼓。
城墙外，解放军的营地星星点点，平津战役的炮声一阵轻一阵重，偶尔传进来，在这座沉默的院子里回荡一圈，又消散在夜里。
屋子里，一个穿着厚棉袍的男人俯身趴在桌上，面前摊开的是一摞厚得像砖头一样的账册。
翻开来，密密麻麻写着数字、名目、编号——珠宝玉器、古玩字画、明清瓷器、金银器皿，一件一件，记录得详详细细，估价合计，价值高达法币7000亿元。
这个数字，放在1949年初的北平，足够买下整条胡同里所有的四合院，还有多余。
账册的主人叫徐宗尧，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
账册不是他的，里头的每一件东西也不是他的，那是历任北平站站长从汉奸手里没收来、又一件件登记造册存进库房的财物。
可此刻，它们全都摆在他面前，钥匙也在他手里。
他知道所有人在等什么——等他卷着这批东西，消失在那架南飞的军用飞机上。
那个年头，城里特务头子们的行李早就打包好了。
杨清植在张罗名单，王蒲臣在打听航班，毛人凤的电报里透着一股"各自保重"的意思。
飞南京、去台湾地区，离开这座被围住的城——这是所有人都会做的事，也是所有人都以为徐宗尧会做的事。
但他没有。
他盯着那摞账册，久久没有动。
[一]【从木厂学徒到军统少将：一条被裹挟的路】
1905年，徐宗尧出生在天津一户贫农家庭。
家里没什么钱，读书是奢望，孩子能吃饱就算对得起他了。
打小就被送去木厂当学徒，干的是手艺活，拿的是辛苦钱，一天下来手掌全是老茧，腰背也直不起来。
若是一直这样过下去，这辈子大约就是个手艺人的命。
但时局不给人过安稳日子。
1925年，军阀混战，东北军阀势力正在华北活跃。
徐宗尧跟着一个认识的奉军少尉，进了郭松龄的部队——东北陆军步兵二十七旅，在司令部参谋处当了一名文书中士。
文书，说白了就是写字员，既不打仗，也不拎枪，就是处理文件、抄写文书。论资格，是最底层的那种。
郭松龄这个人，在东北军里是个另类。
他治军严厉，公私分明，倡导军需独立，是军中少有的风格刚正的将领。
在他的部队里，真正靠军功升迁的人不少。
徐宗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爬起来的——从中士到上士，从上士到卡长，从卡长到中尉副官，再到少校军需官，每一步都是靠着实干熬出来的，没有背景，没有靠山。
1925年底，郭松龄举兵反奉，最终兵败被杀，东北军格局大变。
徐宗尧跟着时局浮沉，几经辗转，终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迎来了命运的另一个转折。
"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东北军被迫放弃家乡，大量撤入关内。
就在这段流离颠簸的岁月里，徐宗尧从军佐慢慢转为正式军官系列，凭着多年积累的军事履历，从上校团长一步一步做到热河先遣军暂编步兵第五旅少将旅长。
论资历，足足在东北军里混了17年，走过东北、内蒙、华北各地，打过日军，结识了不少军政人物，见过了大世面。
但有一道坎，他这辈子都迈不过去——他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这四个字，在那个年代就是一道隐形的天花板。
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头，论功行赏的时候排到末位。补给轮不到你，调配轮不到你，升迁看的是你上头站着谁，不是你在战场上做了什么。
徐宗尧的这17年，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处境里硬撑过来的。
他心里清楚这些，却没有别的去处。
1941年，一件事把他推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而且是被迫的那种。
那一年，他在前往重庆的途中，遇到了一个叫冯贤年的老相识。
冯贤年是军统少将，两人之前有过交往，此番路上重逢，冯贤年摊牌了——他是军统的人，同时把话说得很清楚：你和军统早就有过接触的记录，这件事若是传出去，后果自己想。
这不是邀请，是裹挟。
在军统面前，你要么加入，要么承担"暴露身份"的风险，两条路，没有第三条可选。徐宗尧没有办法，咬牙入了伙。
他被任命为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少将直属通讯员。
从此，这个在东北军里摸爬滚打了17年的老军人，成了军统系统里的一员。
用他自己后来在回忆文章里的话说，加入军统是"被迫"的——有档案为证，不是辩解。
进了军统之后，徐宗尧的工作主要在华北方向。
戴笠在西安亲自约见了他，正式任命他负责敌后工作，在日伪后方建立平津特别组。
1944年5月，特别组扩编为军统华北特别站，站部设在天津，负责在敌后收集情报，策反伪军。
其间，徐宗尧参与了对伪军将领白凤翔的策反工作——白凤翔曾参加西安事变，后来受伤投日，被日伪方面笼络，但他与军统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手下有两部电台。
这件事在军统内部是通过冯贤年上报蒋介石的，算是一段特殊经历。
白凤翔后来被日伪方面毒死，此后蒋介石专门召徐宗尧赴重庆，接受接见。
战争年代的那些事，徐宗尧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大体都写到了，他对这一段并不避讳，但也没有多少自豪的意思。
无非是乱世里的一个人，被时势裹着走，走到哪算哪。
1945年日本投降，军统开始大规模收缩，裁减中下级人员，把一部分秘密特务安排去做公开职务。
徐宗尧就是在这一轮调整里，改任河北省会保定市警察局局长的。
[二]【保定结交，一段改变命运的友谊】
保定这段日子，对徐宗尧后来的命运影响深远。
时任保定警备司令，是池峰城。
池峰城，河北景县人，西北军出身，历经戎马，1938年3月参加台儿庄会战，率领不足一万人的第31师苦守台儿庄孤城达二十余日，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把日军板垣师团打得惨败。
那一仗，他麾下的部队伤亡超过一半，阵地几度易手，打到最后连炊事兵都上了前线，却愣是没有放弃。
台儿庄一役，让他成了整个抗日战争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名字之一，还因此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这样一个打过硬仗的人，在1945年之后却越来越远离战争，辞去了保定警备司令一职，退出内战，留居北平，后担任华北"剿总"中将高参。
他对国共之争有自己的判断，只是不大对外说。
徐宗尧和他在保定认识，两个人的处境有几分相似——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都在派系林立的军队里被边缘化，都对眼下的局面有自己的看法，而且看法不怎么乐观。
相处下来，慢慢建立了一种超出普通同僚关系的信任，可以说说心里话的那种。
徐宗尧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他和池峰城交往的那几年，两人经常私下谈时局。
池峰城说过不少直接的话，大意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嫡系杂牌之间的待遇差距、对日抗战时期"曲线救国"的那一套……这些东西，徐宗尧看在眼里，心里也有共鸣，只是当时还没走到那一步。
他自己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里，专门归纳了抗战胜利后令他深感忧虑和幻灭的五件事：其一，接收大员借机贪污劫收，"五子登科"（票子、条子、车子、房子、女子）乌烟瘴气；其二，国民党推行"曲线救国"方针，而共产党在敌后深得民心；其三，东北沦陷，国民党不抵抗的历史一直是他心里一根拔不出来的刺；其四，嫡系与杂牌待遇天壤之别，人心早已涣散；其五，谈判期间看清楚了双方的诚意和能力，对内战"反共"越来越消极。
这五条，是他后来能走上另一条路的精神土壤，也是他在保定与池峰城长谈积累下来的思索。
1948年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徐宗尧到南京。
这次进京，规格不低——毛人凤主持了一场有二十多名各地特务头目参加的工作会议，由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主持，出席人员里还有冀热辽边区特别站站长张雄藩、北平站副站长孔觉民、山东省调查统计室主任许先登等人。
会议的核心主题是：巩固华北各地治安保卫，督促各地秘密组织向解放区推进，千方百计打入内部，刺探军政情报，配合可能的反攻。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最后一天，毛人凤带着包括徐宗尧在内的十名站长，去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发表了鼓励的话，要求他们深入解放区，积极发展工作。
徐宗尧就是带着这个任务，回到北平，在地安门内东板桥14号正式挂牌成立了"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自任少将站长，副站长是吴宗汉。
特别站下设人事、情报、会计、总务四个股，陆续在河北涿县、唐山、天津、察哈尔张北县等地成立了五个工作组，奉命向解放区渗透推进。
但整整九个月下来，这个特别站几乎什么实质性成果都没有拿出来。
解放区的秘密电台建不起来，情报几百件，没一件可靠的。
徐宗尧后来向毛人凤建议撤销特别站，毛人凤同意了。
撤站的第二天，1948年12月15日，毛人凤的另一封任命电来了。
[三]【接下一个烫手山芋，他开始做另一件事】
1948年12月这个任命，换了别人看，北平站站长这个位子是实打实的肥缺。
北平站是保密局甲种站，编制160人，设六个科，还有电讯支台、潜伏组、特别站、交通支台等一系列下属单位，是整个华北地区保密局系统里规模最大、权力最重的机构，历任站长都是军统内部资历深厚的老骨干，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哪一个背后没有硬关系。
按沈醉在《保密局内幕》里的说法，甲种站站长向来是众人挤破头想坐的位置。
但徐宗尧接过任命书的那一刻，心里凉了。
前任站长王蒲臣和毛人凤什么关系，他太清楚了——浙江江山县同乡，同学，互为表兄弟，靠着这层关系，王蒲臣在北平站稳坐多年，谁都拿他没办法。
平津战役打响，解放军在城外把北平围得密不透风，张家口失守，傅作义的王牌部队第35军在新保安被全歼，局势已经完全没有转机的可能——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毛人凤把心腹王蒲臣悄悄调走，把这个摊子扔给了一个杂牌军出身、半路加入军统、在系统里毫无根基的"外人"。
什么意思，徐宗尧一清二楚。
他后来自己说，这是让他充当"替死鬼"。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的形势已经摆在那里了。
11月29日，战役正式打响；12月22日，解放军全歼傅作义起家的王牌第35军；12月下旬，张家口解放，傅作义集团的西逃之路被彻底切断。
紧接着，东北野战军80万大军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合围，北平四面被困，再无侥幸可言。
城里的气氛，从那时候起就变了。
特务们人心惶惶，有的开始暗中打包细软，有的私下打听南京和台湾地区的路子，表面上还维持着秩序，私底下已经是一盘散沙。
徐宗尧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下北平站，既不敢不接，又知道接了是死局。
他那几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家里的妻妾子女看他这个样子，也都不敢多问。
走投无路，他去找了池峰城。
那个时候，池峰城住在北平北长街81号，挂着华北"剿总"中将高参的头衔，实际上已经和实际军务没什么关系。
两个人见了面，徐宗尧把肚子里那口气都倒出来，说毛人凤拿他当炮灰，当替死鬼，这北平站的位子接下去是死，不接也是死，前后都是个绝路。
池峰城听完，没有急着安慰，只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在史料里有记录，原话是："他拿你'送礼'，你不会拿他们'送礼'呀。"
就这一句，徐宗尧一下子听懂了很多事。
池峰城背后，是有人的。
1948年12月18日上午9时，池峰城约徐宗尧来到北长街81号。
除了池峰城，屋里还有另一个人——王博生，中共城工部刘仁派来的联络员，当时化名王甦。
徐宗尧当场把毛人凤的任命和潜伏指令全盘托出，然后问了一句："共产党能接受我这样的人吗？"
王博生带来了北平市城工部部长刘仁的原话："只要老老实实戴罪立功，就是军统局的重要人物也不杀头。"
据史料记载，徐宗尧对王博生说："我是全盘托出，我把毛人凤的任命和让我布置的潜伏组的事全部交出来。我下决心投奔共产党，投奔革命！"
王博生代表城工部表示欢迎，并告诫他千万不能暴露身份，要继续以站长身份执行职务，同时积极配合地下党开展工作。
12月19日，两人又在池峰城家里见了第二次面。
王博生告诉他，刘仁对他的思路很赞同，已经向上面发电请示，等复电再做安排。
从那天开始，徐宗尧接受了任命，对外照常履行北平站站长的职责，对内则开始一步一步地做另外一件事。
毛人凤交代的任务，是在北平布置五个潜伏组，城破后组织破坏行动。
徐宗尧按命令组建了这五个组，组长和组员是他原来的人，但书记和译电员，全部换成了地下党安排的人，控制权就这样悄悄转移出去了。
前任站长王蒲臣在移交前，也留下了自己布置的五个潜伏组，不肯直接告诉徐宗尧。
徐宗尧安排老搭档冯贤年去摸查——冯贤年在军统里资历深厚，人脉遍布各处，消息灵通。
他很快就查清楚了：王蒲臣的五个组，组长分别是韩北辰、周受轩、龙超、路捷言等人，各自有电台、密码本。
徐宗尧带着侦察科长任远，挨家挨户上门，把电台和密码本一件不落地收走，共计取获电台多部、密码本若干，全部移交地下党。
档案这件事，也有一番周折。
1949年1月20日，王蒲臣以督察的身份下令，要当着全站人员的面把1945年以来的所有重要档案烧掉。
徐宗尧做了一场戏，烧掉了一批无关紧要的废纸，把真正核心的人员名册、职务底册、特务清单秘密藏了起来，留作日后移交之用。
1949年1月19日，王蒲臣正式完成移交，交出了钥匙和财产清册。
这个拖拖拉拉不肯离任的前站长，在正式走之前还干了一件事——奉毛人凤之命，安排特务段云鹏刺杀正在为北平和平奔走的原市长何思源。
1月18日，炸弹爆炸，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罹难，他本人与夫人何宜文、大女儿何鲁丽受伤。
这件事发生在移交前一天，徐宗尧事前无从阻止。
正式接管北平站之后，徐宗尧立即把吴宗汉任命为内勤专员兼代理副站长，把冯贤年任命为外勤联络专员，把整个局面尽量掌握在自己手里。
[四]【7000亿法币的最后一夜：他做了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1949年1月20日，北平看守所所长周正和法官崔汉光来到站部，向徐宗尧呈上两份签呈。
第一份，是签请释放关押在炮局胡同秘密监狱里的100多名政治犯。
这座监狱是保密局管理的秘密关押场所，专门羁押被抓获的中共地下人员，关在里面的，都是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和革命志士。
徐宗尧提笔，批了两个字：如拟。
第二份，是签请枪毙三名在押人员。
徐宗尧没有批，他推说要先请示保密局总部，把这件事压住了。
100多名关押多年的人，就这样活了下来。
1月21日深夜，徐宗尧把那份沉甸甸的财产清册，和整个库房的钥匙，亲手交给了地下党联络员王博生。
这批财物的来历，要追溯到北平站历任站长的那些年。
早年北平站首任站长马汉三，从汉奸手里没收了大量财物，包括珠宝玉器、古玩文物、黄金银元；后来前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秘书刘玉珠名下也有一批珍贵物件并入清册。
王蒲臣在任期间一直掌管这批东西，移交给徐宗尧时，清册上一件一件写得清清楚楚——明清瓷器、古代书画、金银器皿、翡翠玉石，每件都有名称、数量、估价，合计价值：法币7000亿元。
按1949年初的购买力，这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
王博生接了钥匙，问他："不后悔？"
徐宗尧回答："带着这些东西去台湾地区，也是死路一条。"
这话不是谦虚，是他真实的判断。
他没有靠山，在台湾地区毫无根基，带着这批来路不正的财物过去，等着他的能是什么，他心里有数。
1月22日，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了北平保密局各机构头目开会，宣布当天上午10时和平协定已签，要大家停止活动，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南京的可以安排飞机。
话说完，人就走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徐宗尧、警察局局长杨清植、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督察王蒲臣等十余人。
会后，各路人马开始行动。
杨清植当晚通知人集合，第二天早上坐飞机飞南京，王蒲臣早就打点好了，跟着走。
1月23日，保密局在北平的各机构头目走了个干净，群龙无首，留下来的中下级人员人心惶惶，不知道该怎么办。
留下来的徐宗尧，1月24日一个人赶到保密局北平交通支台，当着全体报务员的面，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说清楚，宣布起义。
交通支台台长阎守仁第一个表态，随后大部分报务员跟着响应。
徐宗尧当场下令：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
据史料记载，事后阎守仁说了句话："徐先生接任北平站，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好办法。"
徐宗尧回答他："我的好办法就是投诚共产党。"
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三，解放军开进北平城。
同一天，王博生到景山后街东板桥14号徐宗尧家里，把他事先交代清楚藏在家中的美制左轮手枪60支、子弹6000发如数取走。徐宗尧还亲手交出了25本密码、8部秘密电台。
2月1日，农历大年初四，徐宗尧来到内一区弓弦胡同4号，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冯基平，把保密局北平站的人事名册、档案清册，全部移交。一件不少，一份不缺。
之后，他在东板桥14号自家住处挂出了"军统人员登记处"的牌子。
从2月6日起，挨个通知旧部来登记投降。到2月22日，已登记超过100人，枪支也一一收缴。
他奉命把这批人带到鼓楼后马场10号开会，随后由政府安排接受改造。
他把能做的，全都做了——5个潜伏组的控制权移出去了，王蒲臣留下的5个潜伏组查清楚了，档案保住了，100多名政治犯活下来了，7000亿法币的财物一分不少交出去了，25本密码和8部电台也在了，100多名旧部带到了登记处……
按照刘仁当初说的那句话，这样的表现，理应换来一个相对平稳的落脚。
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一件件做完这些事的时候，那封本来应该替他说话的信，已经不见了。
刘仁为了把徐宗尧的情况郑重介绍给公安局，亲自写了一封信，让联络员王博生送到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手里。
王博生到了公安局，没见到谭政文，只好把信交给了秘书，说明来意就走了。
就这么一个细节，这封关键的信，后来下落不明。
没有这封信，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直接证明，徐宗尧在那段特殊岁月里到底是谁，做过什么，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一封信，一个人的命。
而那封信，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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