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揭示出一幅“外需火热、内需冰凉”的反差图景：出口增长13.4%，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高达39%，新质生产力供给端爆发式扩张；但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7%，社零增速仅1.3%，居民仍在超额储蓄，典型“供强需弱”的格局。
这套分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全球化范式切换的中长期结果——过去普惠中小企业的外贸红利，如今高度集中于头部制造企业，传统小微普遍被挤入内卷困局。破局关键不在刺激消费或补贴产业，而在系统性优化营商环境。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孙立坚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以三组问答，拆解矛盾逻辑、剖析制度堵点、提出分层改革路径。发展研究院将本次内容整理成采访形式，以飨读者。
2026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勾勒出当前中国经济极具反差的结构性图景：GDP总量69.57万亿元、同比增长4.7%，外贸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增速16.9%，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高达39%，AI算力硬件产业链进出口增速56.6%，新质生产力依托海外资本开支红利实现供给端爆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民间投资收缩8.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18%，居民预防性储蓄持续攀升，上半年居民新增存款5.63万亿元，社零增速仅1.3%，形成典型“供给火热、内需冷淡、外需独撑”的结构性失衡。
这套“外需强、内需弱”的分化格局，并非短期周期性波动，而是新旧全球化范式切换、创新型破坏双重作用的中长期结果。过去“中国制造”全球化阶段，依靠中外发展落差形成技术依赖，低端外贸红利普惠海量中小企业，内外需求同步扩张；而当前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外贸增长，红利高度集中于头部高新制造企业，传统中小微普遍陷入订单内卷、成本挤压、融资受限困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房地产存量风险、老龄化少子化带来服务蓝海、制度型开放红利滞后等多重变量叠加，进一步固化“供强需弱”循环。
破解矛盾的核心不在于单纯刺激消费或加码产业补贴，而在于系统性优化营商环境生态，即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制度底座，盘活房地产存量资产打通居民资产负债表，纾解中小企业转型的融资与能力瓶颈，依托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完善消费与信用体系，最终将新质生产力海外外需优势转化为可持续、普惠化的国内内需增长动能，实现供需高质量动态平衡。本文立足最新官方数据，客观拆解当前结构性矛盾底层逻辑，剖析营商环境现存堵点，提出分层、务实、可落地的体系化改革路径。
Q1
当前新质生产力供给端已现明显突破，出口高增与高端制造投资持续走强，但内需却持续收缩、中小企业普遍承压，这种外需红利与内需疲软之间的结构性分化究竟如何形成？其底层逻辑和传导机制是什么？
01
外需高增的双重底层逻辑，自带结构性分配失衡
本轮出口超预期增长由两大核心动力支撑，二者共同推高新质生产力供给，但天然存在红利分配不均的短板。第一，发达国家K型复苏与流动性过剩形成持续性海外需求。欧美财政赤字刚性维持存量流动性充裕，AI、绿色转型资本开支持续加码；地缘冲突推升全球大宗商品通胀，中国制造依托完整产业链成本稳定性，成为发达国家平抑输入型通胀的核心供给来源，形成“政冷经热”贸易现实。2026年6月对美出口同比回升13.9%，尽管贸易壁垒持续出台，但实体企业供需绑定关系难以割裂。
第二，国内政策定向培育新质生产力供给能力。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6%，知识产权投资增速9.4%，算力、新能源装备、工业机器人产业链配套体系全面完善，海外AI龙头流动性加持下加大硬件采购，形成“国内高端供给、海外资本需求”短期供需匹配。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63.5%，AI硬件贡献外贸增量50%以上，新三样出口突破1.2万亿元，供给端新动能已经成型。
但红利分配呈现极端分化。头部专精特新、大型装备企业独享高端外需订单，数千万传统制造、地产配套中小微企业无法切入高端赛道，只能依靠低价内卷争夺存量低端订单。旧全球化时代中小企业普遍受益的格局彻底终结，供给扩张无法同步转化为国内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成为内需疲软的微观根源。
02
内需持续收缩的多重叠加约束，形成自我强化负向循环
房地产存量风险是内需循环的总阀门，构成自我强化负向循环的起点。住房占城镇家庭总资产59.1%，2026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3.6%，房产抵押品价值普遍缩水20%-40%，形成双向负面冲击：一是居民资产缩水催生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稳定在32.3%，超额存款规模近59万亿元，居民中长期贷款持续净偿还，主动压缩大宗消费与服务消费；二是房产作为中小企业核心抵押物，估值下行直接抬升小微融资门槛，银行对无抵押轻资产科创企业利率上浮30-80BP，投融资成本抬升、意愿持续走弱。地产上下游建材、家居、装修行业以中小微为主，产业链需求收缩进一步压制民间投资，上半年扣除地产后的民间投资依旧下滑4.9%。
房地产拖累之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放大了中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挤压。2026年上半年PPI同比上涨1.5%，6月单月PPI涨幅升至4.1%，CPI仅1.0%，3.1个百分点的价格剪刀差持续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原油、铜、锂等工业原料对外依存度超75%，地缘冲突带来价格高位震荡，上游资源行业利润大幅增长，而下游完全竞争市场的中小企业无力向下游转嫁成本，增收不增利成为常态。盈利收缩直接带来用工冻结、薪酬放缓，居民收入预期转弱，进一步推高储蓄意愿，固化供强需弱格局。即便原油阶段性回落，AI相关稀有金属持续走强，高端配套小微成本压力并未缓解，外部价格扰动仅能边际缓和矛盾，无法根治结构性失衡。
价格与利润的恶化，还与金融体系结构性扭曲相互强化——过度依赖信贷，创新资本循环断裂。当前实体融资高度依靠银行间接信贷，2026年一季度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5.42万亿元，股权创投募资规模长期低迷。国内PE/VC并购退出占比不足20%，远低于欧美80%的水平，科创中小企业“募投管退”完整闭环断裂，只能依赖抵押类贷款。银行体系流动性宽松、M2维持高位，但优质实体项目稀缺，资金大量沉淀为居民储蓄与同业低息资产，出现“银行不缺钱、实体缺融资”的资产荒。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38万亿元，但资源持续向头部企业倾斜，传统中小微、服务业商户融资可得性不足。
此外，市场分割与服务体系短板制约内需扩容。区域保护、资质壁垒、招投标地方倾斜长期存在，中小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跨区域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老龄化、少子化催生的银发康养、情绪疗愈、精细化托育高端服务业蓝海，存在行业标准缺失、职业培训脱节、就业通道堵塞等问题。服务业消费增速5.3%虽高于商品零售1.1%，但服务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巨大内需潜力难以转化为有效市场需求。
Q2
既然新质生产力供给端已经形成明显优势，但外需动能却无法有效转化为内需增长，那么营商环境层面究竟存在哪些制度性短板？这些堵点是如何阻断转化通道的？
孙立坚：新质生产力供给优势无法转化内需，本质是适配双循环、普惠中小企业的现代化营商环境生态尚未完全成型，四大制度性堵点形成循环阻断。
一是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壁垒，内需市场规模红利无法释放。尽管2025年全国清理1.5万余项地方保护性政策，但隐性壁垒依旧普遍：各地行业资质、检验标准不互认，政府采购对本地企业倾斜，中小微跨区域经营、出口转内销流程繁琐。2024年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2.42万亿元，占比70%以上，但区域分割导致中小微企业无法平等共享全国超大规模市场。单一区域市场容量有限，高端制造过剩产能只能依赖外需消化，一旦地缘贸易环境波动，新动能可持续性将遭受冲击。统一大市场仅破除流通壁垒不足以提振内需，居民资产修复、收入分配改革、消费场景再造配套政策缺位，终端需求总量不足的底层矛盾难以缓解。
二是中小企业转型支撑体系缺失，微观主体缺乏承接内需的动力与能力。中小企业是承载内需、消化新质生产力供给的核心微观载体，贡献50%税收、80%城镇就业，但当前转型存在双重短板。首先是转型能力鸿沟。海量传统小微企业缺乏数字化、高端化改造技术储备，公共技术平台覆盖面不足，技改补贴申请流程复杂，难以切入AI配套、银发服务等高增长赛道。其次是投融资制度约束。银行信贷重抵押、轻信用，轻资产科创、服务业小微缺乏合格抵押物；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包容度不足，北交所小额快速融资通道门槛仍有优化空间，股权耐心资本循环不畅，企业长期缺乏长期低成本创新资金。这两大短板叠加作用，使中小企业转型停滞，直接造成两大后果：传统赛道持续内卷、供给过剩；高端内需场景供给不足，居民消费需求无法被本土企业承接，外需与内需出现赛道割裂。同时，中小微经营持续承压将抬升地方财政压力与银行不良率，放大宏观系统性风险。
三是房地产存量风险未纳入新质生产力整体框架，资产负债修复缺乏制度协同。当前政策对房地产的定位仍存在“风险处置”与“新动能培育”分割问题，未充分盘活存量场景赋能内需。老旧小区改造、智慧住建、社区康养、保障性住房数字化运营等赛道，本可依托房地产存量空间培育万亿级内需市场，但风险出清、资产盘活配套政策滞后。房产抵押物贬值持续冲击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居民负财富效应压制消费，地产堵点不疏通，所有营商环境优化政策都将面临内需底盘不足的约束。
四是制度型开放对内改革传导机制不畅，高标准规则倒逼效应未充分释放。长期以来制度型开放的政策重心偏向扩大外贸、吸引外资，忽视其“以国际高标准倒逼国内营商环境升级”的先导作用。CPTPP、DEPA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竞争中性、知识产权强保护、统一消费者权益保障、服务业标准化条款，尚未全面复制至国内市场。国内服务行业规范缺失、信用体系碎片化、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普遍，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不敢消费、不愿消费”成为内需长期短板。自贸区试点的高标准规则全国复制推广存在政策时滞，外资公平竞争规则未全面覆盖内资中小企业，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提升速度滞后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节奏。
Q3
针对上述营商环境四大制度性堵点，应如何构建体系化的改革路径，分层施策打通外需向内需的转化闭环？
孙立坚：立足当前数据呈现的结构性矛盾，构建“短期托底、中期疏通、长期重构”三位一体营商环境优化体系，将新质生产力供给优势平稳转化为内需增长动能，兼顾中小企业普惠发展、宏观风险防控与长期可持续增长。
短期抓手在于盘活房地产存量资产，修复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核心是将房地产存量盘活全面纳入新质生产力顶层框架，放弃增量刺激路径，聚焦存量场景再造与风险有序出清。具体而言，应加快老旧小区、危旧房智能化、适老化改造落地，落实“十五五”11.5万个老旧小区改造规划，配套智能家居、社区康养、智慧物业服务采购，直接释放万亿级居住服务内需，为中小服务企业开辟稳定订单。同时，创新房产抵押融资机制，设立房产存量资产担保平台，适度放宽轻资产中小企业房产抵押授信额度，对冲房价下行带来的抵押物缩水冲击，以降低小微融资成本。此外，还需推进保障性住房数字化运营与长租房标准化建设，稳定居民住房支出预期，缓解负财富效应，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从而释放大宗消费潜力。
中期核心需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普惠中小企业的公平市场生态。以规则统一破除市场分割，让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中小企业转型主战场，分流新质生产力过剩外需产能。一方面，全面落实资质全国互认、检验结果跨区域通用，取消政府采购本地企业加分条款，搭建全国统一出口转内销数字化平台——2025年该平台已为中小外贸企业盘活货值125亿元，应持续扩容平台补贴与物流配套政策。另一方面，完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依托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办法，建设覆盖县域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对转型AI配套、养老托育、情绪服务赛道的小微企业发放技改贴息，中央1000亿元财金协同促内需资金定向倾斜于服务业中小商户。与此同时，需要重塑金融营商环境，平衡信贷与股权融资。扩大5000亿元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覆盖面，落实普惠小微贷款3.64%的低位利率；优化北交所再融资规则，将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2亿元，打通中小企业并购退出渠道，修复创新资本“募投管退”完整闭环，降低对抵押信贷的单一依赖。
长期底座则依靠制度型开放倒逼营商环境系统性升级，培育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内改革先导作用，以国际高标准重塑国内规则体系，实现良币驱逐劣币，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应复制推广自贸区对接CPTPP、DEPA的高标准规则，在全国落地竞争中性、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清理地方隐性补贴和低价内卷的劣质产能，为合规转型的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上海自贸区试点高标准竞争规则两年，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增长37%，低端加工企业有序出清42%，示范效应显著。同时，统一服务业行业标准与消费信用惩戒体系，建立跨区域消费维权互认机制，完善养老、心理、文旅、家政等高端服务职业认证体系，打通高校毕业生服务业就业通道，释放老龄化与少子化背景下的服务蓝海内需；试点消费贷款1%财政贴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提振消费意愿。还要推进区域一体化制度协同，在长三角、成渝、粤港澳等地区统一税收与要素流动规则，放大区域内需容量，引导投资从内卷式招商转向产业协同的有效投资，形成“内需扩容带动有效投资、优质投资创造新消费”的正向循环。
最后，在配套协同方面，应对大宗商品外部冲击，稳定中小企业经营预期。具体包括建立大宗商品跨境套期保值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中小制造企业原料价格波动风险；完善国内战略矿产储备与多元化进口渠道，缓解输入型成本压力。同步完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根源上降低预防性储蓄，夯实内需长期增长底盘。
结语
2026上半年经济数据揭示的“外需独强、内需偏弱”格局，是新旧动能转换期的阶段性特征，但其背后市场分割、融资扭曲、资产负债受损、营商环境制度短板等深层矛盾若长期固化，将制约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放大地缘政治带来的外部需求不确定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只是供给端技术与产业升级，更需要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普惠型营商环境，正是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载体。通过盘活地产存量修复资产负债表、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赋能中小企业、依托制度型开放完善消费与竞争规则、疏通多层次创新资本循环，构建完整协同的营商环境生态体系，才能把中国全球领先的产业链供给优势、海外外需增长红利，转化为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内需动能，最终走出“供强需弱”失衡循环，实现内外双循环互促共进、供需高质量动态平衡，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图源丨摄图网
来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
排版 | 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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