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重庆大轰炸》（重庆出版社）、《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英雄之城》、《重庆市防空志》（1994年版）、《解放大西南》、《刘伯承回忆录》、百度百科"重庆大轰炸"词条、百度百科"西南战役"词条、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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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49年11月30日的清晨，重庆朝天门码头边的江水依旧东流，长江与嘉陵江在这里交汇，浪声轻拍着石岸，一如往年。但这一天，从南纪门、储奇门方向传来的脚步声，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人民解放军第11军与第47军，在这一天分别从朝天门、南纪门和储奇门方向开进重庆城区。城里没有巷战，没有炮火，没有久守坚城的负隅顽抗。
这座曾被无数人视为西南屏障的山城，在解放军的攻势抵近之后，守军近乎一哄而散——蒋介石已在前一天凌晨登上飞机，飞往成都。
把时间倒拨十年，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命运。
1938年12月25日下午，日本陆军第1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在汉口向第60战队下达命令，定下了"攻击重庆市街、震撼敌政权、挫败敌续战意志"的作战目标。
次日，22架中岛97式轰炸机腾空而起，将战火带向了大山深处的这座城市。此后六年有余，日本陆军航空队与海军航空队轮番上阵，动用了九六式攻击机、九七式重型轰炸机、零式战斗机，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超过21593枚。
然而，重庆没有倒下。
同一座城，同一片山，同一条大江。抗战时期，日本飞机炸了六年半拿不下来；内战末期，解放军推进三十天便宣告解放。两段历史放在一起，是一道让无数后人反复追问的谜题。
要读懂这个问题，必须从这座城市的山川形势说起，从那些落在瓦砾上的炸弹说起，从那些在废墟里重新开张的茶摊说起，再到十年之后，那支被包围在南川山地、一夜之间瓦解的国民党军队说起。
【一】1937年：一道迁都令，重庆从边陲城市变成战争中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后两个月，上海在淞沪会战的炮火中几乎被打成一片平地，国民党军在华东的精锐消耗殆尽，南京随之陷入危局。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对外发布"迁都重庆宣言"。重庆，这座嘉陵江边的内陆山城，从此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中枢，史称"陪都"。
这个选择，有其清晰的地理逻辑。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的东部出口，长江与嘉陵江在此交汇，城区三面临水，主城半岛形势如刀锋，地势高低起伏，道路曲折迂回。
从湖北方向进入四川，必须穿越大巴山、秦岭等重叠的山脉屏障；从北面南下，须过汉中盆地，越米仓山；从东面西进，须穿巫峡、过奉节，沿长江峡谷逆流而上。
每一条入川的道路，对于携带重型武器的军队来说，都是极为漫长而艰辛的补给噩梦。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日本陆军大本营在1938年底攻陷武汉之后，进行了一次冷静的战略评估，结论是：日本陆军没有能力沿长江溯流而上、穿越三峡天险、打穿四川山地防线、攻占重庆。四川盆地的纵深过大，山川障碍过多，任何地面部队在此长途行军，补给线都将被拉断至极限，后勤将成为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
既然打不进去，日本大本营另辟蹊径——从天上打。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达"大陆命第241号"，明确指示华中方面军以武汉为基地，整理机场，对重庆"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道命令，拉开了此后六年有余、绵延整个全面抗战期间的重庆大轰炸序幕。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大批人口、机关、工矿企业、学校和文化机构潮水般涌入重庆。
全国各地的工商界人士、沦陷区的难民、奔赴后方的学者、文艺人士，让这座原本人口有限的内陆城市在短短一两年内急剧膨胀。人口的高度聚集，使得重庆对于日本战略轰炸而言，成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打击目标。
当时的重庆，旧城区限于重庆半岛，三面临江，市区呈狭长三角形。下半城自朝天门至南纪门一带，是繁华的商业区；上半城自通远门向东，沿嘉陵江一带展开，面积约为下半城三倍。
整个城区地势高低错落，石板路在山坡上蜿蜒，吊脚楼沿江崖而建。这样的地形，固然给轰炸瞄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也让密集的人口无处疏散，在战略轰炸中暴露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就在迁都令发布后的这段时间里，重庆的大街小巷热闹而忙碌。各路人马汇聚，南腔北调交织，茶馆里的生意比以往好了不少。只是没有人知道，这种热闹，很快就要被另一种声音所打断——那是防空警报的长鸣。
【二】1938年至1941年：日本六年轰炸，重庆被炸成什么样子
1938年12月26日，日军第60战队的22架中岛97式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向西南方向飞去。这是日本陆军航空队对重庆城区发动的第一次正式轰炸。
然而，重庆当时正值隆冬，浓雾笼罩山城，飞机根本找不准投弹目标，草草扔完炸弹后无功而返。
这次失败，揭示了一个让日本飞行员头疼多年的现实难题：四川盆地的气候，一年当中只有5月到10月前后能见度相对较好，其余时间大雾频繁，轰炸机在云层中很难锁定目标。而重庆的山地地形，更是让精确瞄准难上加难。
寺仓正三据此建议，等到次年4、5月天气好转之后再全力出击。
1939年1月15日，日轰炸机29架、侦察机3架对重庆发动空袭，被中国空军第4大队起飞12架战机迎战，在高炮配合下击落1架日机，另有4架敌机中弹受伤。此时日本轰炸机编队体积大、机动性差，又缺乏远程战斗机全程护航，损失率并不低。
真正的大规模轰炸，从1939年5月开始。
1939年5月3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联队的45架九六式攻击机从汉口起飞，以密集队形突入重庆上空。
轰炸历时1小时50分钟，重点打击了商业区和人口密集居住区。3991人当场遇难，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连英国、法国等各国驻华使馆、外国教会，乃至日本盟友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在这场无差别轰炸中幸免于难。
次日，5月4日，27架日机再次空袭，广泛使用燃烧弹，市区2000余幢房屋被毁，市民死亡2648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两天之内，重庆市中心被大火烧成废墟，商业街道残垣断壁，瓦砾中死尸横陈。
据史料描述，炸后的陪都街头，树枝上挂着被气浪掀飞的破衣、断肢，血迹斑斑，目不忍睹。
1939年全年，日机共出动865架次，分34次轰炸重庆，投弹1897枚，炸毁房屋4757幢，炸死市民5247人，炸伤4196人。中国空军实施防空作战85次，击落日机30架，自身也损失战机54架。
进入1940年，情况进一步恶化。
1940年5月13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陆海军中央协定》，将这次更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定名为"101号作战"。
其参战兵力包括侦察机21架、战斗机66架、中型攻击机144架、重型轰炸机66架，共297架，从汉口、孝感、运城等基地多路出击。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轰炸计划，日本军方公开叫嚣要"把重庆夷为平地"。
1940年5月18日，"101号作战"正式启动。日机出动54架飞机轰炸白市驿机场、梁山机场和重庆市区，试图首先彻底摧毁中国空军的拦截能力。此后数日，轰炸连续不断。6月，日机轰炸达到白热化程度，在13天内出动飞机超过1370架次，投弹3300余枚，平均每天袭渝机数达105架次、投弹250余枚。
8月19日、20日两天，是"101号作战"的顶峰。日军出动近300架次，连续三次、八批对重庆主城实施地毯式轰炸，投下近千枚炸弹和新型凝固汽油弹。
大田湾、两路口、和平路、望龙门商业场等繁华地段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市区主要街道化为焦土，焚毁大小街巷30余条，上万市民无家可归。
同年9月13日，日军轰炸机36架在30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袭击重庆。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郑少愚率第3大队和第4大队伊-15、伊-16战斗机34架迎战，在壁山上空与日机遭遇。
零式战斗机以其超出伊-15和伊-16的速度和机动性，给中国空军造成了极为惨烈的损失：13架飞机被击落，11架被击伤，10名飞行员壮烈牺牲，8名飞行员负伤。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到了1941年，轰炸继续推进，并酿成了整个重庆大轰炸期间死亡人数最多、最为惨痛的一次人为灾难。
1941年6月5日，傍晚18时18分，重庆城区空袭警报大作。
24架日机分三批，经湖北宜都、松滋等地突然夜袭重庆，在上清寺、中三路、两路口、大田湾、黄家垭口、观音岩、神仙洞、七星岗、通远门、巴县中学、南岸弹子石、玄坛庙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弹82枚、燃烧弹13枚，轰炸持续达5小时9分钟，直到23时27分才解除警报。
那一夜，较场口防空隧道里，发生了让后世永远无法遗忘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这条位于重庆市中区十八梯石灰市路口附近的大隧道，分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三个出入口，正常容量约4384人，超常时最多容纳6555人。
然而那一夜，上万名来不及疏散的市民从三个洞口一拥而入。隧道宽仅两米，高约两米，没有足够的通风设备——按计划安装的电动通风机因军政部验收程序未完成而闲置未用，壁上挂着的油灯是唯一的光源。
随着轰炸时间一再延长，洞内氧气急剧减少，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壁上的油灯一盏一盏地熄灭，黑暗中人们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婴儿和儿童率先开始哭叫，随后引发了整个洞内的混乱。
人群争相涌向出口，但隧道的铁门设计为由内向外开合，越是向外挤，闸门越是无法打开。洞外负责守卫的防护团接到命令是在警报未解除前一律不得开门，在多次致电防空副司令胡伯翰请示之后，仍未获准允许人员出洞。
黑暗中，踩踏、窒息同时发生。无数人在那一夜倒在了这条本应保护他们的隧道里。
惨案发生后，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亲赴现场，其后在报告中记述道："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
仅仅是把洞内尸体运出，就花费了整整5天时间。
死亡人数的记录因统计来源不同而存在出入。防空司令部最初发布公告称死亡461人；蒋介石命令组成的"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调查后认定死亡992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向行政院报告为1115人；而多名幸存者及地方史料则采用"近万人"之说。
1985年出版的《重庆抗战纪事》记载："六月五日发生了'重庆大隧道惨案'，近万人在洞中窒息。"这一天，连同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文夕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中国三大惨案之一。
六年零十个月，重庆大轰炸始终没有停歇。
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这五年半时间里，据档案不完全统计，日机共出动飞机5732架，对以战时首都重庆市行政区域为核心、包括巴县、江北、北碚等环重庆周边各县（局）在内的地区，共实施轰炸130次，投爆炸弹15968枚、燃烧弹2210枚，炸死重庆市民10808人，炸伤11837人，损毁房屋14408栋又46596间。
据另一口径统计，在整个大轰炸期间，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30所学校被炸，全市财产损失约合法币100亿元（按1937年市值计算）。
这座城市被打成了什么样子？据史料描述，重庆渝中区2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曾在单日之内燃起16处大火，有的大火连烧3日无法扑灭。
1941年8月8日至16日，重庆上空曾连续7日、每天不超过6小时间歇地鸣响防空警报。整个市区的繁华商业区几乎被夷平，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无一幸免。
但重庆没有屈服。
【三】日本的战略逻辑为何彻底失败
六年轰炸，日本人究竟想要什么？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日本大本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面部队打不进四川，于是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了航空轰炸上，认为只要把重庆炸烂，把国民政府的精神意志炸垮，蒋介石就会坐到谈判桌前，接受日本开出的条件。
这套思路，在军事史上叫做"战略轰炸"，其核心假设是：对城市平民进行大规模破坏，能够从精神上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
然而这套假设，在重庆彻底落空了。
日本人没有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地形与气候。重庆冬季大雾，视线极差，春秋多云，能够有效出击的窗口，一年当中充其量只有5月到10月前后的五六个月。
而即便在这段相对晴朗的时节，重庆的山地地形依然让精确轰炸困难重重，大量炸弹落在非预定目标上。日本陆军航空兵在轰炸重庆初期的几次出击，几乎都是草草投弹、无功而返。
日本人没有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来自外部的援助。1938年10月，苏联航空志愿队进驻重庆，开始拦截日本轰炸机编队。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华共组建了5个大队，参加志愿队的累计共有3665人，其中飞行员1091名，大部分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
志愿队除承担拦截任务外，还主动出击，对日本轰炸机的驻扎机场实施奇袭。1939年10月3日，苏联志愿队以9架SB-3轰炸机对汉口机场发动突击，炸毁日军各式战机至少50架，并造成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二四三中将重伤，一举打乱了日军秋季轰炸计划。
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后，苏联援助撤出，美国飞虎队随后填补了这一位置，继续为重庆防空提供支援。
日本人没有想到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是重庆人的反应方式。
日本人的预设是：炸弹落下来，平民死伤，恐慌蔓延，最终迫使政府屈服。然而在重庆，情形恰恰相反。
轰炸期间，重庆流传着一首民谣："任你凶，任你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炸，任你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这首带着四川方言的歌谣，把当时那种倔强、粗粝的抵抗精神表达得一览无余。
龟儿子
龟儿子
龟儿子
龟儿子
空袭结束后，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不等警报解除便奔赴灾区，抢修被炸断的水电线路；商贩收拾起瓦砾，第二天照旧出摊；学校在废墟旁边搭起简易课堂，继续上课；工厂在轰炸间歇里抢修机器，赶紧恢复生产。
1941年"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重庆市民在市中心修建了一座七丈七尺的高塔，取名"精神堡垒"，以此宣示"万众一心，抗战到底，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意志不可动摇。
日本轰炸机投下的每一枚炸弹，都在客观上加剧着整个城市对外来侵略的仇恨，却没有产生任何让这座城市妥协的效果。
到了1941年9月，日本陆军第三飞行集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在亲赴重庆上空视察轰炸效果之后，向上级提出了"重庆爆击无用论"，认为持续的战略轰炸除了制造平民伤亡、损坏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外，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战略目标。
这一观点在陆军高层引发了重视，后续的轰炸规模随之逐步收缩。
从战略层面而言，日本的重庆轰炸，是一场建立在错误假设之上的战略行动。它高估了轰炸对士气的打击效果，低估了防守一方在有强烈民族危机感条件下的韧性，更没有在地面部队无法配合的情况下找到真正决定胜负的方式。
【四】十年之后，同一座重庆，守军换了一批，结局却天翻地覆
时间来到1949年。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进入了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西南地区尚未解放。
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公开宣示要将重庆打造成新的抵抗中心，"再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国民政府在重庆周边的军事部署，纸面上看颇具规模。
宋希濂的川湘鄂部队8个军约10余万人，沿巴东、恩施、咸丰、五峰、大庸、吉首一线布下前进阵地，构成屏障川东门户的第一道防线；孙震的川鄂边区部队3个军约4万人，驻守忠县、丰都、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等地，控扼长江沿岸；胡宗南的川陕甘部队13个军约20万人，依托秦岭、大巴山把守北方入川要道；
张群统辖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更是汇聚了多个兵团共计数十万人马。合计起来，驻守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总计近百万之众。
山还是那些山，江还是那条江，地形天险似乎一如既往。
然而，当1949年11月1日川黔战役打响后，这副看似严密的防御体系，在短短三十天内，像一座没有根基的沙堡，在解放军的进攻面前轰然崩塌。
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绕开了蒋介石认为不可能突破的方向，从湘西、鄂西一路插向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21日攻占遵义，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队向云南、广西方向撤退的所有退路。
宋希濂精心布置的三道川东防线，被逐一击穿。11月28日，第3兵团主力和第47军将宋希濂部第20、第15兵团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宋希濂本人亦于此役被俘。至此，重庆以南已无险可守，重庆城区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兵锋之下。
11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的白市驿机场登上飞机，飞往成都。
11月30日，解放军第47军从朝天门、第11军从南纪门、储奇门、南坪方向攻入重庆市区。
同样是这座重庆，同样是大山大水的屏障，日本飞机炸了六年半拿不下来，解放军打了三十天便宣告解放，两者结局的天壤之别，藏着一个任何军事教科书都绕不开的答案，而当这个答案最终浮出水面时，所有人都惊讶地意识到，决定重庆命运的，从来都不是山川形势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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