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肖卓能"词条、百度百科"李谷一"词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担任海军司令员三十年的萧劲光》(2021年1月25日)、长沙晚报网《听党指挥的"终身海军司令"》(2021年8月31日)、澎湃新闻《海军第一任司令: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航母》、《三十年海军司令》(吴殿卿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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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6日,东海洋面,合肥号驱逐舰破浪而行。

甲板上,数十名海军官兵笔直肃立,没有人开口说话,只有东海的风一阵一阵地刮过来,吹动衣角,撩起发丝。

随着骨灰徐徐撒入海中,一圈涟漪在深蓝色的水面上荡开,随即被下一个浪头悄悄吞没,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

十八天前,1989年3月29日,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在一片安静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去世前几天,他已经疼痛难忍,呼吸困难,但只要神志清醒,就坚持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报、开广播。

那几天里,他心里始终惦念着一件事,某日,他费力地开口,对守在病床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

他说:帮我准备一个稿子,我有话要说。

那份稿子,是写给人民海军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的贺词。

1989年4月1日,贺词在礼堂里被当众宣读,台下无数官兵泪流满面,因为贺词的主人,已经在两天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个人走了,但他留下的,远远不止这封贺词。

六个儿子,三位将军,两位副主席,还有一位儿媳,每逢春节,她那把声音便穿透千家万户的荧幕,飘进每一个守着年夜饭桌的人心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这一切故事的起点,要从1903年湖南长沙一户贫苦人家的少年说起,那个少年走出家门踏上的第一步,最终踏出了一段绵延数十年、横跨大半个中国的传奇岁月,直至骨灰撒入东海的那一刻,才画上了最后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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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贫寒少年,两赴苏联,从长沙走向革命

1903年1月4日,湖南长沙赵洲港,一户靠纺纱织布为生的小手工业者家庭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取名萧玉成,便是日后的萧劲光。

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着孩子们过活,纺纱、织布、上山砍柴,把能做的事都做了,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

读书的学费,是母亲把压箱底的嫁妆首饰送进当铺换来的。

穷,是他童年记忆里最深的一道底色,但也是他日后走上革命之路最初的动因。

长沙这片土地,近代以来向来不缺少心怀天下的少年。

五四运动前后,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投身于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一步一步走上了追求真理的路。

彼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但要改变国家命运的念头,已经在心里扎了根,再也拔不出来。

1920年,他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还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开始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理论产生浓厚兴趣,把能找到的读物一本本翻了个遍。

1921年春,他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一道,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

那是一段艰辛至极的旅途,一批中国青年靠着对革命的信仰,穿越了重重险阻,来到完全陌生的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入学那天,要填一张登记表,其中有一栏问职业志愿。他提笔想了想,在那一栏里写下了两个字:军事。

在校学习期间,他还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专门学习军事课程,把理论和实操都摸了一遍。

1922年底,他在苏联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青年团员到党员的身份转变。

1924年,他回到国内,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把在苏联学到的组织动员经验用了上去。

随后他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二十出头的年纪,已经在实打实的革命工作里历练出了一副硬骨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他奉命第二次赴苏联,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这一次的苏联岁月,他把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认认真真总结了一遍,系统研读了军事和政治理论知识,从失败里找原因,从教训里找方向。

1930年,他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回到国内,奔赴闽西苏区。

到了闽西,他先后担任闽粤赣特区军委参谋长、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彭杨军政学校第三分校校长、红十二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领导开辟了建宁、黎川、泰宁苏区,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一仗接着一仗的战场历练中,把指挥能力磨得越来越稳。

然而,1933年,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盛行,他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受到了撤职、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错误处分。

站在那份处分决定面前,他没有激烈申辩,没有对抗,只是默默收拾了东西,去红军大学做了一名普通教员。身边的同志小声问他:这么大的委屈,你就这么认了?

他说:我相信党,早晚会弄清楚的。说完,低下头,继续看手里的书。

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中央纠正了错误路线,为他平了反,恢复党籍,重新任命他担任红三军团参谋长,把他重新放回了他本该在的位置。

到达陕北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1937年2月出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担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继而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

留守这件事,看起来是"守家",实则是在刀尖上行走。

日军隔着黄河虎视眈眈,国民党顽固派在三面制造摩擦,境内还有土匪横行,他带着留守兵团,打日寇、清匪患、搞大生产,把陕甘宁边区硬生生地撑了下来。

那段时间,他在给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讲话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留守不是偷懒,留守是另一种战斗。说完之后,把手一挥,让大家各回各的岗位,接着干。

1942年9月,他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继续肩负边区防卫重任。

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日本投降之后,新的战略部署随即展开,他的脚步没有停下来,而是踏上了一片全新的战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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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衡宝一战定华南

1945年秋,他奉命进入东北,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6年1月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后,他继续担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随后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扛起了南满地区的军事指挥重担。

东北的冬天,冷得彻骨,风刮过来像刀子割脸,地上的积雪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但战场上的局势,比天气更难熬。

国民党军在东北占着兵力和装备的明显优势,大举进犯,我军在南满地区一度陷入极为被动的处境,背靠长白山,被压缩在了一个越来越窄的空间里。

1946年12月,局势到了最紧张的关头。

国民党军企图集中力量,把南满根据地彻底扫平,进而把整个东北拿下。

指挥部里,他把地图铺开,和陈云一起把敌情分析了一遍又一遍。

陈云说:"南满不能丢。南满一丢,北满也压不住,东北就全被动了。"

他把手指压在临江的位置上,说:"敌人要打临江,我们就在临江把它的力气耗尽。每一次进攻,都让它付出代价,一次、两次、三次,耗到它不敢再来。"

部署定下来,全军上下绷紧了弦,等着第一波进攻。

1946年12月,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临江,被打退了。

1947年1月,第二次进攻,再次被击退。

1947年3月,国民党军不甘心,重新调集七个师约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临江发起空前规模的大进攻,誓要一举拿下南满根据地。

他盯着沙盘研究了很久,最后把手一拍,对参谋人员说:"中路是弱点,战斗力最差,我们先集中力量吃掉中路,两翼包抄,正面牵制,打完中路,左右两路自然乱。"

1947年4月3日,战斗打响。

以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为核心,奇兵突袭中路,两翼迂回包抄,四个小时,歼敌八千余人,中路覆没,左右两路随即溃散,进攻临江的计划彻底破产。

近四个月的四保临江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南满地区的战略态势。这场仗打完之后,陈云对他说:打得好,南满活了。

他摆摆手,说:是大家一起打的。

1948年,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接下了另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围困长春。

长春是东北腹地的战略重镇,守城国民党军数万人,工事坚固,装备精良,强攻代价太大。

他和萧华商量之后,定下了围困战术:断粮道,断外援,让守军自己支撑不住。

围困持续了数月,城内弹尽粮绝,守军士气彻底崩溃。最终,国民党守军一部在郑洞国率领下起义,其余全部投降,长春于1948年10月和平解放,数十万平民免遭战火涂炭。

他在战后的总结会上说:打仗不一定非要硬碰硬,不流血能解决的,就不流血。

话不多,在场的指挥员们都记住了这句话。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他率部参与其中,渡长江、进武汉、回长沙,脚步踩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

1949年9月至10月,衡宝战役在湖南打响。他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司令员的身份,统一指挥六个军、十九个师,在东西两路配合下,从正面发起猛烈攻势。

战前部署会上,他把作战地图展开,对各军指挥员说:"白崇禧这几个主力师是硬骨头,但骨头再硬也有缝。我们从正面压,东路、西路两翼同时合拢,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一口把四个师咬掉。各部按计划行动,不要各打各的。"

战役打响之后,一切按计划推进,白崇禧部四个主力师被一举歼灭,衡阳、宝庆相继解放,进军广西、解放华南的通道彻底打开。

衡宝战役刚刚结束,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封从北京来的电报就送到了他的手里——伟人召见,有要事相商。

他把电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把身边的参谋叫来,问他知不知道是什么事。

参谋摇头,说:电报上没说,不清楚。

他把电报折好,塞进口袋,换上整齐的军装,连夜进京,心里没有答案,只有一路往北走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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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旱鸭子"挂帅,三十年铸就海上长城

1949年10月,北京中南海,他走进了伟人的会客室。

两人几年未见,伟人先拉了一阵家常,问了问衡宝的战况,夸了他几句,随即话锋一转,直接说明了召见的目的。

伟人说:解放全国的任务还很重,但组建空军和海军的事已经提上了日程,中央想让你来当海军司令员。

他愣了一下,随即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他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坐海船就晕,这辈子拢共坐过五六次,每次都晕得起不来,我哪里懂海军,这个司令让别人来当吧。

伟人笑了,说:我就是看上你这个旱鸭子。让你去的是组织指挥,不是让你天天出海。

他还想再说什么,伟人接着说:建海军,我们底子差,几乎从零开始,你有多年改造旧军队的经验,有利于团结那批起义过来的力量。

你两次留苏,俄语流利,了解苏联情况,争取苏联援助也用得上。中央研究过了,选来选去,这个人选,就是你。

这几句话说完,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头。

1950年1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海军生涯。

上任头一件事,他没有到处要军舰,没有先忙着跑装备,而是先把目光投向了人才培养这件事上。

他对海军机关的干部说:没有人,要来多少装备都是摆设。先建学校,先把人培养出来,其他事情一步一步来。

干部们互相看了看,有人问:从哪里先建?

他说:大连,先从大连开始。

1950年2月1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开学,他亲自兼任校长和政委,主持了开学典礼。

典礼上,他站在台上,把全校的教员和学员扫了一眼,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这个校长,也是来学习的。

台下先是一片安静,随后响起了掌声。

大连之后,青岛、南京等地的海军院校相继筹建,海军航空学校、海军炮兵学校也在这段时间里陆续推进,一批又一批从陆军转来的干部和士兵,在这些院校里一点一点脱胎换骨,慢慢成长为懂海洋、懂舰艇、能打海战的专业人才。

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他全面主持工作,把海军从一盘散沙慢慢拧成了一股绳。

同年8月,他主持召开海军建军会议,在会议上把海军建设的方向明确了下来。

会议上,一位干部问他:我们的海军,到底建成什么样?

他说:在战略上是防御的,但在战术上必须是进攻的。我们不建重型舰队,先建轻型的,把沿海的每个岛屿都变成一艘不沉的航母,充分利用我们靠近海岸、岛屿众多的地理优势。

那位干部接着问:武器装备怎么解决?

他说:三步走。

第一步,去苏联争取援助,把成套的材料和技术引进来;第二步,消化吸收,搞仿制,让我们的工厂能自己生产出来;第三步,自行设计,用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设备,把装备从头到尾研制出来。一步一步来,急不得。

这三步,说来容易,每一步背后都是无数人磨出来的功夫。

1951年11月,他带着《海军建设三年计划》亲赴苏联,与苏联海军负责人面商装备援助事宜。

谈判桌上,他把计划一条一条摆出来,把中国海军的现实处境和发展设想说得清清楚楚,最终促成了苏联方面的援助承诺,把海军建设的第一步推了出去。

1952年4月,他再度率代表团赴苏,进一步落实具体的武器装备援助问题,把能谈的细节都谈到了。

两次赴苏回来,他带回的不只是装备和技术,还有一大批建设经验,让人民海军在摸索期少走了很多弯路。

装备在一点一点到位,院校在一所一所建起来,人才在一批一批涌现出来。

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相继组建,三大舰队的格局,在他手里一步步成形。

人民海军成立之后,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战考验——万山海战。

战前,他把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们召集起来,把敌情讲了一遍,然后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仗,打好了,官兵心里那层对海战的神秘感就破了;打不好,影响的不只是这一仗。

每个人回去把准备工作做扎实,开门红,必须打出来。

万山海战,大获全胜。

此后,人民海军陆续经历击沉"太平"号战斗、协同解放一江山岛、"八六"海战、崇武以东海战等一系列战斗,每一仗打完,这支力量都在实战里又长了一截。

1954年9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典礼庄严举行,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成为开国十位大将中唯一的海军大将。

授衔之后,有人问他建海军这几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当初主席说我是旱鸭子,让我去学,我就去学了。

海军这行,没有捷径,就是学,学了再学,做了再做,一步一步往前走。

他在海军司令员这个位置上,整整做了三十年,1980年1月才正式卸任。

而就在这三十年里,他家里的六个儿子,也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悄悄走出了令外界震动的路来。

三位将军、两位副主席,还有那把几乎无人不知的歌声,就这样深藏在这个低调的将门深处,直到往后多年。

那一张张名单被外界慢慢知晓,所有人才恍然明白,这个家族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那段最令人动容的故事,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