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重症医学科（ICU）病房，白炽灯的光透着一种毫无温度的惨白。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混合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沉重气味，呼吸机规律的“嘶嘶”声和监护仪偶尔发出的“滴滴”声，构成了这里永恒的底噪。
第三床的病床前，站着三个人。他们没有像其他病人家属那样穿着探视服、在规定时间内匆匆抹泪，他们穿着白大褂，胸牌上无一例外地印着“主任医师”的字样。
躺在病床上的是七十岁的林国华，三天前，这位退休的中学物理教师在晨练时突发大面积脑干出血，被救护车紧急送往这座城市最大的三甲医院。巧合，或者说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子女，全都在这家医院工作，并且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专家。
大儿子林健，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二女儿林慧，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小儿子林锐，正是这个ICU科室的主任医师。
林锐站在父亲的床尾，目光死死盯着呼吸机的屏幕。作为ICU的主任，他每天都在看这些波形图，气道压、潮气量、氧浓度。
但那天，那些原本代表着生命维系指标的波形，在他眼里变成了一把把钝刀，每一根线条的起伏都在切割着他的神经。
父亲的脸庞已经因为持续的静脉补液和器官功能衰竭而变得浮肿，原本清瘦的面颊失去了原有的轮廓。一根粗大的气管插管从他的口腔深入气道，胶布将管子死死固定在他的嘴唇和脸颊上，嘴角甚至因为长时间的压迫渗出了一丝血迹。
林健站在床的左侧，手指无意识地搭在父亲的手腕上。尽管监护仪上清楚地显示着心率和血压，作为心内科医生的他，依然习惯性地去触摸脉搏。
那脉搏微弱、快促，像是一根即将崩断的弦。他知道，这仅仅是因为大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在强行维持着血管的张力，一旦停药，那条绿色的心电波形会在几分钟内变成一条直线。
林慧站在右侧，眼眶通红，但没有眼泪掉下来。在肿瘤科，她见惯了生离死别，见惯了那些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躯体，她每天都在和病人家属谈话，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积极治疗，什么时候该转向舒缓医疗，让病人少受痛苦。
可是当躺在这里的人变成那个从小给她扎辫子、省吃俭用供她读完医学博士的父亲时，她发现自己平日里那些清晰的逻辑和悲悯的说辞，统统化为了大脑里的一团乱麻。
“老林的情况，你们心里都有数。”打破沉默的是ICU的副主任陈医生，他是林锐的副手，也是多年的老同学。面对那三位全院闻名的主任，陈医生没有用任何委婉的词汇，因为在顶级专家面前，任何粉饰都是多余的。
“脑干出血量太大，破入脑室。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就只有3分，脑干反射全部消失。”陈医生手里拿着最新的CT片子和化验单，声音压得很低，“现在是第三天，瞳孔已经散大固定，自主呼吸完全没有了。肾功能也在恶化，无尿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了。”
病房里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林健松开了搭在父亲手腕上的手，那只手冰凉，指端已经因为微循环障碍泛出隐隐的青紫色。
他转过头，看着窗外浓重的夜色，声音沙哑得不像话：“如果上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呢？把毒素排一排，心肺负荷能减轻一点。”
陈医生还没说话，林锐先开了口：“哥，没用的。上血透不过是再多插一根粗管子，多维持几天机器上的数字罢了。脑干的损伤是不可逆的，脑死亡的进程已经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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