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姐叫林春，表哥叫林秋。他们是我大姨家的一对儿女，相差只有一岁。大姨家在偏远的乡下，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重男轻女的观念像是长在骨头里的毒害。可在那个家里，情况却有些不同。
大姨和姨父脾气暴躁，常年在外打零工，偶尔回趟家，往往伴随着无休止的争吵和摔打东西的声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屋檐下，林春和林秋不是竞争者，而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林春是个极其安静的女孩，长着一双总是带着点哀愁的眼睛。从小到大，只要家里爆发战火，她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把瘦小的林秋死死护在身后。
有一次，姨父喝醉了酒，顺手抄起一根扫帚疙瘩就要往林秋身上抽，林春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那一棍子结结实实地砸在她的后背上，她连哼都没哼一声，只是死死抱住弟弟的头。事后，林秋心疼地看着姐姐背上青紫的淤痕，一边掉眼泪一边用热毛巾给她敷。林春反倒笑了，摸着他的头说，姐肉厚，不疼，你只要好好念书，以后带姐离开这儿就行。
这句话，成了林秋前半生唯一的信仰。
林春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进了一家镇上的服装厂。每天踩着缝纫机，从天不亮干到深夜，计件算钱。她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仔仔细细地抚平，一叠一叠地攒起来，除了交给大姨的补贴家用，剩下的全都给了林秋做学费和生活费。林秋脑子活泛，也争气，高中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后来又顺利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林秋去省城报到的那天，林春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他。那天的绿皮火车拥挤不堪，林春隔着车窗，把一个用布缝得严严实实的旧钱包塞进林秋手里，里面是她新发的工资。林秋不肯要，红着眼圈说自己能做兼职。林春板起脸，罕见地对他发了脾气，说你在外面别让人瞧不起，钱不够了就跟姐说，姐能挣。
火车开动的时候，林秋探出半个身子，冲着站台上那个穿着褪色碎花衬衫、双手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女孩大喊：“姐，你等我！等我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买个带大阳台的房子，让你天天晒太阳！”
大学四年，林秋拼了命地学习、做兼职。他几乎不参加任何需要花钱的聚会，食堂里永远只打最便宜的菜。他知道，他咽下去的每一口饭，都是姐姐在缝纫机前踩出来的血汗。
毕业后，林秋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凭借着一股不要命的拼劲，短短三年就做到了项目主管的位置，薪水翻了几番。
后来林秋在省城首付了一套两居室的二手房，虽然不大，但朝向极好，主卧连着一个宽敞的阳台。拿到钥匙的那天，他第一个给我打了电话，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激动，他说他要去镇上把林春接出来，以后他们姐弟俩就在城里扎根，再也不回那个没有温度的家了。
可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常常在人满怀希望，刚要触碰到光芒的那一刻，毫无预兆地降下无底的深渊。
林秋回镇上的前一天，林春在服装厂的车间里突然晕倒了。当时工友们以为她只是低血糖或者太累了，掐了半天人中没反应，这才慌忙叫了救护车。送到县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有自主呼吸了。医生说是突发性脑动脉瘤破裂，出血量极大，位置又深，连转院到省城的机会都没给。
林秋赶到医院太平间的时候，林春身上已经盖上了白布。我陪着他走进去，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压抑的画面。林秋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嚎啕大哭，也没有歇斯底里地质问医生。他只是僵硬地走过去，慢慢掀开白布，看着姐姐那张苍白、安详却再也不会对他笑的脸。
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林春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形的指关节，然后双腿一软，直挺挺地跪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他张着嘴，像是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拼命地大口喘息，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眼泪鼻涕混在一起，糊了满脸。我就站在他身后，听着他喉咙里发出那种类似于野兽被割断气管时咯咯的闷响，心里像被塞了一大把碎玻璃。
林春的后事办得很草率，大姨和姨父只当是少了个赚钱的工具，叹了几口气，流了几滴眼泪，便张罗着赶紧下葬。农村的规矩多，未婚早逝的女子进不了祖坟，只能在村外的荒地里找个地方草草掩埋。
那片荒地边缘有一棵有些年头的老槐树，枝干虬结。小时候，林春和林秋为了躲避姨父的打骂，经常跑到这棵树上躲着，一躲就是半宿。
下葬那天，没有吹奏，没有纸扎，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土包。林秋站在新堆起的坟前，呆呆地看着那块连字都没刻完的简易墓碑，站了整整一个下午。初秋的风已经有了凉意，吹得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他终于开口说了那天唯一的一句话，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她还没住过带阳台的房子，还没穿过我给她买的那件红大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