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学界推崇多年的西方官僚制度，真的是现代治理的“理性标杆”？政务官与事务官之间的防火墙，守住的是行政中立，还是阶层上升的天花板？当普通人只能通过考试跻身事务官序列，却永远触不到上层政治的门槛，这套被标榜为“先进”的制度，底色究竟是什么？
7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西方官僚体系展开深度剖析，揭开了这套被长期美化的制度的真实逻辑。
节目中，范勇鹏教授表示，西方官僚体系普遍分为两类：一类是随政党选举、领导人组阁进退的政务官，另一类是不受换届影响的事务型官员，恰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的“营盘”。与中国干部身份均等、可贯通发展的体系不同，这套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制度，几乎存在于所有西方国家与代议制国家中，二者之间设有严格的身份防火墙。
过去很长时间，包括国内学界在内的主流观点，都将这套制度视作现代、理性、专业且中立的官僚制度标杆——事务官脱离政党倾向、不随选举更迭，以此保障政府运转的稳定性。这一判断看似有其合理性：在政党轮替频繁的西方政坛，确实需要一支稳定的行政队伍维持基本职能。
但范勇鹏明确指出，这种“中立先进”的评价本质是一厢情愿。他进一步拆解制度内核：西方的事务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员，在美国更被直接定义为“联邦雇员”，本质是行政体系里的“打工人”。他们可通过考试录用、凭绩效晋升，却有着无法突破的职业天花板，永远被隔绝在核心政治决策之外。
更关键的是，这套制度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范勇鹏教授认为，对普通平民子弟而言，参与政治最公平的路径是通过考试；但在西方官僚体系中，考试能抵达的终点，仅仅是中低层事务岗。上层政务官的入场券，绑定的是资本支持、媒体资源与政治人脉，这些恰恰是普通民众难以触及的资源。当上升通道被制度性锁死，所谓的“行政中立”，不过是将平民排除在核心政治之外的隐形壁垒。
纵观中西官僚体系的核心差异，不难发现治理制度的核心要义，从来不是机械的岗位分野，而是公平的上升通道与为民履职的本质。西方官僚制度看似构建了稳定的行政体系，却以制度固化阶层、割裂民意与权力的联结，背离了公共治理的民主初心。真正先进的治理体系，理应打破身份壁垒、畅通普通人的成长与参政路径，让公共权力服务于大众、惠及于民，这也是现代治理最核心、最根本的价值底色。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