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姐向我打听存款，老公提示我让我说8万，我故意大声说89万

大姑姐向我打听存款，老公提示我让我说8万，我故意大声说89万

那是个闷热的下午，院子里知了叫得人心烦。我正蹲在井边洗衣服，泡沫顺着指缝往下淌，大姑姐就踩着那双绣花布鞋走了进来。她手里拎着半袋子青枣，说是路过镇子顺手买的，但我瞅见她眼角扫过晾衣绳上那几件打了补丁的衬衫，嘴角往下撇了撇，又立刻堆起笑来。我晓得她今天来，八成不是为了送枣子这么简单。

我从嫁进这个家开始，大姑姐就没怎么正眼瞧过我。她嫁到镇上开小卖部的老刘家，自诩是半个城里人，回来时总爱掐着腰站在院子里，点评我家鸡窝搭得不够齐整，猪圈的气味熏着她新做的的确良裤子。丈夫小军老实，每回都憨笑着打圆场，说姐姐难得回来一趟，让着我点。可我心里明白，她瞧不上我这个从山沟沟里嫁过来的弟媳妇，总觉得我高攀了他们家。

大姑姐在井台边的矮凳上坐下，开始东拉西扯问收成，问我今年地里玉米抽穗好不好，又问院墙根那排豆角架子牢不牢靠。她问一句我答一句，手上的衣服搓得哗哗响，心里却像那口老井一样，幽幽地往外冒着凉气——这铺垫做得越久，后头的话就越扎人。

终于，她往我身边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弟媳妇，姐跟你打听个事儿，你俩这些年存了多少钱了？”

我当时正在拧一件湿透的褂子，手劲儿大得指节发白，水珠子顺着胳膊肘啪嗒啪嗒砸在青石板上。心里咯噔一下，果然来了。我抬起头看她，她脸上那层笑纹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不多不少，刚好显得亲近又不冒犯。我张了张嘴，正要随便编个数字糊弄过去，身后传来一声干咳——小军不知什么时候从堂屋出来了，靠在门框上，手里攥着根旱烟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嘴唇几乎没动，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只有我能听见的气声：“八……说八万……”

那一刻我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弯。八万，这是小军定的调子，他知道姐姐的脾性，说得太少显得寒酸让她看笑话，说得太多又怕她起别的心思。可就在那电光石火之间，我看见大姑姐翘起的二郎腿，看见她手边那袋表皮有些发蔫的青枣——往年她回来，哪回空过手？哪回不是挑三拣四之后还要顺走我家半筐鸡蛋？我心里那根绷了多年的弦，忽然就断了。

我松开拧衣服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直起腰来，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院子里每一个角落都听见，连同隔壁李婶家正在劈柴的动静都停了一停——我说：“姐啊，存款这东西不好说死，前阵子刚拢了拢账，有个八十九万吧。”

小军的旱烟杆“啪嗒”一声掉在门槛上，滚了两滚，停在鸡屎旁边。大姑姐的笑容僵在脸上，像是被夏天的热风烤干了，一寸一寸地裂开。她嘴唇哆嗦了一下：“多……多少？”

“八十九万，”我又重复了一遍，甚至还伸手比了个八字，“这些年小军跑运输，我在家种地养鸡，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姐你坐，我去给你倒碗糖水。”

我没看小军的表情，但我知道他此刻一定像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正扶着门框喘不上气。大姑姐张着嘴，过了好半天才站起来，说不要糖水了，家里还烀着饼子，匆匆忙忙走了，连那半袋青枣都忘在井台上。我蹲下继续搓衣服，泡沫在阳光下泛着虹彩，心里头的那股子憋闷像被捅破的气球，“噗”一下就散了大半。

大姑姐走后，堂屋里的空气像是结了冰。小军一声不吭地捡起旱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灰，坐到堂屋的条凳上，闷着头抽烟，烟圈一个接一个地往房梁上飘。我端着洗好的衣服进院子晾，他忽然开口，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疯了吧？八十九万，这话能乱说？”

我抖开一件衬衫，晒衣夹“咔哒”咬住湿布：“她既然来问，就是存了心要打探。我说八万她信吗？咱家院子新砌了半截围墙，你又刚换了辆二手三轮车，哪样不花钱？八万她回头琢磨琢磨就知道是假的，反倒显得咱心虚。”

小军狠狠吸了口烟：“那也不能说八十九万啊！我姐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她回去能跟老刘说，老刘能跟全镇子说，到时候这个来借那个来求，咱拿什么堵？”

我把最后一件衣服挂好，拍了拍手上的水珠，走到堂屋门口倚着门框，看着他那张被烟熏得发黄的脸：“你以为我说八万她就消停了？她下回还得来问，问完了存款问收成，问完了收成问咱家那头猪卖了多少钱。小军，咱结婚六年了，你姐哪回回来不是挑东拣西？去年过年她当着妈的面说我做的腊肉咸了，前年说我喂的鸡太瘦下不了蛋，上个月咱家修围墙，她说咱打肿脸充胖子。我今儿就是要让她知道，咱家不穷，让她以后少拿那种眼神看人。”

小军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些东西在翻涌，最后都沉了下去，变成一声长长的叹息。他把烟杆往桌上一搁，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站住，没回头，声音闷闷的：“说都说了，随你吧。但咱家那点家底，往后怕是要热闹了。”

他说得没错。不出三天，大姑姐又来了。这回带的东西倒是体面，一条烟，两瓶酒，还有一块用红纸包着的腊肉，进门就喊弟媳妇，比上回亲热了十倍不止。她身后跟着老刘，那个在镇上开了二十年小卖部的男人，平时走路眼睛都朝天看的，这回居然主动跟我打招呼，还夸我家的丝瓜藤爬得好看。

大姑姐把我拉到里屋，这回不拐弯了：“弟媳妇，姐跟你商量个事。你姐夫那个小卖部想盘个新门面，手头还差一截，你看你家那笔存款，能不能先挪个十万八万应应急？利息按银行的算，半年准还。”

我正剥着豆角，手上的动作没停，豆子一颗一颗滚进搪瓷盆里，清脆地响着。我知道她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心里早就备好了词，像打了一夜的腹稿，到了台上反倒不慌了。我把豆角壳往旁边的簸箕里一扔，抬头看着她，认真得不能再认真：“姐，实不相瞒，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个数，是我一时嘴快吹牛了。那是小军跑运输接了个大活预想的数，实际上人家运费还没结呢，家里现钱也就够买化肥和种子的。”

大姑姐脸上的笑一下垮了半截，像是晒蔫的黄瓜秧子：“那你那天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那不是你头一回问我嘛，我寻思不能在姐面前丢了面子。”我笑了笑，把搪瓷盆端起来晃了晃，豆子在盆底哗啦啦响，“家里啥情况姐你也知道，小军那车还是二手的，每个月修车钱都比油钱多。真要是有八十九万，我早把院墙全拆了盖二层小楼了，还能让姐每次来都坐那矮板凳？”

大姑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坐在那里半天没吭声。老刘在外头跟小军搭话，我听不清说什么，只听见小军那标志性的憨笑，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尴尬都笑化掉。大姑姐临走的时候，把那块腊肉留下了，烟和酒又拎了回去，说是给老刘他爹带的，改天再来看我们。

那天晚上，我跟小军坐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地上的蚂蚁都清清楚楚。小军忽然笑了一声，吓了我一跳。他仰着头看月亮，说：“你可真行，我姐这辈子头一回被人拿话堵成这样。老刘走的时候脸都是绿的。”

我摇着蒲扇赶蚊子，没接话。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事儿没完。大姑姐那个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戏弄。她当天回去可能想不通，但过不了几天，她准能琢磨出味儿来——我既然敢吹八十九万，那八万肯定也是假的，家里到底有多少钱，她非得刨根问底不可。

果不其然，过了大概十来天，大姑姐又来了。这回她学精了，不提钱，不提存款，就拎着一篮子鸡蛋来串门，说是自家鸡下的，让我尝尝鲜。她跟我唠家常，问小军的运输活怎么样，问我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问孩子上学成绩行不行。我一一答着，心里头那根弦绷得跟琴弦似的。

她坐了一个多钟头，临走的时候，在院子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像是刚想起来什么似的：“对了弟媳妇，我那天听你说了八十九万之后，回去跟你姐夫琢磨了半天。咱家小军跑运输一年到头能挣多少，我心里大概有个数。你们家这院子，这鸡圈，这家具摆设，怎么看也不像有八十九万的人家。弟媳妇，你那天是不是逗姐玩呢？”

她说完这话，脸上带着笑，但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直勾勾地看着我，像要把我整个人看穿。我也笑了，把手里那把扫帚靠在墙根上：“姐你看你说的，我哪能逗你玩呢。不过实话说，那八十九万里头有大半是小军接了个工程预付款，结果工程黄了，钱又退回去了。我那天跟你说的时候，是还没退的时候。后来退了，也就没那么多了。”

大姑姐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那笑容又恢复了往常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多。行了，不早了，我回去了，你忙吧。”

她转身走了，步子比来的时候轻快了许多，像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她走远，忽然觉得特别累。跟大姑姐斗智斗勇这些年，比下地干活还耗心神。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那天傍晚，小军出车回来，脸色很难看。他把车停在院门口，没熄火就跳下来，拉着我进了里屋，门一关，声音压得极低：“姐今天去镇上了，你猜她找谁了？”

我心里一紧：“找谁了？”

“她找了镇上信用社的老周。老周跟我一块喝过酒，知道咱家那点底细。姐跟他打听咱家有没有在信用社存过大额定期，老周说没有。”小军搓了搓脸，满手的油污蹭在额头上，“姐现在认定了你在骗她，恼了。她说她活了半辈子，还没被人这么耍过。”

我靠在墙上，心跳得咚咚响。早知道大姑姐不好糊弄，但我没想到她能去查信用社。这一下，我吹的那个八十九万彻底露了馅，连带着小军说的八万也成了笑话。大姑姐那个人最要面子，现在知道自己被弟媳妇当猴耍，她能善罢甘休？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小军在旁边打着呼噜，我却盯着房梁上那根横木，想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没跟小军商量，直接去了镇上。我先去了信用社，找老周问了问贷款的事，然后去了大姑姐的小卖部。她正在柜台后面算账，看见我进来，脸一沉，手里的圆珠笔在账本上戳了好几个窟窿。

“姐，我来跟你赔不是。”我开门见山，也不拐弯抹角，“上回那事是我瞎吹牛，我跟你道歉。但姐你也想想，你头一回来问我存款的时候，那架势跟审犯人似的，我心里能好受吗？”

大姑姐把圆珠笔往柜台上一拍：“我审你？我那是关心你们！你们两口子过日子，我当姐姐的问问存款怎么了？你要是老实说没有就没有，吹什么八十九万？害得我还跟你姐夫商量半天要不要借钱给你们，怕你们手头紧。”

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她分明是来摸底想借钱的，现在倒成了关心我们。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跟她掰扯这些的，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是信用社的贷款申请单，我昨天填了一半的。

“姐，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小军那车实在太旧了，三天两头坏，我想贷点款换辆新的，需要个担保人。姐你在镇上有门面有生意，你要是愿意给做担保，我和小军一辈子记你的好。”

大姑姐看着那张贷款单，眼睛瞪得溜圆：“你们不是有八十九万吗？怎么还贷款？”

“姐你就别取笑我了，我那都是嘴硬。”我叹了口气，声音软下来，“其实家里就剩不到两万块活钱，还是准备给孩子交学费和买化肥的。小军那个人你也知道，要面子，从来不跟人诉苦。但日子过得好不好，姐你常来常往的，还能看不出来？”

大姑姐沉默了。她低头看着柜台上的贷款单，手指头在玻璃台面上敲了好一会儿，咚咚咚的，像是在权衡什么。过了半晌她抬起头，脸上那层冷霜好像化了一些：“担保的事容我跟你姐夫商量商量。但是弟媳妇，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往后有啥说啥，别跟姐玩那些虚头巴脑的，咱们是一家人，还能害你不成？”

我点头如捣蒜，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家人？她来打听存款的时候，可没把我当一家人。现在我要贷款了，她又拿一家人来压我。但这话我不能说，今天这出戏已经唱到了这个份上，我得把场子圆回来。

从大姑姐那里出来，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路过镇上那个新开的超市时，看见门口贴着招工启事。我刹住车，看了好一会儿。超市是连锁的，收银员一个月工资一千八，理货员一千五。我心里一动，把启事上的电话记在了手心里。

回到家，小军正在院子里修他那辆二手三轮车，满手黑乎乎的机油。我把去镇上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完之后愣了好半天，然后用那只沾满机油的手揉了揉眼睛，声音闷闷的：“你找姐担保贷款？咱家啥时候要换新车了？”

“不换车，但我得让姐觉得咱家是真穷了，她才能消气。”我蹲下来，帮他扶住车斗，“她那个人，你过得比她好她眼红，你过得不如她她反倒踏实。我让她给我做担保，她知道咱家没钱了，心里那根刺也就拔了。往后她再回来，不会拿那种眼神看咱了。”

小军低着头，把一颗螺丝拧了又拧，拧得手指头都发白了：“可万一她真答应担保呢？贷款贷下来了，咱拿什么还？”

“她不会答应的。”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老刘那个人，借钱给别人可以，给人做担保那是要担风险的，他精着呢。姐回去一说，老刘准拦着。到时候姐觉得亏欠了咱，反倒不好意思再来找茬了。”

小军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些我看不太懂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别的什么。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比我想得远。”

那天晚上，我们难得没有早早睡下，坐在院子里喝了一壶凉茶。月亮还是那么圆，蛐蛐在墙根底下叫得正欢。我跟小军说起在超市看到的招工启事，说我想去镇上上班，一个月一千多块，加上地里的收成和他在外头跑的活，日子能宽裕不少。小军听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把茶碗往石桌上一墩：“你想去就去吧，孩子妈接送，饭我回来做。”

我看着他黝黑的侧脸，忽然觉得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其实什么都懂。他知道我这些年受了大姑姐多少气，知道我今天演的这出戏是为了什么。他只是不说，闷在心里，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把所有的委屈都拧进螺丝里，拧进方向盘里。

过了几天，大姑姐果然来了。她进门的时候脸色有些讪讪的，手里又拎了一袋苹果，这回苹果倒是又大又红。她把我拉到一边，说担保的事她跟老刘商量了，老刘说最近店里资金周转也紧，怕担不了这个风险，让她跟我道个歉。

我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但脸上还是做出一副失落的样子。大姑姐看我这样，反倒安慰起我来，说换车的事不急，旧车能开就先开着，实在不行她借我们五千块应应急。我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那天大姑姐破天荒留下来吃了顿饭。我炒了几个家常菜，腊肉炒蒜苗，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个丝瓜汤。大姑姐吃得挺香，还夸我丝瓜种得好，嫩得很。饭桌上她跟我说起镇上的新鲜事，说起谁家儿子考上了大学，谁家媳妇生了双胞胎，说得眉飞色舞，跟从前那个挑三拣四的大姑姐判若两人。

小军在一旁闷头扒饭，偶尔抬头看一眼他姐，又看看我，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个家里其实没有人是真正的坏人。大姑姐虚荣、市侩、爱攀比，但她也有她的难处——老刘那个人精于算计，大姑姐在婆家未必好过，回了娘家就想找点存在感。而我呢，我自卑、敏感、好强，被她的眼神刺了太多次，终于借着一次机会狠狠回击了一把。我们俩像两只扎了刺的刺猬，隔着老远互相瞪眼，凑近了又互相扎伤。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来了。地里的玉米收了一茬，小军的运输活也多了起来。我真的去了镇上那家超市上班，每天骑二十分钟自行车，早出晚归。小军心疼我辛苦，早上起来把粥熬好才出车，晚上我回来他已经把饭做好了。孩子放学自己走回家，在院子里写作业等着我。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踏实。

大姑姐隔三差五会来串门，再也不问存款的事了。她有时候会带点镇上买的小零嘴给孩子，有时候帮我择择菜，坐在院子里跟我聊聊天。她知道了我在超市上班之后，还专门去了一趟，在超市里转了好大一圈，逢人就说那是她弟媳妇，能干得很。我隔着货架看她跟收银台的小妹夸我，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有一天傍晚，大姑姐又来了，这回她神情有些不一样，坐在院子里半天没说话，光是看着远处的山发呆。我给她倒了碗水，在她旁边坐下，问她怎么了。她捧着碗，指腹摩挲着碗沿，忽然说：“弟媳妇，我以前对你不好，我知道。”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说这个。她继续说：“我这人爱面子，老想在你们面前显摆。其实我在老刘家过得也没那么舒坦，老刘把钱看得紧，我买个东西都得跟他报账。我回娘家来东问西问的，就是怕你们过得比我好，又怕你们过得不好。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挺没意思的？”

秋天的风吹过来，带着玉米秸秆烧过后的焦香。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开始掉叶子，一片一片打着旋往下落。我看着大姑姐鬓角露出的几根白发，心里那堵砌了多年的墙，忽然就塌了一角。

“姐，”我说，“过去的事不提了。咱是一家人。”

大姑姐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笑了：“对，一家人。”

那天晚上，小军出车回来，我把大姑姐说的话告诉他。他蹲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映着他的脸一跳一跳的。他往灶膛里添了根柴，说：“我姐那个人，心不坏，就是嘴不好。你能跟她处成这样，我挺高兴的。”

我坐在灶台边择明天要炒的青菜，忽然想起几个月前那个闷热的下午，大姑姐踩着绣花布鞋进来问我存款的事，想起小军从牙缝里挤出的那个“八”字，想起我梗着脖子说八十九万时心里的那股痛快。那时候我以为是出了一口气，现在想想，其实那口气一直堵在心里，今天才算是真的散出去了。

日子继续往前走。冬天来的时候，老刘的小卖部遇到了一点麻烦，镇上开了两家新超市，生意被抢了不少。大姑姐来我家的时候愁眉苦脸的，说老刘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跟小军商量了一下，把家里存的那两万块钱取了一万出来，借给大姑姐应急。大姑姐拿到钱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说这钱她一定尽快还。

我跟她说不用急，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大姑姐攥着那沓钱，使劲点了点头，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忽然转身抱了我一下。她的身上有一股油烟味和雪花膏混在一起的味道，呛呛的，但我不讨厌。我拍了拍她的背，说回去吧，天冷路滑，骑慢点。

她骑着那辆老式自行车走了，车灯在冬天的薄雾里一晃一晃的，像一个渐渐远去的萤火虫。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了院子。小军正在堂屋里教孩子写作业，昏黄的灯泡下面，父子俩的脑袋凑在一起，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我靠在门框上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个家虽然不大，虽然不富，但是暖融融的，像灶膛里快要熄灭又添了一把新柴的火。

后来大姑姐把钱还了，还多还了两百块说是利息。我没要那两百块，给她买了一双棉鞋。大姑姐穿着新鞋在院子里走了好几圈，说好看，暖和，比她自己在镇上买的强。她走的时候我跟她说，姐，以后有啥事你就直说，别藏着掖着的。大姑姐笑着说好，骑着车走了，背影在村道尽头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我蹲在井台边洗衣服，泡沫顺着指缝往下淌，跟几个月前那个下午一模一样。只不过这回，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水声和风穿过槐树叶子的声音。远处传来谁家的狗叫，村口的喇叭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我把洗好的衣服抖开，一件一件挂上晾衣绳，阳光透过湿漉漉的布面照下来，在地上投出一片晃动的影子。

小军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泡好的茶，递到我手边。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得直哈气。他咧着嘴笑，说慢点喝，没人跟你抢。我瞪他一眼，他也瞪我，然后我们都笑了。

那碗茶的热气在秋天的阳光里袅袅地升起来，散进蓝得通透的天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又落了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轻飘飘的，像是要把这个夏天所有的心事都带走。我把茶碗还给小军，继续搓盆里的衣服。水凉了，又从井里打了一桶新的上来，清澈的井水倒进盆里，溅起细细的水花，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过日子就是这样吧，有时候需要说一句八十九万那样的谎，来保全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有时候又需要把那一万块钱借出去，来换回一些比钱更重要的东西。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那些你来我往的试探，到最后都化成了井台上的一滩水渍，被太阳晒干了就什么也不剩，只有脚下的地，比从前更瓷实了些。

我搓着衣服，心里盘算着明天该给孩子买什么早饭，超市排的班表下周要调一天休，地里的萝卜该收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像井台上一圈一圈的水纹，荡开了又合拢，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平淡的，吵闹的，偶尔有些小风波，但最终都会被这口老井的水，一点一点地浸润、沉淀、抚平。

冬天过去，开春的时候，镇上那家超市换了老板，新来的经理嫌我年纪大，把排班一减再减。我没说什么，把工服叠好放在柜台上，领了最后一个月工资，骑着自行车回了家。路上经过大姑姐的小卖部门口，她正蹲在台阶上摆货，看见我停下来，问怎么没上班，我说不干了。她“哦”了一声，也没多问，只说过两天来看我。

那两天我没有闲着。家门口那块自留地去年冬天翻了土，我一直想着除了种菜还能干点什么。隔壁李婶家去年养了几十只土鸡，卖给镇上的饭馆，一只能挣不少。我去李婶家坐了半晌，讨教了养鸡的门道，回来跟小军商量，把后院那间堆杂物的小屋收拾出来，围上铁丝网，先进两百只鸡苗试试。

小军嘴里说“你可真能折腾”，但第二天一早就把后院那堆陈年破烂搬了出来，有我嫁过来时陪嫁的樟木箱子，有他年轻时修自行车攒下的旧零件，还有一堆不知道哪年哪月攒下的空酒瓶子。我们把那间屋子扫了又扫，墙角撒了石灰，屋顶漏雨的地方换了新瓦。小军去镇上买了铁丝网和食槽，我找李婶定了鸡苗，等了两天，两百只黄绒绒的小鸡就叽叽喳喳地住进了后院。

大姑姐来的时候，我正在后院给鸡苗喂食，她站在铁丝网外面看了好一会儿，说这些小家伙真精神。她手里提着一袋玉米面，说是家里囤多了吃不完，给我拿来喂鸡。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哪有什么吃不完的，她这是特意买的。我道了谢，她也没多说，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我喂鸡，忽然说：“弟媳妇，超市那活不做也好，那经理我认识，抠抠搜搜的，一天到晚净想着克扣工钱。你自己养鸡，比给他打工强。”

我回头看她一眼，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自然，不像以前那样带着居高临下的腔调，倒像是真心实意地替我松一口气。我蹲在地上把玉米面撒进食槽，小鸡们扑棱着翅膀涌过来，叽叽喳喳地挤作一团。大姑姐在旁边看着看着就笑了，说这些小东西抢食的样子真有意思，跟咱小时候过年抢糖吃一个样。

那天中午我留她吃饭，她没推辞，还主动帮我烧火。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她一边添柴一边跟我聊天，说起她年轻时候也养过鸡，养了几十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捡鸡蛋，攒够一篮子就挎着走十里路去镇上卖。她说那时候虽然累，但心里是满的，后来嫁了老刘，老刘嫌养鸡有味道，就不让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空，盯着灶膛里的火苗，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我没有接话，只是往锅里多下了一把面条。饭桌上，小军一边扒面一边跟我商量，说后院那间屋子地方有限，两百只鸡养到出栏就得腾地方，问我有没有想过扩大规模。我嘴里嚼着面条还没咽下去，大姑姐就抢着说了，说村东头那个废弃的石灰窑，地方又大又通风，租金也便宜，要是租下来养鸡，一次能养上千只。

我和小军对视一眼，都有些意外。那个石灰窑我知道，是早年村里烧石灰用的，后来废弃了好几年，地方确实大，但离村子有段距离，路上坑坑洼洼的不太好走。大姑姐见我犹豫，把筷子往碗上一搁，说石灰窑是她一个远房亲戚的，她帮忙去说，租金肯定给最低的，路不好走没关系，她让老刘找辆三轮车帮忙拉料。

小军低着头吃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等大姑姐走了，他靠在院墙根抽烟，烟雾在傍晚的余光里丝丝缕缕的。我走过去，他吐了一口烟，说：“姐这回是真上心了。”

我说：“她上心还不好？”

小军把烟屁股摁灭在墙根上：“好是好，我就是怕她掺和进来之后，又跟以前一样，啥都想管。”

我知道他担心什么。大姑姐那个人，热心起来是真热心，但管起事来也是真能管。石灰窑要是真租下来养鸡，她今天来指指明天来点点，日子长了难免又生出嫌隙。可我又转念一想，她要真能帮上忙，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多个人搭把手，总比我一个人扛着强。

最终石灰窑还是租下来了。大姑姐那个远房亲戚确实给面子，一年租金只要八百块，相当于白送。我和小军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窑洞收拾出来，里面重新搭了架子，通了水电，外面用铁网围了一大圈活动场地。第一批进了五百只鸡苗，加上后院那两百只，一下子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拌食，喂完这边喂那边，捡鸡蛋、清鸡粪、检查饮水器，一整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

大姑姐果然常来。一开始小军还绷着，怕她又像从前那样指手画脚。但她来的时候不多话，帮着拌食、帮着捡蛋，有时候还从家里带些剩菜剩饭过来拌进鸡食里。她干活利索，比我手脚还快，弯腰捡蛋的时候一颗一颗码得整整齐齐，放进篮子里跟排队似的。我看着她那双曾经涂过指甲油的手现在沾满了鸡粪和饲料渣，心里头那些防备就像晒了一天的露水，悄没声息地就散了。

有天傍晚收工，我和大姑姐坐在石灰窑外面的石头上歇脚，夕阳把西边的天烧成一片橘红色。她的头发上沾了一根鸡毛，我伸手帮她摘下来，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在夕阳底下看着特别舒展，不像从前那种用尺子量过的笑，是实实在在从心里往外淌的。

“弟媳妇，”她说，“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非得争个高下才叫活着？我以前老觉得，在婆家我得压老刘一头，回了娘家我得压你们一头，好像不压着别人，自个儿就矮了半截似的。现在想想，真累。”

我把水壶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大口，擦了擦嘴继续说：“你看这些鸡，它们也不争啥，啄食的啄食，下蛋的下蛋，该干啥干啥。你说人咋就不能像它们似的？”

我笑了笑，看着远处暮色里连绵的山影：“姐，人跟鸡不一样。鸡不会想明天的事，人会。会想就会比，会比就累。”

大姑姐点了点头，把水壶拧好放在石头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吧，回家。明天一早还得来喂食呢。”

我们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往回走，路两边的野草已经长到了膝盖高，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大姑姐走在前头，步子迈得很大，背影在暮色里一颠一颠的。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她一直都是那个风风火火的大姑姐，只不过从前她的风风火火朝着我们，现在朝着那些毛茸茸的小东西了。

第一批鸡出栏的时候，正好赶上中秋节前的好行情。我算了算账，除去成本和租金，净赚了小一万。钱拿到手里那天，我骑车载着大姑姐去镇上买了只大猪蹄子，又买了些月饼和水果，晚上在小军面前摆了一桌子。大姑姐和老刘也来了，两家人挤在我家那张掉了漆的八仙桌旁边，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老刘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起来，说他那个小卖部现在生意慢慢缓过来了，多亏我和大姑姐养鸡挣了钱，在镇上也算给老刘家长了脸。大姑姐拿筷子敲他的手背，说喝点猫尿就管不住嘴。老刘嘿嘿笑着，也不恼。

小军坐在我旁边，给我碗里夹了块猪蹄子，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八十九万。”我瞪他一眼，他在桌子底下踢了踢我的脚，眼睛里全是促狭的光。我忍不住笑出来，碗里的汤差点洒了。大姑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俩，问笑啥呢，我说没啥，高兴。

那天晚上人都走了之后，我收拾碗筷，小军在院子里刷锅。秋天的夜风凉飕飕的，我端着摞好的碗进厨房，路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忽然拉住我的手腕。我吓了一跳，碗差点没端稳。他看着我，路灯的光从院墙外面照进来，半明半暗地落在他脸上，他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辛苦你了。”

就这四个字，没了。他松开我的手腕，继续弯着腰刷那口大铁锅，刷子刮过锅底发出滋滋的响声。我站在那儿停了两秒，然后端着碗进了厨房。把碗放进水槽的时候，我感觉眼睛有些发酸，可能是油烟熏的。

日子跟那辆旧三轮车的轮子一样，慢慢地往前滚着，轧过石子就颠一下，轧过平路就稳一阵。石灰窑的鸡养了一批又一批，我跟大姑姐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她管镇上的销路，我管场里的喂养，小军管运输和采购，三个人像三根拧在一起的麻绳，越拧越紧实。有时候忙起来一天都顾不上说话，但谁也不埋怨谁，各干各的活，到了收工的时候互相招呼一声，走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回家。

入冬的时候，大姑姐跟我说想把石灰窑旁边的荒地也租下来，盖两间像样的鸡舍，再上个自动喂料机，扩大规模。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跟我第一次见她来问我存款时判若两人。那天她眼睛里全是算计，今天全是干劲。我算了算手里的钱，加上这半年挣的，还差一些。大姑姐拍拍胸脯说差多少她想办法，不行就把老刘小卖部的货先压一批，周转一下资金。

我看着她那个架势，又想起去年夏天她来问我存款时那个故作亲近的笑脸。只不过那时候她笑得假，现在笑得真。人是会变的，或者说人本来就有很多面，看你对上了哪一面罢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小军坐在床头一声不响地补一双破了洞的袜子，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个糙汉子干的细活。我走过去把那袜子从他手里抽出来，说我来补。他挠了挠头，说那我去把院门关上。他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你要是觉得行，就干吧。姐那边我来跟她谈分成，不能让她白忙活。”

我拿着针线的手停了一下，低头看他那双袜子上歪歪扭扭的针脚，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虽然话少，可句句都落在该落的地方。他嘴上不说，但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包括大姑姐的变化，包括我的心思，包括这个家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方向。他只是用他那双沾满机油的手，一点一点地往前推，推不动的时候就闷着头多使把劲。

我把袜子补好，叠整齐放在枕头边上，关了灯躺下去。黑暗中听见小军在院子里洗脚的水声，哗啦哗啦的，像一条小小的河。我闭上眼睛，想着石灰窑那片荒地上的新鸡舍，想着自动喂料机转起来的样子，想着大姑姐站在鸡舍门口叉着腰跟买家谈价钱的架势。日子过到了这个份上，好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了。

外面的风刮过院墙，把晾衣绳上的空衣架吹得叮当作响。我在那响声里慢慢睡着了，梦里还是那个闷热的下午，大姑姐踩着绣花布鞋走进院子，我蹲在井台边洗衣服，手心里全是冰凉的井水。只不过这回在梦里，我没说八十九万，也没说八万，我只是抬起头看着她笑了。她也笑了。我们谁也没说话，就那样笑着，井水哗哗地响着，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像一条平平坦坦的路，一直通到看不见头的地方。

新鸡舍动工那天，风大得能把人吹个趔趄。大姑姐裹着一条红围巾站在荒地上，手里攥着施工图，风把图纸吹得哗哗响，她一手按着纸一手指挥工头放线。老刘也来了，开着那辆半旧的面包车，拉了一车水泥和砖头，卸货的时候搬得满头大汗，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跟他平日里在柜台后面扒拉算盘珠子的样子完全两个人。小军请了三天假没出车，跟工人们一起和泥砌墙，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也不吭声，晚上回来我给他挑泡的时候他才嘶嘶吸了两口凉气。

新鸡舍盖了半个多月，两间大屋，中间用隔网分开，一间育雏，一间成鸡。自动喂料机和饮水器都是大姑姐从县城找熟人买的二手货，虽然旧了些，但运转起来声音顺溜得很。通电那天，我和大姑姐站在鸡舍门口，看着机器转起来，食槽里哗啦啦地落下饲料，两个人站在那笑了半天，也不知道笑什么，就是心里头满满的，像那饲料槽一样要往外溢。

第一批鸡苗入舍的时候正好赶上腊月，天冷得滴水成冰。为了保温，我和大姑姐轮流值夜，一人守半宿，盯着炉子不能灭。有一天后半夜轮到我把炉子添上煤，裹着军大衣坐在鸡舍角落的板凳上打瞌睡，忽然听见外面有动静。我惊醒过来，推开鸡舍的门一看，大姑姐骑着她那辆自行车来了，车筐里装着两个保温桶，一个装着热粥，一个装着热水。她头上裹着围巾，眉毛上结了霜，进屋来把保温桶往我手里一塞，说我就知道你半夜饿了，赶紧喝，喝了回去睡，后半夜我守着。

我捧着那碗热粥，烫得手心发红，看着她在炉子旁边坐下，伸手烤火，冻得通红的手指在火光里慢慢缓过劲来。那一刻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头喝粥，粥里放了红枣和糯米，甜丝丝的，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里。我喝完粥，把保温桶放在墙角，走出去骑上她的自行车往回走。夜风从耳边刮过去，头顶的星星又亮又密，像谁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黑布上。一路上我都在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原来可以这样——从最冷的地方出发，走着走着，反倒走暖和了。

那年春节我们是在石灰窑过的。大年三十的下午，鸡舍里的炉子烧得旺旺的，几百只鸡在温暖的灯光下挤成一团。我和大姑姐在鸡舍外面的空地上支了一张桌子，摆上从镇上买来的熟食、自家包的白菜猪肉饺子、还有一瓶小军藏在柜子底下舍不得喝的粮食酒。老刘和小军把桌子旁边的风挡用塑料布围了一圈，里面生了一盆炭火，虽然还是冷，但比露天强多了。我们四个坐在塑料布围成的棚子里，围着炭火吃年夜饭，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炸碎了冷空气里的寂静。

酒过三巡，老刘的脸红得像鸡冠子，举着酒杯说这一年过得稀里糊涂的，想不到快五十岁的人了，最后跟着媳妇养鸡发了点小财。大姑姐白了他一眼，说啥叫跟着我，那是跟着我弟媳妇。老刘嘿嘿笑着改口，对对对，跟着弟媳妇。小军在一旁闷头吃饺子，嘴里塞得鼓鼓的，听他们这么说，抬起头来含糊不清地接了一句：“都跟着我媳妇。”

四个人都笑了，笑声在冬天空旷的田野上传出去很远。鞭炮声又响了一阵，远处的村子里有人放起了烟花，红的绿的在天上炸开又散下去，把鸡舍的屋顶照得明明灭灭。大姑姐仰头看着那些烟花，忽然叹了口气，说去年这时候她在老刘家过年，老刘跟他几个兄弟打牌打到天亮，她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春晚，看到最后困得不行了也没人理她。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但我看见她眼角有什么东西在烟花的光里闪了一下，很快又被她低头喝汤的动作遮过去了。

小军往她碗里夹了一个饺子，说姐你吃这个，白菜馅的，你爱吃。大姑姐低头看着碗里那个饺子，半天没动筷子，最后使劲吸了一下鼻子，说这炭火烟太大了，熏得眼睛疼。

过完年之后，我们的养鸡规模算是正式稳定下来了。石灰窑那边两间鸡舍满打满算能养一千二百只，后院那小屋也没闲着，养着两百多只蛋鸡，鸡蛋每天能收一百多个。大姑姐在镇上跑了几个饭馆和单位食堂，把鸡蛋和肉鸡的销路都给打通了，有些回头客还提前半个月来订货。我算了一笔账，要是保持这个势头，到年底能净赚五六万，放在我们这个小镇上，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但日子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春天快完的时候，鸡舍里闹了一场病。先是几只鸡开始打蔫，不吃食，第二天就死了十几只，第三天翻了倍。大姑姐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跑去找镇上的兽医，兽医来看了说是传染性法氏囊病，得赶紧隔离，全舍消毒，还要打疫苗。那几天我们几乎没合眼，戴着口罩在鸡舍里一只一只地筛选病鸡，把有症状的隔离到最边上那间小屋，能救的尽量救，救不了的也得赶紧处理掉。大姑姐的手被消毒水泡得脱了皮，裂开一道道口子，她用纱布缠着继续干活，一声苦都不叫。

最凶险的那天夜里，下了一场暴雨，鸡舍的房顶有一处接缝被风掀开，雨水灌进来打湿了饲料。我拎着塑料布爬上房顶去堵，大姑姐在底下给我递绳子，雨太大了，我站在湿滑的屋顶上摇摇晃晃的，脚下一滑差点栽下来。大姑姐在底下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声音劈了叉，我从屋顶滑到屋檐边，幸好抓住了那根递上来的绳子，胳膊被磨掉了一大片皮，火辣辣地疼。我从屋顶下来的时候浑身湿透了，大姑姐一把抱住我，勒得我喘不上气，她的肩膀在抖，分不清是冷的还是吓的。

那场病最终让我们损失了将近三百只鸡。把死鸡一只一只装上三轮车拉去深埋的时候，大姑姐坐在车斗里一句话不说，围巾裹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我在前面蹬车，小军在旁边推，雨后的土路全是泥泞，车轮陷进去又拔出来，三个人都沉默着，只有车轴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到了埋鸡的地方，大姑姐下车来，帮着挖坑，一锹一锹地挖，眼泪掉在泥里谁也看不见。

忙完回到家，我坐在灶台前面烧水洗澡，胳膊上火辣辣地疼，被雨水泡过之后伤口有些发炎，红了一片。大姑姐端着一碗姜汤进来，放在灶台上，蹲下来看我的胳膊，伸手轻轻碰了一下又缩回去，像怕弄疼我。她说你明天去镇上的卫生所看看，可别感染了。我说没事，皮外伤。她不依，说明天一早我骑车带你去，别看是小伤，发炎了可不得了。

我端起姜汤喝了一口，红糖放得多了，有些齁嗓子。大姑姐还蹲在旁边，忽然小声说了一句：“你要是有个啥，我咋跟小军交代。”她说完就站起来出去了，步子走得很快，像是怕我接话。

那碗姜汤的甜味在嗓子里绕了很久。我看着灶膛里将灭未灭的火星，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她在井台边问我存款时的样子。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够把两个人之间隔着的那座山挖成一条路。这条路不是修出来的，是用一双一双磨破的手，一步一步踩出来的。

病鸡处理完之后，我们重新补了苗，又借了些钱添了一台供暖设备，把鸡舍的密封和通风系统都做了加固。大姑姐跑了好几趟县城，从农技站请了专家来指导防疫，还买了一批养鸡专业书籍自己学。老刘有一回跟我嘀咕，说大姑姐现在晚上睡觉都抱着本书看，他半夜醒过来还看见她被窝里亮着手机的手电筒，在看书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老刘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复杂，像是不太适应自己媳妇突然变得这么上进，又像是暗暗有些得意。

夏天又来了，知了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叫。有一天下午我照例在井台边洗衣服，大姑姐来了，骑着那辆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袋子新鲜的青枣。她把青枣放在井台边上，蹲下来帮我拧衣服，两个人一个搓一个拧，配合得严丝合缝。井水哗哗地流着，泡沫在阳光下闪着彩色的光。

她一边拧衣服一边说，前几天她去县城卖鸡，碰见了一个收鸡的大老板，说想跟咱长期合作，要是咱能保证每月供应一定的量，他愿意比市场价高两毛钱收。她说着说着抬起头来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跟去年我来问她存款时完全不一样的光。她说弟媳妇，我想了想，咱现在规模还是太小，要是能把旁边那片山坡也包下来，散养一批走地鸡，喂粮食和虫草，走高端路线，价钱能翻番。

我用围裙擦了擦手，从井台上拿起一颗青枣咬了一口，脆生生的甜。我看着大姑姐那双被消毒水泡过又长出新肉的手，看着她围裙上还沾着的鸡饲料印子，看着她眼睛里那种不怕折腾的光，忽然觉得去年的自己真傻。那时候我蹲在这口井旁边，心里想的是怎么应付她、怎么堵她的嘴、怎么用一句八十九万把她噎回去。我哪里想得到，一年之后我们俩会蹲在同一个井台旁边，商量着怎么把鸡卖到县城的饭店去。

“干，”我说，“山坡那边我去找村支书谈承包。姐你去跟那个老板敲定合同，咱俩分工。”

大姑姐用力点了点头，把最后一件衣服拧干递给我，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转身骑上自行车走了。车轮轧过院门口那道土坎，颠了一下，她回头冲我挥了挥手，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我站在井台边，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挂上晾衣绳。院子里的槐树又长高了一截，枝叶伸到了院墙外面，在风里摇摇晃晃的。远处传来鸡舍那边自动喂料机转动的嗡嗡声，比蝉鸣低一些，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蜜蜂在干活。那声音我从前听着嫌吵，现在听着却觉得踏实，像是日子在往前走的脚步声。

我挂完最后一件衣服，弯腰端起搪瓷盆往屋里走，盆底的水滴在青石板上，留下一串深色的印子，很快又被太阳晒干了，什么痕迹也不剩。我把盆放回灶台底下，站在堂屋门口看了看院子里的光景——晾衣绳上的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鸡圈里那几只老母鸡在墙根底下刨食，院墙上爬着今年新种的丝瓜藤，叶子绿油油的，已经开了几朵嫩黄的花。再过一阵子就能结丝瓜了，到时候摘下来清炒一盘，比啥都鲜。

日子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接着一件小事，一个人的念想连着另一个人的念想，推着推着就走出了这么远的一段路。我回过头看了一眼灶台上那只空了的青枣袋子，忽然笑了。明年这时候，不知道大姑姐又该拎着什么东西来了，也不知道她又会想出什么新的主意，拉着我一起往前奔。

不过不要紧了，不管她拎什么来，不管她想出什么主意，我都接着。一个人走不远的路，两个人走着走着就到了。这道理我明白得不算早，但也不算晚。

山坡承包的事出乎意料地顺利。村支书姓赵，是个快六十岁的干瘦老头，坐在村部那张吱嘎响的藤椅上听我说完打算，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说那片山坡荒了快十年了，长满了野草和荆棘，你要是有本事把它整出来养鸡，村里不但不收承包费，前三年还给你免了水电增容的钱。我从村部出来的时候，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上，照得人睁不开眼，我掐了自己一把，疼的，才知道不是做梦。

回去跟大姑姐一说，她高兴得拍了一下大腿，说咱这就去买铁丝网，明天就上山干活。我说你先别急，那片山坡我上去看过，全是齐腰深的野草，底下还藏着石头，光清理就要费不少功夫。大姑姐大手一挥，说怕啥，咱有的是力气。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姑姐扛着镰刀、锄头和一把油锯上了山。山坡朝南，阳光好，坡势也不算太陡，就是荒得太久了，野草长得又密又壮，有些都赶上人高了。我们俩一人一把镰刀，从坡脚开始往里割，草叶子划在胳膊上拉出一道道红印子，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割到中午，回头一看，也就开了巴掌大一小片地方。大姑姐一屁股坐在草堆上，喘着粗气说比我料想的难弄。我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两个馒头和一壶凉白开，递给她一份，两个人坐在草堆上啃馒头，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混杂的气味，山脚下鸡舍的屋顶在树影里若隐若现。

就这么割了三天草，第四天小军出车回来也上了山，他那把油锯比镰刀好使多了，碗口粗的灌木丛锯起来哗哗一片倒下去。老刘后来也来帮忙，虽然扛了半捆铁丝网就喊腰疼，但到底还是搭了把手。我们一家子像一群蚂蚁似的在山坡上忙活了半个多月，终于把那片五六亩的荒地收拾出来了。打桩、拉网、搭建遮雨棚、埋食槽和水管，一道道工序做下来，每个人手上都添了新茧子和新口子，但看着山坡上那片整整齐齐的铁丝网围栏，谁也没抱怨一句。

第一批散养走地鸡进山的时候是个清早，大姑姐特意挑了个好日子，从鸡苗场拉来八百只本地土鸡苗。小鸡们从筐里放出来，扑棱着嫩翅膀在山坡上四散跑开，有的啄草籽，有的刨小虫，叽叽喳喳把整面山坡都叫活了。大姑姐站在围栏外面看着，嘴里念叨着好好长好好长，跟对着自己家孩子说话似的。

散养鸡的周期比圈养的长，但出来的鸡肉紧实、味道香，拿到县城去一炮打响了。那个收鸡的大老板姓钱，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开一辆黑色轿车到山坡脚下，踩着满脚的泥上来看了我们的鸡舍，又尝了一只炖出来的老母鸡，当场把收购价又往上提了五毛，说这样的品质在县城的餐厅里能卖出好价钱。大姑姐跟他签了半年合同，回来的时候走路都带风，围巾在后头飘起来，跟一面旗似的。

日子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踏实。每天天不亮上坡，天黑透了才下坡，中午饭经常在山上对付一顿，有时候是两个馒头就咸菜，有时候是头天晚上剩下的稀饭热一热装进保温桶。大姑姐那辆破自行车不够用了，她让老刘把小卖部的三轮摩托匀出来给她骑，每天突突突地往返于山坡和镇上之间，运饲料、拉鸡粪、送鸡蛋，后车斗里永远装着点什么。老刘嘴上埋怨她把三轮摩托当驴使，但隔三差五就把车检修一遍，机油换得比他自己那辆面包车还勤。

夏天过完入秋的时候，山坡上的鸡已经长到快三斤了，毛色油亮，满山遍野地跑。大姑姐给它们取名叫"溜达鸡"，说这名字好听，城里人就认这种带着土味的叫法。她还找人印了一批包装袋，袋子上印着"山坡溜达鸡"几个字，还有我们石灰窑养鸡场的地址和电话。第一批走地鸡出栏那天，钱老板亲自带车来拉，过秤的时候大姑姐站在旁边盯着磅秤，一箱一箱地看，生怕短了斤两。钱老板被她盯得直笑，说大姐你放心，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不干短斤缺两的事。大姑姐说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不放心这秤。钱老板听了也不恼，反倒夸她做事认真。

那批鸡卖出去之后，大姑姐拿着账本在鸡舍外面的小板凳上算了半天，最后抬起头来跟我报数，声音里压着喜气："扣掉所有成本，这批净挣两万三。"她说完把那本皱巴巴的账本递给我，让我也看看。我翻了几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开销和收入，字迹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从买鸡苗的几百块到卖鸡蛋的几十块，没有一笔漏下的。我合上账本，看着她因为常年在外头跑而晒得黝黑的脸，还有她鼻梁上那几粒新添的晒斑，想说点什么，但嘴笨，半天就憋出来一句："姐你辛苦了。"

大姑姐摆摆手，说不辛苦，挣钱哪有不辛苦的，你比我辛苦多了，山上的鸡都是你一把食一把食喂出来的。她说着站起来收拾小板凳，弯腰的时候腰咔吧响了一声，她扶着腰直起身来，嘀咕了一句老了老了，腰都不中用了。我看着她扶着腰往回走的背影，忽然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她穿着一双绣花布鞋来我家，坐在井台边的矮凳上翘着二郎腿的样子。那时候她腰板挺得直直的，现在有些弯了，但那弯下去的地方，撑起来的是另一片天。

入冬之前，山坡上的鸡舍又扩了一倍，加装了自动饮水线和夜间补光设备。大姑姐提议说咱得雇个人帮忙，不然咱几个迟早累趴下。她找了邻村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嫂，姓周，男人在城里打工常年不在家，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姑姐说她干活利索人也老实，一个月给开一千五，包一顿午饭。周大嫂来了之后果然顶用，拌食清粪喂水拾蛋样样上手快，人也勤快，从不偷奸耍滑。她管山上那片鸡舍，我和大姑姐管石灰窑那边的圈养鸡和鸡蛋销售，小军和老刘管运输和采购，四个人各管一摊，像一台机器上的齿轮，咬合得越来越顺溜。

腊月里又出了一批鸡，赶上了过年的旺季，钱老板那边销路供不应求，临时加了两车货。大姑姐从早忙到晚，连吃饭都是在鸡舍旁边扒拉几口，嘴唇干得起了皮也顾不上喝水。有一天傍晚我去山坡上找她，看见她坐在围栏旁边的石头上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馒头。我没叫醒她，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搭在她肩上，自己蹲在旁边守着。山坡上的风冷飕飕的，太阳已经沉到了山后面，天边还剩一抹暗红色的余晖，鸡们安静地挤在棚子里，偶尔咕咕叫两声。我就那么蹲着，看着大姑姐打瞌睡的样子，看着远处村子里的炊烟一缕一缕地升起来，心里是软的、满的、暖的。

她醒了之后看见身上多了件棉袄，又看见我蹲在旁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站起来把棉袄还给我，说咱回吧，天黑了。我们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往下走，我打着小手电照路，她走在我前面，影子在光束里一晃一晃的。走到坡脚要拐上大路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表情在黑暗里看不太清楚，但声音很轻："弟媳妇，明年开春我想把山坡那片全包了，扩大到二十亩。"

我说好。

她说还想添一套孵化设备，自己孵小鸡，省得老从外面买苗。我说好。

她说这些都得花钱，咱得再贷点款。我说好。

她说你就光说好，也不想想行不行得通。我说你说出来的事，哪有行不通的。

她在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声走，回家。手电筒的光在地上晃了晃，她转身继续往前走，步子比刚才轻快了许多。

我跟在她后面，脚踩着结了一层薄霜的土路，咯吱咯吱地响。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了，半个月亮，不够圆，但光亮亮的，把我和大姑姐的影子拉得长长地投在地上，一个挨着一个，分不太清谁是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