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数年的窃书迷局，终于在2026年7月画下句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39岁男子因精心设计多重身份，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图书馆盗走一批价值逾20万美元的珍稀中文手稿，被联邦法院判处已服刑期加上一年居家监禁、三年监督释放。据《纽约时报》记者Ali Watkins报道，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于7月8日作出上述量刑裁决。
这名男子名叫Jeffrey Ying。根据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Ciaran McEvoy向SFGate网站透露的信息，Ying在2025年10月已对重大艺术品盗窃罪表示认罪，承认窃取了一件17世纪的清代手稿。McEvoy还指出，Ying当庭承认他还盗窃了其他文本。
这起案件的离奇与精密程度，让长期追踪艺术品犯罪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也感到意外。据《今日美国》记者Marc Ramirez引述FBI艺术品犯罪调查组成员Allen Grove的说法，Ying施行盗窃的手法相当老练：有时他会“把假书偷偷带进阅览室，当场调包”；另一些时候，“他声称自己是研究人员，把书借出，还书时交回的却已是伪本”。
整件事的起点，需要回溯到数年之前。根据《纽约时报》所梳理的时间线，最先是一位名叫“Alan Fujimori”的男子，从UCLA图书馆珍本部借走了两本数百年历史的中文手稿。四年之后，又一位名叫“Jason Wang”的人士，以借阅者身份取走另外六份历史中文文献。到了2025年8月，“Austin Chen”再次出现，一次借出八份古籍。
然而调查揭示，这三位姓氏、身份迥异的借阅者，其实都是Jeffrey Ying一人在幕后扮演。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证实，Ying用这三个不同的化名分别进入图书馆，有时配合出示伪造的身份证件，以获取信任。每次他将真本留在自己手中，再将外表经过刻意仿制的“替身”文本交还给图书馆——这些伪书甚至贴有伪造的资产标签，足以在短时间内蒙蔽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眼睛。
这些珍贵文献的存放与调阅流程，也因为这起案件而被置于放大镜下重新审视。按照洛杉矶时报记者Katerina Portela的报道，调查人员查明，Ying每次都是向UCLA设于校外的远程储存书库——南加州区域图书馆设施（Southern Regional Library Facility，简称SRL）提出调阅申请。图书馆员工依据他的要求，将手稿从SRL运送至校内的查尔斯·E·杨研究图书馆（Charles E. Young Research Library），再由Ying在预留的阅览室内进行查阅。
依照图书馆的规定，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览室内翻阅这批特藏珍本时，都必须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场陪同。《洛杉矶时报》在报道中提及了这项政策，但同时也点出了一个关键疑惑：目前尚不清楚Ying多次进出阅览室的那段时间，该项规定是否得到了严格执行。正是这个可能的安保疏漏，给了调包计可乘之机。
Ying的伪装并非没有露出破绽。最终引起图书馆员工警觉的，是馆藏中多件中文文献不翼而飞的异常情况。工作人员调阅了阅览室及周边的监控录像，进行逐帧比对，这才惊觉“Fujimori”“Chen”和“Wang”三张借阅证背后的面孔竟然是同一个人。紧接着，调查人员调取了Ying的出入境记录，发现他几乎在每次盗窃发生后的数天之内，都有出境前往中国的行程。这一令人不安的对应关系，迅速将嫌疑指向集中。
2025年8月，Ying又一次出现在UCLA图书馆。这一回，等待他的不再是待取的手稿，而是登门抓捕的执法人员。据公开信息，Ying当时身上持有机票，预定即将飞离美国。尽管当局并未公布他携带古籍出境的具体方式，也未透露那些珍贵的清代文本及其他中文手稿是否已经成功追回，但检察官办公室确认，Ying的落网直接中断了他再度离境的计划。
案件所牵涉的文献本身，其珍罕程度在这起窃案的量刑与认罪协商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引述的案卷描述将这些古籍定义为“稀有且独一无二的中国文献”，总估值超过20万美元。其中明确被列入起诉书的一份17世纪清朝手稿，不仅年代久远，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研究价值。这些泛黄纸页上所承载的，是跨越数百年的语言、思想与社会记录，一旦流散，对学术机构造成的损失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Ying从认罪到最终判刑的每一步，都在联邦地区法院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司法轨迹。2025年10月的认罪协议中，Ying承认犯下了一项重大艺术品盗窃重罪。2026年7月的量刑聆讯中，法官在考量过检方建议、被告认罪态度以及已羁押时长等因素后，作出了一项在形式上兼具监禁与社区监控的判决：他将在已服刑期的基础上，继续接受一年居家监禁，期间须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外加为期三年的监督释放。这意味着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活动范围与日常行为都将持续处于联邦缓刑办公室的注视之下。
FBI艺术品犯罪调查组的Allen Grove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以“调包”与“借书不还”两类手法形容该案。这些表述虽然简短，却勾勒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一位熟悉图书馆运作规则、利用学术身份掩护、反复进出特藏阅览室的“访客”，在看似寻常的学术研究程序之下，把一座大学的知识遗产悄无声息地转移。而支撑这一手法的，是他准备好的假身份证、假姓名，以及那些足以乱真的仿制手稿。
从南加州区域图书馆设施到查尔斯·E·杨研究图书馆，这条借阅路径原本为了服务远程储存与珍本保护而设计。读者无法直接进入恒温恒湿的SRL书库自行取书，而是需要提前申请，由专职馆员负责运送，再在指定阅览室完成查阅。这个过程里，每一次交接、每一次清点，理论上都是多重核实的安全节点。然而，Ying显然找到了其中一处关节，使得几可乱真的伪书能够顺利顶替真本，重新回到流通书架上，而真本则随着他的行李一再穿越太平洋。
案件曝光后，在古籍收藏界与图书馆学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特藏安保的再思考。珍本阅览室内的“工作人员在场”政策，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落实的？对于长期、反复借阅同一类目文献的研究者，是否存在额外的比对与追踪机制？当一本珍本被归还，馆员在入库核验时是否足够仔细，能够分辨出细微的装帧差异与资产标签的真伪？这些问题虽然都还未在法庭文件或官方声明中获得最终答案，但已经足以促使许多研究型图书馆重新检视自己的典藏安全细则。
Ying本人的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动机，检方至今未做公开说明。无论是出于私人收藏癖好、受人之托的买卖行为，还是更深层的跨境交易链条，都停留在外界的猜测层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采取了极其周密且持久的欺骗手段，把一所顶尖公立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阅览室变成了自己获取文物的通道。这样的行为，无论动机为何，都在法律层面上被评价为严重的联邦罪行，也让他最终付出人身自由受限的代价。
从第一次以“Alan Fujimori”之名借出两件古籍，到以“Austin Chen”身份一口气调取八份文本，Ying在数年时间里一步步抬高下手的数量与频率。直到图书馆发现藏书亏空，三个化名的面纱才在监控录像的逐帧比对下被层层揭开。联邦探员同步调取的旅行记录则像是最后一块拼图，把盗窃时间点与出境时间点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无论是检方在认罪协商中的举证，还是法官在量刑时的考量，这套将化名、伪证、仿制手稿与跨国行动组合在一起的犯案模式，都构成了此案最核心的恶化情节。
目前，这批被盗中文古籍的下落仍然成谜。公开的案卷信息并未明确Ying是否已将真本转手，也没有说明联邦探员是否在后续调查中查扣到任何一部失窃文献。对于涉事的UCLA图书馆及南加州区域图书馆设施而言，文献的物理遗失已无法撤回，他们只能寄望于执法部门进一步的追索，同时将这一事件当作安保体系的一次深刻警报。对于每一位曾在特藏阅览室里潜心查阅的研究者，这一案件也投下了长久而微妙的阴影——原来，在安静翻页的灯光之下，掠夺也可能正在静悄悄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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