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精神，光芒万丈；虎头山上，斗志昂扬…|庄稼|梯田|虎头山|镢头

太行山麓，昔阳境内，一条名叫“虎头山”的土石岭子横亘在苍茫的天地间。如果你在一九六四年的某个清晨站在这里，会看见一副奇异的景象——山坡上尽是些弯腰弓背的黑点，像一群正在搬运粮食的蚂蚁。那些是村民，他们不是在搬粮食，而是在搬石头。七沟八梁一面坡，四千多块零碎的耕地像被撕碎的信笺散落在山谷各处，每一片都瘦得可怜。当地人有个说法：“走路碰鼻子，抬头碰帽子，下雨流鼻子，刮风揭盖子”——那是说水土流失得厉害，一场山雨就能把地里那层薄土冲得精光。可就在这连野草都嫌瘦的地方，一群人硬是活出了另一种气象。

领头的叫陈永贵，那时四十出头，黧黑的脸膛上刻着太行山风的印记。他站在坡顶上，脚踩着嶙峋的乱石，说出的话却比石头还硬：“咱们这双手，能攥成拳头打天下，就能掰开石头种庄稼！”五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推土机，没有炸药，他们靠着一把镢头两只筐，开始了向荒山的宣战。男人抡锤打眼，女人背石抬土，连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都挎着荆条篮加入进来。有一回，社员们要在白驼沟修一道拦洪坝，陈永贵第一个跳进刺骨的河水里搬石头，水淹到胸口，嘴唇冻得乌青，他回头冲岸上喊：“共产党人就是带头干，不是带头喊！”那天，全村的壮劳力都下了水，女人们就在岸上熬姜汤，手冻裂了，就用布条缠一缠接着搬。

他们管这叫“造地”——不是造，是“抢”，从荒坡手里抢耕地，从洪水嘴里抢收成。十年时间，大寨人劈开了一道又一道山梁，填平了一条又一条深沟，终于在山坡上筑起了层层梯田，远看像一架通往云天的楼梯。这些田拢共不过七百来亩，却凝结着多少代人的血汗——有人算过，为修这些地，大寨人用坏的铁镢头能堆满三间屋，抬土的荆条筐首尾相接，能从大寨一直排到北京。但真正的考验在一九六三年。

那年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倾泻在虎头山上。连下七天七夜，山洪像脱缰的野马从沟沟岔岔里冲出来，大寨人十年心血修起的梯田被撕开了十几道口子，一百多孔窑洞塌了七成，全村八成以上的房屋不是倒了就是裂了。那场景，用陈永贵后来的话说：“像老天爷拿大巴掌把村子扇了一顿。”

消息传到县里，干部们连夜开会商量救灾方案。可还没等方案拿出来，大寨那边先来了电报，内容只有几句大白话：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积累不少。这就是震撼全国的“三不要、三不少”。

站在废墟上开全村大会那天，雨还在下。陈永贵浑身湿透地站在一块断墙上，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样扎进每个人的耳朵：“遭了灾，国家难，咱们能扛就自己扛。给国家少交一斤粮，国家就得多从别处调一斤，那咱们还叫什么先进？”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沉默着，半晌，有个老汉站起来说：“永贵，你说咋办就咋办，咱们这双手，能修地就能修房。”紧接着一个妇女也喊：“对！窑塌了人没塌，梯田冲了脊梁没冲！”

那一幕让在场所有人记了一辈子。没有哭天抢地，没有人伸手要救济，全村男女老少像当年修梯田一样，又投入到抗灾自救中。他们边抢修梯田边盖房，白天在地里搬石头垒坝，晚上借着月光和煤油灯夯土打墙。到秋收时算账，大寨的粮食产量不但没减，还比上一年略有增加，公粮一两不少地交了，社员口粮每人还多了几斤山药蛋。那些倒塌的窑洞被一种叫“大寨窑”的新型石拱窑取代，比原来的还结实好看。

消息传到中南海的时候，毛主席正对着地图看山西的方位。他听说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事迹，沉默良久，吐了一口烟说：“这就是我们的农民。”

一九六四年，一个声音通过电波和报纸传遍大江南北——“农业学大寨”。同年十二月，周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把大寨精神凝练成三句话：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虎头山上的星火，开始燎原。

那真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年代。你从东海之滨走到黄土高原，从松嫩平原走到云贵山区，到处都能听见叮叮当当的开山凿石声。人们像大寨人一样抡起了镢头，扛起了扁担，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河南林县那几年正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十万开山者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全长一千五百公里，削平了一千二百五十个山头，架设了一百五十二个渡槽。修渠那十年，林县人吃掉了一千万斤玉米面，用坏了四万多根钢钎，有人腰间的绳索磨断了三次，有人从悬崖上摔下去再也没能上来。但当漳河水第一次流进干旱了千百年的林县土地时，满山遍野的老百姓跪下来捧水喝，泪水和渠水一起哗哗地淌。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力量。据水利部门统计，农业学大寨期间，全国共修建各类水库八万多座，修筑梯田和水平梯田近一亿亩，新增灌溉面积一亿六千多万亩。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农民肩上磨出的血泡和掌心里开裂的老茧。在甘肃定西，农民们用驴驮人背的方式在高山上修起了层层梯田，为了抢在雨季前把土压实，许多人连续一个月吃住在工地，窝头就着风沙往下咽。在贵州毕节，妇女们组成了“铁姑娘队”，在悬崖上打炮眼，绳子勒进腰肉里，没人叫一声苦。这些今天听起来近乎残酷的劳动场景，在当时却是无数人主动的选择——他们相信，汗水能浇出好日子，而大寨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就像所有被狂热推动的运动一样，“农业学大寨”在传递星火的同时，也渐渐烧起了脱离实际的野火。

运动的后期，有些地方开始不顾本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生搬硬套大寨的某一种具体做法。明明是平原地区，硬要“人造梯田”，把好好的平田改成坡地再改回来；明明是水乡泽国，非要学大寨在山坡上修“海绵田”，结果水排不出去，庄稼烂了根。有些地方为了追求“整齐划一”，强迫农民拆掉自家住房，按照大寨窑洞的样子盖新房，搞得民怨沸腾。更荒唐的是，连大寨人“早晨五点半，中午带顿饭，晚上加班干”的劳动方式都被当成“经验”推广，不管农忙农闲，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搞军事化作息，结果人困马乏，生产效率反而下降。

有的公社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学会唱大寨的歌谣，不会唱的扣工分；还有的地方把陈永贵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编成“最高指示”，甚至在田埂上立起语录牌，农民在地里干活，旁边站着宣传员念语录，不念完不准收工。与此同时，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集体化经营方式，在“一刀切”推广的过程中逐渐变味。在不少农村，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生产积极性，农民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成了普遍心态。

统计数据显示，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全国粮食总产量虽然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农业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下降趋势。有些曾经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县，粮食亩产在达到一个平台后再无突破，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却逐年成倍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生态的账更加触目惊心。为了修梯田和造平原，许多地方大规模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陕北的一些县市在学大寨运动中把成片的天然林砍掉，改造成“人造平原”，结果水土流失不但没减轻，反而因为失去了植被保护而更加严重。据林业部门后来的调查，仅在北方一些地区，运动中毁坏的天然林面积就达数百万亩。一些南方省份盲目推广“改沟造田”，把河道截弯取直，造成下游湖泊淤积、洪水频发。这些后果，有些至今仍在修复中。

而最让人唏嘘的是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后来虽然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他始终不肯穿皮鞋，坚持穿着那双农村老伴纳的千层底布鞋走进人民大会堂。他仍旧每年要回大寨劳动几个月，仍旧天不亮就扛着镢头下地。但面对全国学大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副总理却表现出了复杂的一面——一方面，他确实看不惯有些地方“学样子不学精神”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当有人批评运动中的错误时，他又本能地维护“大寨”这个招牌。他曾对记者说：“大寨的经验没问题，是有些人学歪了。”这话有一半是对的，但另一半他始终不愿承认：当“大寨”从一面旗帜变成一个符号，当自力更生的精神被固化为某种不可变通的“模式”，这个经验本身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学歪了”。

真正给这场运动“揭盖子”的，是一位叫杨显东的老人。那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做了长篇发言，言辞之尖锐令满座皆惊。他以大量调查数据为据，痛陈学大寨运动中“一刀切”带来的危害：“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他越说越激动，银发微颤：“有些地方为了学大寨，砍掉果树改种粮食，结果粮食没上去，果农的收入降了一半；有些平原地区毁掉鱼塘造梯田，结果鱼没了，田也薄了。这些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最后，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那位还在任上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会场静得能听见呼吸。杨显东的话像一把刀子，剖开了那个包裹着“学大寨”光环的华丽外壳，露出了里面斑驳的锈迹。

此刻的中国，刚刚经历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回归。人们开始反思：向一种先进经验学习，到底应该学它的“魂”，还是学它的“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当然永远正确，但当这种精神被固化为某种固定的经营模式、劳动方式甚至居住形态时，它就可能从推动力变成束缚力。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正式宣告这场持续十六年的群众运动终结。文件措辞审慎而客观：肯定大寨大队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中的奋斗精神，但同时指出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脱离实际、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严重问题，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伤害。

消息传到虎头山的那天，北风正紧。从此陈永贵黯然辞职，然后扛起镢头，独自走进农场。大寨的七沟八梁还是那个七沟八梁，每一条沟都浸过他的汗，每一道梁都踏过他的脚印。他曾经用镢头刨开一块冻土，看了看，又轻轻拍实了。那块土里，有他三十年前搬来的第一块石头，有他四十岁时第一个跳进洪水的身影，有全村人一声声“听永贵的”的信任。土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记得。

后来大寨不再是一个需要全国效仿的“样板”，还原成为了一个普通村庄的名字，虎头山安静下来了。人们不再蜂拥而来抄笔记、拍照片，但村里的梯田还在种着，粮食还在收着。陈永贵卸任副总理后又回到村里住过，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他的骨灰按照遗愿，撒在了虎头山的梯田里。

今天，如果你再去大寨，会看到虎头山上绿树成荫，当年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早已被层层翠色覆盖。山坡下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大寨人修梯田的历程，没有夸张的颂词，只有朴素的数据：修整土地八百亩，动用土石方两千多万立方米——那是大寨几代人用肩膀和背脊“搬”出来的天文数字。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都浸润着当年那些抡镢头、背石头的农民的心血。

农业学大寨运动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刻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痕迹：一种是刚性的、教条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行政命令和形式主义；另一种却是柔软的、韧性的、带着体温的奋斗精神。前者随着时间流逝已被绝大多数人否定和抛弃，而后者却像虎头山上的那些老槐树，把根扎进了民族精神的深处。

说到底，大寨精神最闪光的部分，不是“学”别人的那种被动模仿，而是“创”自己的那股主动劲儿。当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被逼到绝境时，是选择伸手等靠要，还是选择攥紧拳头自己干？大寨人用一双手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种回答，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力量。

今天，当我们面对脱贫攻坚的硬骨头，面对科技封锁的卡脖子，面对发展路上的种种“娄山关”“腊子口”时，虎头山上那些搬石头的身影依然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不是要我们也去开山造田，而是要我们也像他们那样，在认清现实的艰难之后，依然选择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