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滦县多余屯村的一块石碑立了快十年了。碑上刻着的名字,是三十二岁就死在了自己人枪下的高志远。当年他是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手里握着两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却顶着通敌的罪名被处决。当年宋时轮、邓华拼着命反对这个决定,七十多年过去,连两人的女儿都亲自来参加揭碑仪式,用行动说出了长辈没变过的立场。
高志远生在1907年,老家就是多余屯村。八岁读私塾,十五岁摸枪,二十出头就练出一手好枪法,乡里人都说他打飞鸟都不用瞄第二下。
1935年华北局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人步步紧逼,不少地头蛇都当了汉奸。滦县的刘佐周给日本人当差,天天欺压百姓,高志远打定主意要除掉这个祸害。早年间他串联民团搞过马城起义,已经在当地打响了名号。1935年8月,他干出了一件震惊平津的大事。
他假扮成提菜篮的厨师,混进滦县火车站,靠近刘佐周之后直接掏出短枪,一枪就结果了这个汉奸,完事趁乱撤出了火车站,消失得无影无踪。天津《益世报》直接给他冠上了孤胆英雄的名号,连日本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一个敢单枪匹马杀汉奸的人,真的会投敌吗?这个疑问从那时候就埋在了很多人心里。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冀东二十一个县同时发动抗日大暴动,参加的农民、学生、旧军人加起来足足二十万人。高志远被大家推举成了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
靠着他在冀东经营十几年的声望,不到两个月,他就拉起了两万四千九百多人的队伍,是整个暴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武装。原本互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一口冀东口音,透着说不出的亲热。
暴动规模太大,引来日本人调重兵围剿。起义部队的装备训练和日本正规军差得太远,根本顶不住对方的进攻。高志远带着剩下的部队一路向西撤退,退进了平西根据地,在这里和宋时轮、邓华带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会合。之后几个月,两支部队并肩作战,配合得也算顺畅。
1939年初,中央决定组建冀热察挺进军,萧克出任司令员。高志远的部队编入了挺进军序列。萧克原本不在这边任职,和高志远之前没共过事,互相了解只靠公文战报,本来就没太深的信任基础。
高志远手下的兵全都是冀东本地人,西撤之后水土不服,家里老小都还留在沦陷区,不少战士天天找高志远说想打回老家去。高志远自己也认同这个想法,几次找萧克提建议,想带一支小部队先回冀东,给大部队打前站开路。
萧克不认可这个方案,他觉得得先把平西的脚跟站稳,分散兵力回冀东不符合整体部署。第一次提被否,第二次提又被否,来回几次,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大。高志远只是想回老家打鬼子,可在当时的敏感气氛下,慢慢就传出来他想拉走队伍脱离组织的闲话。信任裂了缝,再想补上就太难了。
一封告密信直接把这道裂缝彻底撕开。高志远的秘书陈飞找到萧克告发,说高志远派参谋处长李荣久偷偷联络北洋军阀吴佩孚,要通过吴佩孚跟日本人谈判,带着部队投敌。通敌的罪名放在当时,妥妥够杀头。萧克当即就下令抓了高志远。
宋时轮和邓华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两个人的反应特别激烈。军政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宋时轮跟萧克吵得不可开交,情绪激动到差点拔枪,双方关系降到冰点。宋时轮直接反问,高志远手里有两万人的时候,日本人天天拉拢他都没去,现在身边只剩几千个筋疲力尽的残兵,投敌图什么?给日本人送几千条破枪吗?两个人都觉得,就算真有嫌疑,也可以送到延安学习考察,不能说杀就杀。
这件案子最后交给军政委员会投票表决,五个委员里三票赞成处决,李运昌也力主严惩。最终定高志远死罪,唯一的证据就是秘书陈飞一个人的口供,连半个旁证都找不到。
过了很多年,党史部门翻查当年的档案,才查出了被掩盖的真相。1939年吴佩孚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一直保持着民族气节,根本没当汉奸。高志远派人找他,真实目的只是想筹措一些粮食和军饷,跟投敌一点关系都没有。
1939年夏天,高志远和参谋处长李荣久在涞水县山南村被处决,高志远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消息传回冀东旧部,整个部队军心瞬间动摇。接下来几个月,原属于高志远的冀东子弟兵大批脱队,不少人是真的寒了心,觉得没了领头的根本待不下去。
接替高志远带领部队的王仲华,同年六月就病故了。没过多久,宋时轮和邓华也先后离开了挺进军。萧克原本想把冀热察发展成第二个晋察冀,这个设想最终没能实现。1942年,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被撤销,一支本该在前线抗日的队伍,就这么散了。
1995年萧克写回忆录,依然坚持当年自己的处置没有错。但党史部门的调查一直没有停,最终给出的结论很明确,高志远当年通敌的罪名不成立。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正式为高志远平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这时候距离高志远在山南村牺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2014年纪念他的石碑立在了老家多余屯,家乡的乡亲来了,宋时轮邓华的后人也来了。那个当年最有可能改写冀东抗战局势的年轻人,再也回不来了。七十多年过去真相大白,他的碑立在故乡的土地上,这就是历史给他的最终定论。
参考资料:中央党史出版社 中国冀东抗日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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