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通化事件》词条、百度百科《方虎山》词条、维基百科《通化事件》《方虎山》词条、新浪吉林《历史:1946年平叛"通化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回眸》、知乎《灭绝人性的通化"二·三"事件始末》《通化"二·三暴乱"纪实》、刘西元回忆录《回忆进军东北及通化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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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4日,吉林省通化县,寒冬腊月。

这天的气温跌到了零下三四十度,是东北一年里最难熬的那种冷。浑江的江面结了半尺厚的冰,踩上去沉闷地咔嚓作响。

两岸的枯草和裸石全被积雪盖住,天地之间是一片惨白,只有西北风刮过岩缝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

这样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三千多名曾经在中国土地上横行多年的关东军战俘,被士兵押着,一步一步往浑江边走去。

他们此刻被剥去了外衣,只剩单薄的内衫贴着身子,在呼啸的寒风里抖得止不住。脚踩在刺骨的冰面上,每踏出一步,鞋底都发出细碎的摩擦声。这条路,他们知道走到终点意味着什么。

就在四十八小时之前,这批人还端着步枪、操着手术刀,对着毫无防备、躺在病床上的八路军伤兵下手。

就在四十八小时之前,通化城里那座挂着红十字旗帜的医院,已经被浸透了血。一百五十多名正在养伤的战士,在熟睡中被人用剪刀和手术刀活活捅死——那些施暴者穿着白大褂,打着治病救人的旗号,做着东北大地上最残忍的事。

等到朝鲜义勇军赶回来,发现医院里的景象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现在,这些人排着队站在浑江边上,等待着方虎山给他们的最终答复。

方虎山,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政委,生于朝鲜咸镜北道,自幼尝尽亡国之苦,把对日本人的恨早已刻进了骨髓里,刻进了二十年来的每一场战斗里。

他在暴动平息后看着那一百五十多具横陈的遗体,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下了一道命令。事后,有人说他做得过了,说这违反了纪律,说国际上会有声音,说这件事传出去对自己不好。方虎山沉默了片刻,开口说了一句话——

"血债必偿,我愿背上骂名。"

这句话,就此刻进了通化的历史档案,再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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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咸镜北道到延安,一个在战火里走了二十年的人

想要真正理解方虎山在浑江边上的那道命令,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他出生的年头。

1916年,方虎山出生于朝鲜半岛北部的咸镜北道。那一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整整六年,日本总督府的政令覆盖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角落。

一个朝鲜孩子从降生的第一天起,街上的告示是日文的,学堂里念的是天皇的功德,连自己的姓名都要被迫改成日式写法。

他们没有独立国籍,没有自治权,在日本人设计的身份体系里,永远是二等臣民。方虎山在这种气候里长大,从没见过自己的国家以主权者的身份站立过。

少年时期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现有文献记录极少,但他后来走上的那条路,足以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占领了东北三省。东北的沦陷,对当时已经散居于中朝边境一带的大批朝鲜人来说,意味着连最后一块相对稳定的土地也不再安全。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方虎山出现在了黑龙江省密山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就是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的前身组织。

密山地处偏远,山林茂密,日本关东军的清剿行动几乎没有停过。在那里活下来的人,个个都经历过零下四十度里的游击战——窝在冰天雪地的密林里等敌人,一啃就是两天,啃的是树皮。能扛过那些年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寻常人没有的韧性。

方虎山就在这种环境里学会了打仗。

1936年,凭借突出的表现,他被中共满洲省委推荐,远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系统学习,学制一年半。

那所学校在当时是共产国际培养东亚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学员来自朝鲜、中国、越南等地,方虎山所在的朝鲜班里,同学里有后来出任朝鲜人民军干部部长的李林、出任总参谋长的李权武、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副主席的金一,以及朱德海、朱春吉等人。

那一间编号十二号楼的宿舍,住着一整代人的命运。

在莫斯科,方虎山第一次系统接触到了军事理论,接触到了苏联红军大开大合、绝不留情的作战风格。他在那里第一次吃上了黑面包配红菜汤,是抵达苏联之前很多年里,他吃过的最稳定的一顿食物。

1939年3月,方虎山与朱德海等9名毕业学员取道新疆,历经漫长跋涉,半年后抵达延安。

在延安,他进入抗大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初被分配至八路军某部工作,1942年初入延安海外研究班学习,担任朝鲜组组长,1943年在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工作,1945年2月出任该校第1区队指导员。

从密山县的山林,到莫斯科的军校,再到延安的窑洞,方虎山花了将近十五年,走完了这条颠沛流离的路。

这十五年里,他见过的是战火、流亡与牺牲,没有哪段岁月是真正平静的。他身上那种对日本人的仇恨,不是一时的情绪激动,是从少年时代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深入骨髓,无法消解,也从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淡半分。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战败投降,方虎山随武亭率领的朝鲜义勇军奔赴东北,11月初抵达奉天(今沈阳),随即参与组建朝鲜义勇军,被任命为南满第一支队政委兼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书记。就这样,一个在异国土地上打了多年仗的人,踏上了东北这片黑土地,来到了通化。

他不会知道,通化这座城,正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孕育着一场足以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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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化,一座藏着巨大隐患的城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战争就结束了,东北就太平了。但现实里发生的事,远比这个认知复杂得多。

通化地处吉林南部,背靠长白山,浑江穿城而过,手握煤铁矿产和木材资源,南接鸭绿江,北通松辽平原,进可控东北腹地,退可守长白山天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本人在此经营了将近二十年,把这里当作伪满洲国东部的核心基地,曾经一度认真讨论过将通化设为伪满"国都"的可能性。正因为地位特殊,日本在通化的军事设施、工业布局、人员配置,都远超一般城市。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东北各地的日本人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迅速撤离。通化境内,仅日本本地人就有约一万七千名,加上从东北各地涌入避难的日本侨民,总数估计超过十万。其中既有普通侨民家庭,也有大批缴械后留在原地等待遣返的关东军旧部,还有一部分日本军工技术人员以各种名义被留用。

1945年9月20日,八路军进驻通化城,接收了日军的投降,建立起人民政权,随后陆续将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迁至通化,通化市由此成为南满根据地最重要的核心城市。

表面上,1945年底的通化维持着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市政机关在运转,学校在开课,医院在接诊伤兵。东北民主联军对城内的日本人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原日本野战医院的医生也被以优厚待遇收编进了通化红十字医院继续工作。

1945年12月初,通化市政府还专门发布了一份公告,明确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虽已投降,但绝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中日人民必须永远团结,共同建设新东北。"这份公告的发布,说明当时对待投降后日本人的基本态度,是宽容的,是给出路的。

可就在这层平静的表面之下,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积蓄。

事情要从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个时刻说起。

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在广播里宣读了那份终战诏书,但关东军司令部在投降之前,悄悄发出了一道内部密令:除铁路干线上的日军部队按规定解除武装外,偏僻山区的日军要尽可能地避免缴械,保存力量,以待时机。这道密令,把投降变成了一场表演,把"放下武器"变成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姿态。

遵照这道秘密指令,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带着一批死硬的旧部潜伏进了通化周边石人沟林子头煤矿附近的山岭里,并没有真正缴械。

藤田实彦这个人,是那种战败了也没法接受失败现实的人。在他看来,日本帝国只是暂时蛰伏,只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复国"仍有可能。他在长白山麓的密林里窝着,一边维持着表面上的"投降者"身份,一边暗中清点人手、联络旧部,等待着他认为可以动手的那一天。

1945年11月20日,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秘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同时命令他负责组织东边道地区已缴械的日本军人,准备对抗东北民主联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行动。这道委任,让藤田实彦从一个蛰伏的败将,变成了有正式名义的武装力量组织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耕尧出现了。

孙耕尧在通化是个人尽皆知的角色,但知名度来自不那么光彩的地方。

他原本是日伪时期的旧职员,曾任伪满通化地方职员训练所所长,积极宣扬"日满一家"的思想,被当地百姓背地里叫"二鬼子"。

日本投降后,他的站队速度极快,转身投靠了国民党,被任命为通化县党部主任委员。可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个空头衔,却野心不小,一直在找能让自己翻身的机会。

他盯上的,就是城里那批缴械却还没有被遣返的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

1945年12月15日,孙耕尧秘密约见藤田实彦,两个人在暗室里谈了很久。孙耕尧许诺:只要暴动成功,夺取通化政权,东边道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开发全部交由日本人经营,同时允许日本侨民加入"中华民国台湾籍",保证日本人在战后的中国不失业。藤田实彦原本也就是等着这种条件,一听就拍板同意了。

从这一天起,一场横跨中日两方势力的阴谋,正式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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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场周密策划的暴动,以及被截获的情报

接下来的将近两个月,是藤田实彦和孙耕尧最忙碌的日子。

他们在通化城内和周边,悄悄展开了一套极为系统的暴动准备工作。

城内医院、工厂里潜伏的日军旧部,开始秘密收集和藏匿能用的武器——手术室里的手术刀和剪刀,工厂角落里的铁棍,更有人挖出了战败时深埋在地下的步枪和弹药。

日本侨民也被动员进来,家里省出口粮充作军需,部分妇女和青年充当情报传递的中间人,编织起了一张密布在通化城内的地下联络网。

1946年1月15日,在孙耕尧家中召开了一次正式的秘密会议,双方正式成立"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确定了组织架构,分配了人员职责。

随后在1月22日,参与暴乱的骨干分子再次聚集,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以藤田实彦为总指挥,下设三个指挥所和三个联络组,制定出了具体的暴动纲领、主攻目标、兵力部署以及行动口令和信号。

暴动兵力以驻在通化市区的三千多名关东军骨干为核心,加上从外围联络到的一万多名溃散旧日军配合,总计投入的武装人员约万人以上。

按照藤田实彦和孙耕尧达成的"孙田协议",主要条款包括:保证参战的日本人不回国、保证日本人不失业、日本人加入台湾籍、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孙耕尧主管政务、藤田主管军事。这份协议由日方代表大正丰和国民党代表姜际隆在文件上签了字。

暴动时间被确定为1946年2月3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二。

这个日期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计算的:过年期间守军普遍放假,戒备状态相对松弛,通化城内驻守的主力部队很多会因为年节而分散部署。

藤田实彦预定的攻击目标包括:专员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监狱、工兵学校、公安局和机场,几乎涵盖了整座城市的全部要害部门。与此同时,城内的内应也已经布置到位,甚至在驻守部队内部也安插了约一百多名内线。

负责通化防务的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在1946年1月10日已经察觉到了城内日本军民的异动,随即下令对日本军民实施出入通行管制,并在月底之前将约120名大尉以上的日军军官集中拘押,以防临战时被策应释放。但藤田实彦本人在1945年12月30日晚成功脱离了管控,消失在了城内,继续主持暴动的最后准备。

然而,历史走向在1946年2月2日发生了一个转折。

这天,国民党特务刘靖儒试图策反一个人——时任后勤股股长、也是刘靖儒外甥的沈殿铠,拉他入伙,承诺事成之后给他一个"团长"的位子。

沈殿铠假意应承,把整个暴乱的计划细节摸了个清楚,随即转身走进了东北民主联军的驻地,把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如实说了出来。

这个告密,在最后关头给了守军一个喘息的窗口。

通化支队得讯后立即行动,连夜召开营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宣布终止春节休假,全体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各要害部门随即加固哨位,红十字医院被列为重点防守目标,城内已经抓获的孙耕尧等主要头目被押送审讯。

但暴动的惯性,已经无法在最后时刻被叫停了。

藤田实彦的人马分散潜伏在通化城的各个角落,他们领了命令,约定了信号,备好了武器,等待着那盏灯光闪烁的时刻到来。

孙耕尧被抓的消息传开,让部分知情者产生了动摇,却没能阻止已经上满发条的那台机器转动下去。

1946年2月3日凌晨,通化城市区内的电灯同时闪灭了两次,而后全部熄灭。整座山城陷入漆黑之中。

这是约定好的暴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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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月初二,一座城的血夜

电灯熄灭的那一刻,通化城的各个角落同时动了起来。

以藤田实彦为军事指挥的暴乱队伍,从潜伏地点蜂拥而出,国民党残余特务、关东军旧部、被煽动的日本侨民,以及部分伪军,总人数在万人以上,荷枪实弹,向通化各要害部门同时发起突袭。玉皇山上燃起三堆火光,是总攻正式开始的号令。

从那一刻起,通化城内枪声、爆炸声、呼喊声同时响起,新年的爆竹声还没有完全散尽,血腥味就已经在山城的冷夜里弥漫开来。

通化专署、玉皇山要塞、通化市委、红十字医院、市电台、通化日报社、人民自卫团驻地,在同一个凌晨里全部遭到攻击。暴乱者喊着"大日本帝国复兴"的口号,见到守军就打,见到通道就冲。那个本该阖家守岁的正月初二,成了一场持续整整数小时的血战。

守城部队虽然有了提前预警,但来袭的人数远超守城兵力,在多处战场上同时吃紧。专员公署和支队司令部承受了最猛烈的冲击,守城战士依托工事顽强抵抗,一边死守阵地,一边等待援军到来。巷战从凌晨打到清晨,从清晨打到上午,枪声一直没有停过。

然而在所有战场里,发生在红十字医院的事,是整个通化"二·三"事件中记录最翔实、也最让后人长久无法平静的那一页。

那座医院,在事件爆发之前,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医院,收治着一百五十多名八路军和朝鲜义勇军的伤兵。这些战士因各种原因负伤,正在接受治疗和休养。

他们之中,有的是在之前的剿匪行动中受伤的,有的是在其他战斗中负了伤,各自带着不同程度的创口躺在病床上。这一刻,他们身边是绷带和药瓶,没有武器,无法移动,是这个世界上防卫能力最弱的一群人。

偏偏是这批人,成了暴乱者的第一批目标。

按照百度百科《通化事件》词条的记载,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在院长柴田大尉的指挥下,在暴动信号发出后,提前对医院里的伤兵动了手。

他们用手术刀、剪刀刺杀,用毒药下入伤员的饮食和药物里,甚至徒手掐住那些无力反抗的伤兵的喉咙。整个过程在黑暗中进行,悄无声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等到朝鲜义勇军五连连长高应锡率领三个排赶到医院时,里面那一百五十多名伤兵,绝大多数已经倒在了血泊里,再无生机。

高应锡率部从三个方向围攻盘踞在医院内的日籍暴徒,最终击毙三十余人,俘虏三十余人,勉强从中救出了五十多名尚有呼吸的伤兵,但其中许多人被抬出来时已经近乎失去意识,救治条件极为有限。

市委办公区、专员公署、各交通要道,战斗在同一时间段里全面铺开。

通化城里的普通市民,有人搬出家里的家具封住街道,有人给守城的战士送来热水和食物,八十多岁的老人站在转角巷口,用木棍掀翻了暴徒的火油罐。巷战在持续,守军没有退,通化城没有倒。

但援军此刻还在路上。

方虎山正率领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在距通化数十里外的长白山一带执行剿匪任务。南满当时有五万土匪,主要活动在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通化一带的匪患尤为严重。

1945年11月起,方虎山率第一支队和通化支队分别在临江、抚松、靖宇、长白等县展开大规模剿匪行动,累计消灭两千余名土匪,当地百姓积极配合,协同作战。

就在这场通化暴动发动的时候,方虎山带着主力部队正在外头作战,通化城内留守的力量相当有限。

接到电报后,方虎山立即下令全队放弃一切休整,在冰天雪地里连夜向通化方向急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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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小时,三千俘虏,一道命令,以及浑江冰面上那个无法回避的结果

方虎山率朝鲜义勇军三个中队赶到通化的时候,城内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

援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方虎山指挥部队与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主力完成协同,从外围对暴乱者形成合围之势。

朝鲜义勇军的战士,清一色是朝鲜族出身,对日本人的仇恨比任何人都要积压得更深,上了战场之后没有一个人是拖拖拉拉的。从援军抵达到暴乱基本平定,前后不过两个小时。

战后的统计数字,是这场暴乱规模的直接说明:共歼灭敌人五百余人,俘虏关东军残部三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暴动总指挥藤田实彦藏身于栗林家的阁楼上,在守军和市民的地毯式搜捕中被找出来,押送到了司令部,以暴乱总谋主的身份接受审讯。孙耕尧等国民党主要头目也在同一时期被集中审判。

三千多名关东军战俘,就这样被集中关押在了通化城内。

这三千人,身份很特殊,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战俘。他们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下来、名义上已经缴械的旧部。

东北民主联军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相对宽容的——提供基本生活物资,安置在城内各工厂和医院充当技术人员,给出路,给饭吃,给正常人过的日子。

而就在四十八小时之前,这批人重新拿起了各种武器,或端着步枪冲向驻军阵地,或混入医院用手术刀刺死睡梦中的伤兵,或充当暴乱的核心骨干,攻打电台、报社和专员公署。他们是已经投降的人,却在新年的夜晚再度举起了屠刀。

方虎山进入医院的现场时,看到的是怎样一幕,史料没有直接描述他当时的表情。

但百度百科《通化事件》词条完整记录了那座医院里发生的事——一百五十多具遗体,手术刀和剪刀留下的刺痕,掐扼留下的痕迹,毒药留下的痕迹。

这些是躺在病床上完全无法抵抗的人,是被优待的那一批旧军人用医护人员的身份换来的信任,在那个凌晨被彻底反咬了一口。

方虎山面对这三千张面孔,站在浑江边上,沉默了很久。

他做了那个决定——将这三千名参与暴动的关东军战俘,全部处决于浑江冰面之上。

这道命令不合纪律,在场有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事后也有人说他做得太绝,说他违反了战俘的处置原则。但方虎山没有改变决定,只是说了那句后来被记进通化历史档案的话,一字不差——

然而,当处决在浑江冰面上真正开始,当那半尺厚的冰层被一镐一镐凿开,当三千个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刺骨寒风里被押上冰面,等待在场所有目击者眼前的,是一幕让整个东北大地在此后数十年都没能彻底遗忘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