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南阳淅川冀廷梅案件庭审第128天。
每次看到冀晓梅（冀廷梅的妹妹）步履蹒跚地挪进法庭，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她是毕祺祺的小姨，因为这个缘故，我总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冀晓梅坐在被告人席上，佝偻着背，面色灰白，开庭期间，她经常反映身体不舒服，也经常因为身体问题提前离庭或晚到。
据了解，冀晓梅在2025年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理报告写得很清楚：恶性肿瘤（也即是癌症）。医嘱要求尽快实施局部扩大切除手术，可手术后至今，她一直羁押在看守所，手术一拖再拖，至今没有做成。
冀晓梅在看守所做的那个手术，伤口需要8到14个月才能长好。可是看守所的条件大家都懂，潮湿、拥挤、营养跟不上、卫生条件有限。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伤口迟迟无法良好愈合。这还不算完，冀晓梅同时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两种高危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诱发急性心梗、脑梗、脑出血。
也就是说，冀晓梅身上扛着癌症+高血压+心肌缺血三颗定时炸弹。
冀晓梅出生于1977年，今年才49岁。可看她现在的样子，像六十多岁的老人，面容枯槁，走路拖着脚。49岁的女人，本该还有很长的人生，可以去逛街，可以跟姐妹打电话聊天，可以在厨房里做一顿饭等着家人回来，可她坐在被告席上，像一朵还没谢完就被人连根拔起的花。
病痛的折磨是实实在在的，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煎熬。一家人都坐在被告人席上，父亲、弟弟、舅舅……整个家族被一锅端，这种双重的折磨，比癌细胞更可怕。身体和精神同时被吞噬，癌细胞在这种环境里只会侵蚀得更快。医学研究表明，长期的精神压力、持续的绝望感，会直接抑制免疫功能，加速癌细胞扩散。换句话说，看守所的每一天，都是在给癌细胞浇水。
我把冀晓梅的病历发给了我一个在北京三甲医院的朋友，朋友看完后，语气很严肃跟我说：“强烈建议尽快安排局部扩大切除手术，不要拖延超过1个月。再拖下去，癌细胞会顺着淋巴、血液转移到盆腔淋巴结、肺、肝脏、骨骼，直至全身。全身多发转移后会出现消瘦、器官衰竭、剧痛，然后，就是死亡。”
这个案件，已经死了两个被告人了。孟相峰，带着“刑讯逼供”的控诉走了。王高峰，颅内肿瘤出血，19天从发病到死亡。张好鹏，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至今躺在ICU里生死未卜。在这之前，她的律师冯志远师每个月都写取保申请，可也都石沉大海。冯志远律师悲愤地说：“现在就是变更强制措施，取保或者监视居住，我的当事人也出不了医院，已经没有意义了。”
说实话，我很想骂人，可我也知道骂人解决不了问题，但我就是想问：为什么非要以血淋淋的生命为代价，才能去唤醒那些冰冷的人心？为什么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完成对一群人的控诉？
冀晓梅的癌细胞不会等，它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她的身体里分裂、蔓延、侵袭，它们不会看案卷，也不会等审限延期，不理任何“没有接到通知”的托词。它们在吞噬一个49岁女人的身体，也在吞噬我们所有人对法治的最后一点期待。
在此，我恳请南阳或者河南方面有权决定冀晓梅是否能取保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坐在哪间办公室里，桌上摆着什么文件，手里签着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亲人，有没有姐妹，有没有见过癌症病人最后的模样，但我知道你们的手指可以敲下两个字：同意。这两个字，可以让冀晓梅躺上手术台，而不是死在看守所里，这两个字，不用审限延期，不用最高法批，只需要人性。
留给冀晓梅的时间不多了，孟相峰没有等到的，王高峰没有等到的，张好鹏可能再也等不到的，可冀晓梅，还有机会，手术室的门在向她敞开，只要你们那双高贵的手肯抬起来。
我知道你们的权力很大，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自由，我也知道取保候审在你们眼里也许只是案头繁重工作中的一桩小事，可对于冀晓梅来说，这是她的命。对于冀廷梅来说，这是她的妹妹，对于那个还在看守所里的毕祺祺来说，这是他小姨。对于一个已经被拆散得七零八落的家庭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块还没碎掉的碎片。
一个癌症病人，从看守所到医院，中间只隔着一份取保批准决定，这份决定，对一个健康的普通人来说，也许只是一张纸，可对冀晓梅来说，那可能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请放她出去，让她做手术。
无论冀晓梅有罪无罪，罪轻罪重，她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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