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周晓柯
2026年5月，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的木木（化名）像往常一样回到出租屋，发现大门上贴着一张措辞冰冷的通知：“因二房东拖欠租金，房东将收回房屋，请各租户尽快搬离。”而此时，距离她搬进这间公寓才不过半年。接受采访时，木木和同住这栋公寓的十几名租客均未追回钱款。她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自己已委托律师起草诉状，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木木的遭遇并非个例——长期以来，二房东在租房市场上几乎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价格更低、房源更灵活、房东省心、租客选择多……这些看似“双赢”的优势背后，却暗藏层层转租、违规隔断、资金挪用等乱象。这条灰色产业链中不断叠加的风险，最终无一例外地都转嫁到了租客身上，使其成为实质上的最终受害方。
轻信签约，埋下隐患
2025年，由于工作变动，木木需要在新单位附近租房。“当时我在自媒体平台上的一些房产中介账号下留言评论，有一个自称租房中介的人在评论区里主动联系了我。”相比直接找房东，中介手里的房源更多、信息更新也更及时。于是木木和中介约好时间地点，准备实地看房。
然而，看房当天接待她的并非网上联系的那个中介，而是两个陌生人，其中一人自称“大房东”。“聊天时，他们有意无意地提及‘大房东’名下有多处资产，包括公寓、茶馆、家政公司，给人感觉实力雄厚、值得信赖。”木木回忆。
房子的装修是暖色调，家具也很有质感，在同区域同等价位的房源中性价比突出，木木便很快决定签约。然而，和她签约的并非“大房东”，而是同行的另一个人。签约时，木木也未要求对方出示房产证明或房东的转租同意书，但她坦言当时并非毫无疑虑：“他们很着急，好像巴不得立刻把房子租出去。”原本约定的“押一付三”，在她稍显犹豫后，对方主动退让为“押一付二”。事后回想起来，她也承认“确实有点草率”，但新工作的入职期限迫在眉睫，留给她的看房时间实在所剩无几。
这种“赶时间、图省事”的心态在租客中其实很常见。许多人对“转租需经房东书面同意”的法律规定缺乏认知，更遑论主动核验转租权限。在租金优惠、中介催促、时间紧张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不少租客“草草签约”。
刚搬进来的前几个月，木木按时向与其签约的二房东支付房租，生活一切正常。
然而平静只持续了短短半年——2026年5月初，真正的大房东突然张贴告示称二房东违法出租，要求租户搬离。“这时我才意识到，当初与我签约的并非房主。”木木表示，事发后她和其他租户第一时间联系了二房东。起初对方并未失联，甚至将所有租客拉入微信群，信誓旦旦地承诺退还房租。
然而，这不过是二房东的“缓兵之计”：二房东在群内反复上演“拖”字诀，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声称“我也被大房东坑了”“资金周转困难”“正在申请贷款”，却未作出任何实质性赔偿安排。
大房东则直接通过断水断电等强硬手段，逼迫租客们搬离。“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努力跟大房东维持良好的关系，但他不愿再给我们宽限时间。”木木说，停水停电持续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她每天只能把手机、充电宝都在公司充满电之后带回家，晚上也只能靠点蜡烛度过。
矛盾激化，两败俱伤
大房东的愤怒也并非没有来由——他把房子委托给二房东，本是为了省心，结果租金却被二房东自己“昧下”，等他发现时，二房东早已失联。他想收回房子，却发现自己还要和交了房租的租客“抢地盘”。
类似的情形也在全国多地反复上演：在广州丰乐居事件中，二房东累计拖欠租金500万元；万科泊寓“爆雷”事件里，多个房东被拖欠租金超10万元……为了尽快收回成本，清退租客，有些大房东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断水断电，更换门锁，扔弃租客个人物品，甚至雇人半夜骚扰租客……“那段时间真是身心俱疲。”回忆起和大房东的拉扯，木木不由得叹了口气。
对于租客和大房东之间的纠纷，上海市汇业（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治国表示：“大房东通过停水停电、言语威胁、骚扰等方式逼迫租客搬离，属于私力救济。一旦超过合理必要限度，就有可能构成违法或民事侵权。”
张治国进一步分析，法律上应优先保护哪一方利益，需区分两种情形：若二房东未经房东同意转租，房东有权解除合同、要求租客搬离；若转租已获同意，但二房东跑路导致拖欠租金，房东同样可以以二房东违约为由解除合同，间接要求租客搬离。但合法合规路径应当是租客尝试与房东协商直接承租，或者房东给予合理搬离期限，否则租客应主动搬离并向二房东追偿。
维权不易，出路何在
据木木统计，这段时间，算上租金、押金、搬家费和误工费，她一共损失了大概5500元，其他租客则损失了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因为二房东迟迟不退钱，木木和其他租客选择了报警，但警察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说二房东不构成诈骗，因为个人损失的金额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有租客尝试通过拨打12315投诉电话等其他方式维权，但收效甚微。
对此，张治国分析表示，根据我国刑法，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其与合同纠纷的关键区别在于，诈骗是“一开始就没打算履约”，而合同纠纷则是“原本打算履约，但在履行过程中因故无法继续履行”。
具体到二房东跑路的案件中，警方不予刑事立案的常见原因有两点：一是证据不足，难以认定犯罪事实，即当事人无法证明二房东在签订合同时就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二是涉案金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
通过民事诉讼追回损失是很多租客最后的维权方式。张治国指出，从过往案例来看，在实际诉讼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比如二房东跑路找不到人，导致诉讼周期显著延长；不少二房东系“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存款），即使胜诉，法院也无法执行到位；因未签订书面合同、未留存二房东身份证号等原因导致证据不完整等。
2025年9月15日,国务院《住房租赁条例》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的行政法规，条例在合同备案、押金返还、房源真实、禁止“非居住空间”出租等方面划定“红线”，形成了“事前准入—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完整治理闭环。
张治国认为，租房的核心原则是“事前预防大于事后补救”，租客在签约前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核对对方身份信息和转租权限，如果受害，应立即固定证据并报警，即使警方认定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也应取得报案回执，以便后续民事诉讼使用。
现在，木木已经搬离了那间公寓，找到了新的住处。但她的维权路还在继续。“我之后会向法院提交诉状，虽然周期会比较长，但还是想试一试。”这份坚持，不仅是为追回5000余元的损失，更是对自身权益的一次郑重宣示。而在租房市场上，唯有制度完善与个体警觉并行，才能让更多“木木”免于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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