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50年的1、2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洲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

当时正值数九寒冬。在冰天雪地的满洲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100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

老航校即第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机械师等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

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帮助解决。

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照的待遇。

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1956年1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19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让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

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具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1950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15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

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

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

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

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关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关和航空学校的建设不可避免的一开始就基本上都是苏联空军的翻版。

对这一现象，我们当时也有清醒的认识。

在空军建军初期，空军党委曾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即先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然后在学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高。

也就是说要先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在学会并很好地消化了他们的经验之后，再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改进我们自己的指挥系统、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

我们把这条原则作为建设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

（编者注：南京军事学院如果一开始也能这样做，还哪来的什么批判教条主义风波）

由于苏联专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空军起着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团结好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及翻译，做好他们的工作，管好他们的生活，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编者注：这个吴政委最拿手）

早在1949年底，航校的苏联顾问来华以后，刘亚楼就在空军党委提出，要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要把他们看成是老大哥，尊重和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并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培养中国的飞行人员和技术干部。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又陆续提出和实行了以下几条：

一、搞好“一对一”的关系。

所谓“一对一”，就是要求苏联顾问同中国学员按专业对口结成对子关系，对子之间包教包学。

例如，一个苏联飞行员包教一个中国飞行员，一个苏联机械师包教一个中国机械师。

我们强调在“一对一”的活动中，老师必须爱护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老师。

二、强调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尊重他们，一般的不提缺点、不批评。

当时空军有一句话，叫做“有理无理三扁担”，意思是说如果和苏联顾问的关系搞坏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都要受到批评。

当然，我们同苏联专家之间也会有矛盾，发生小的矛盾也就算了。

遇到一些大问题，我们就反映给周总理，由周总理反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苏联总顾问，通过他去对空军顾问团进行说服教育和处理。

当时有那么几个顾问表现不好，总喜欢调戏妇女。听到我们的反映以后，苏联总顾问就把这几个人调回国去了。

当时苏联空军顾问团有意见，问我们为什么把他们调回去，我们解释说，我们两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中国的妇女比较严肃，不像你们那里开通，有一些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

听了我们的解释，空军顾问团的负责人说，我们苏联也一样，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随便。

三、照顾好专家的生活。

尽管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但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照顾好苏联专家们的生活。

比如住房，宁肯我们自己住的差一点，也要把好房子留给顾问团。尤其是时间稍长，专家们的妻子、孩子来了以后，更是尽量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居住条件。

在伙食上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教育，要求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尽量把伙食搞好，尤其注意要搞好空勤灶和地勤灶，让苏联专家们吃好。

我们还注意帮助苏联专家搞好文娱活动。

当时我们除在顾问团驻地安排电影室、定期放映电影外，还准备了国际象棋、台球、排球、篮球等文体器具。

苏联人喜欢跳舞。而在航校单独组织舞会有困难。好在航校的驻地一般都是大中城市，通过同各地文化部门的交涉，他们都同意对苏联专家参加舞会给予特殊照顾，并为此发了专门的票证，从而解决了专家们的周末活动问题。

于是每逢周六的晚上，各航校都专门有人带苏联专家出去参加地方上组织的舞会。

四、对牺牲的专家给予厚葬和悼念。

在航校建设过程中，专家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培训空地勤人员，但有的也存在着急躁冒进情绪，希望培训的越快越好，结果出了事故，不仅牺牲了我们的飞行员，也牺牲了苏联专家。

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优厚抚恤牺牲的苏联专家的妻子儿女。

还有一次，空直机关顾问团的少将顾问长星期天打网球时突然发生心肌梗塞，他回到驻地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之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仅三个小时就死了。

他死后，我们全力做好他妻子孩子及其他专家的思想工作，并在隆重追悼后专门派飞机把他的遗体及家属送回了莫斯科。

五、做好对专家表彰和欢送的工作。

我们每年都要对苏联的专家顾问搞一次评功评绩活动，以表彰他们的成绩。

凡是评上功记上奖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挂红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对完成任务轮换回国的专家，每个人都送一点东西，作为纪念。

同时我们还召开欢送会，表扬其功绩。这样他们回去时都很高兴，有的还恋恋不舍，不愿意走。

六、同时也照顾好苏联的士兵。

苏军官兵不平等，他们把义务兵不当人看，当兵的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平等的习惯。

当时随团来了一批苏军士兵，这些士兵都是义务兵，服役完了就回家。

对这些士兵，我们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顾他们，使他们深受感动。人民解放军内部官兵平等一致的关系，也使他们深受教育。

临到回国的时候，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哭了，有的说不想回去了，就在中国干。

我们劝他们说，你的家和父母都在苏联，不回去行吗？

经过我们的说服和动员，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七、办好图书馆和俱乐部。

每个大单位都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内有书籍、报刊。另外，有专家的单位，一般每个礼拜六开一次晚会，搞演出和其他文艺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对苏联专家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法。

我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因人而异，按照苏联同志的特点来进行工作。我们对他们各方面的照顾，目的是在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自觉的为中国的空军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1949年冬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训练出第一批和第二批飞行员以后，到1951年11月，我们就开始安排苏联顾问分批撤退回国，只留下少数人继续为我们工作。

这两年，正是中国空军的初创阶段。可以说，苏联专家、顾问在这一阶段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