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跟随陆游、范成大City walk，解开九里堤方位之谜‖杨若虚仙人掌|九里堤|杨若虚|范成大|诸葛亮|陆游|高骈

跟随陆游、范成大City walk

解开九里堤方位之谜

杨若虚仙人掌

今九里堤位于成都旧城外西北方向，其堤坝长度号称九里，故称“九里堤”。河堤现在大部分已然无迹可寻。2012年成都市政府启动“北改工程”时，金牛区人民政府与成都市文物局在一段几十米河堤遗留处新建“九里堤遗址”，以示纪念。

现九里堤遗址杨若虚摄

传此堤为诸葛亮所建，该遗址旁另修建有诸葛庙。明天启《新修成都府志》称：“九里堤，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水势易趋，诸葛亮筑堤九里捍之。宋乾德中坏（乾德为宋太祖赵匡胤年号，约公元963年至968年），刘熙古（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兵部侍郎，也曾主政成都）修筑，一号刘公堤。”请读者先记住这条记录，后文会详细剖析。清代、民国志书中关于九里堤的记载均采用类似说法。初看似无问题，但两位古代诗人在成都City walk的记录却让笔者对九里堤的位置产生了怀疑。

明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内页

《成都市郊图》（1947）中九里堤位置

第一位出场的是大诗人陆游。1176年2月，此时距离刘熙古修葺九里堤已过大约80年，陆游此时正在兴致盎然地进行一场春日成都City walk，出行情况他都记录在《出朝天门缭长堤至刘侍郎庙由小西门归》，诗云：“晓从北郭过西城，十里沙堤似席平。澹日向人供帽影，微风傍马助鞭声。欢情寂寂随年减，俗事纷纷逐日生。到处每求佳水竹，晚途牢落念归耕。”根据此诗题目与第一句我们可以清晰勾勒定位陆游的出行轨迹：他先出北门朝天门，然后绕着护城的堤坝行走至位于城西小西门后回城，在绕城的途中还路过了刘侍郎庙（需要提及一点，宋代成都城墙与清代成都城墙基本一致，文献、考古等均已证明，此处不详细展开）。这里出现关键词“刘侍郎庙”。刘熙古官至兵部侍郎，此庙就是为纪念曾任兵部侍郎的刘熙古所建。或质疑刘侍郎另有其人，但官至侍郎又主政成都，同时符合此时间节点而又被史书记载修葺九里堤且刘姓者，唯刘熙古一人耳，更何况宋人何涉在庆历六年（即1046年，比陆游的记录还早约30年）著《糜枣堰刘公祠堂记》中明明白白记录：“兵部侍郎刘公熙古帅州，始大修是堰，招置防河健卒……因建刘公祠堂其上。”刘公祠堂即是陆游诗中的刘侍郎庙，而在堤坝上建庙（祠）的缘由自然是为了纪念他修补堤坝之功劳。

问题来了，由前文提及的《成都市郊图》可知九里堤位置在城外西北方，与今天九里堤走向基本一致，另有记录称1981年成都市进行文物古迹和地名普查，注意到九里堤小学（即现成都茶店子小学九里校区）内的功德庙叫“刘公祠”。但根据陆游诗中描述的行走轨迹（详见下图，本图底图为前辈李思纯先生绘制，仅用来表明陆游出行轨迹大概示意，并非表明朝天门、小西门的确切位置，也不代表笔者认同其图中的其他位置标识），他是一定无法遇见修建在堤坝上的刘侍郎庙（刘公祠堂），因为它还远在几里之外的西北方向，但现实是陆游却遇见了刘侍郎庙，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只有一个：古今九里堤的方位有过变动。

陆游出行轨迹图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说法，第二位大诗人范成大登场。范成大在一年之后（1177），同样在成都走过一场City walk。此时范成大即将离开成都，在离别之际，范成大让家眷先坐船先行，自己“老夫聊发少年狂”，骑马绕城以纪念自己在成都的岁月。《吴船记》中这样记录：“单骑转城，过东、北两门，又转而西自侍郎堤西行岷山道中。”范成大的轨迹详见下图，同样他也在城西见过侍郎堤。

《吴船记》内页明万历尚白斋刻本

范成大出行轨迹图

陆游、范成大两位诗人的记录让我们能够明确所谓侍郎堤（刘公堤）即一条围绕着西面城墙修建的防洪堤坝（或许还包括部分紧邻南、北城墙的部分堤坝，具体长度或许不止九里，因为陆游称为“十里长堤”），而并非远离成都旧城的外西北方向。

其实九里堤前身即唐末高骈所修筑的糜枣堰，高骈广筑罗城时修建糜枣堰以御洪水，而宋代刘熙古进行修补，故又名刘公堤、侍郎堤，所谓糜枣堰、刘公堤、侍郎堤、九里堤是为同堰（堤）异名也。

九里堤修筑在城西当时是回应极其迫切的实际需求。成都平原为东南倾向的冲击平原（见下图），这种地形就意味着洪水必然从西面汹涌而来，四面城墙中西面城墙承担洪水压力最大（宋·席益在《淘渠记》便有“江水夜犯西门，由铁窗入，与城中雨水合，汹涌成涛濑”的记录，考古也证实成都西门城墙要厚于其他三面城墙），城西修建九里堤以御洪水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另宋·杨甲在《糜枣堰记》中有“糜枣堰者，杀湍悍之巨防也”的记录，如若是现在九里堤位置，离着成都旧城过远，如何能达到“杀湍悍之巨防”的作用？

成都主要河流走向图源：《成都府南两河史话》

至于九里堤是否是诸葛亮修建，答案显而易见。上世纪80年代在三台曾发现诸葛亮修建九里堤之“丞相诸葛令”碑拓片，不过很快，该拓片的真伪受到西南师范学院徐无闻、武侯祠文管所谭良啸、四川大学谢忠梁等专家的质疑与批驳（具体内容详见《“丞相诸葛令”碑不可信》一文，现此碑拓片照片仍旧出现在成都市博物馆九里堤之相关内容介绍中，不可不详查），此碑被认为是伪作。笔者猜测此碑刻制年代大概是清末或民国时期，相关人士不过假借诸葛亮之威名震慑百姓，以达到护堤的目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