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专程飞到加州伯克利，和这位诺奖得主聊了聊，从她的花园日常到实验室的最新突破，还有所有人都关心的那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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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弗的家族里没有一个科学家。7 岁那年全家搬去夏威夷希洛，她盯着当地的动植物发呆，第一次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如今她在伯克利创办了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既是实验室也是创业孵化基地，已衍生出 31 家生物科技公司，总估值超 90 亿美元，创造超 2500 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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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杜德纳终于把研究重心放到 CRISPR 上，那阵子天天泡在实验室，连觉都睡不好，像侦探追着线索不放。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走到病床前。

美国首位接受 CRISPR 治疗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患者维多利亚・格雷，如今已能正常生活。2025 年，费城儿童医院的婴儿 KJ 成为全球首个接受个性化 CRISPR 基因治疗的患儿。他出生时患有代谢紊乱症，医生曾断言活不过一岁，现在已经能跑能跳，治疗费约 80 万美元。

她强调，希望未来能快速诊断罕见病、筛选适合基因治疗的患者，让更多像 KJ 一样的孩子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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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 CRISPR 的发展并不顺利。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联邦科研拨款大幅削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新 grants 数量下降 24%，约 25% 的科研人员离开联邦研究机构。杜德纳直言，这会让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保，而中国正在加大生物科技领域投入，很快就能补上这个缺口。

如今杜德纳被称为 “生物科技的道德指南针”。她坦言偶尔也会怀念当年只专心做研究的日子，但既然承担了这份责任，就要确保这项技术能造福最多的人。

CRISPR 不是万能的，但它已经照亮了无数罕见病患者的希望。从实验室到千家万户的路还很长，但杜德纳和她的团队依然在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