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坐下，吴俊教授打开手机，手机屏幕上显示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和生成式工具，他说自己几乎每天都在用。
作为见面礼，他从书架上取下来相赠的，还是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他在2022年出版的《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与〈朝花夕拾〉》。但交谈中，他全程都在强调——著书立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文学科在语言能力与信息处理能力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存在了，无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引发科研与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是不明智的。与其讨论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创造性、个性化工作这类问题，不如切实面对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逼近人类智慧极限、逐步取代人类技能与思维这一现实。
他说：中国大学发展到现在，早已经进入了“工科大学时代”。但这个概念不能狭义理解，不是单指清华、交大、浙大这些传统工科强校，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本质是国家需求推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建设方向的新时代。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传统工科院校在百余年中国大学发展史上，真正进入了主流前沿，核心原因就是它回应了“卡脖子”技术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国家需求层面的根本性现实问题。
那么，文科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人文学术需要怎么做？吴俊说，以自己为例，坚信人文是“无用之用”的教授们首先要放下对技术的傲慢与偏见，才能直面危机挑战和发展机遇并存的当下。当然，教育的目的，最终的一切，还是要落到“人”和“人的发展”上。
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讲席教授，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主任，新文类和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近年来致力于中文创意写作学科、文科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工作。曾获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2005年、2012年分别入选教育部人才奖励计划。
跨域是人文学科学术的必然选择
周末周刊：您曾任教于华东师大、南大，后入职上海交大，从传统文科强校到顶尖工科强校，这种转变带给您最直观的冲击是什么？您如何理解当下所说的“工科大学时代”？
吴俊：我的学术生涯前期，都是在中国的文科教育强校。我曾秉信文科的功能应该是“无用之用”，对技术手段做人文研究并不看好，一直觉得这都是“术”，人文学术追寻的是“道”。并且，人文学术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不是功利性的现实需求产品，我们不做市场。
最直观的一个对比，就是人文学术和理工科的科研成果署名方式：我们的论文、著作，古今中外都是以个人单独署名为主，近期更有几家著名C刊，正式规定只发表单独署名文章，不发表两人及以上署名文章。但理工科论文的署名，三五个以上是常态，十几个署名很常见——这是有组织的团队科研。人文研究和科技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评价标准自当不同。越过现实功利看向无穷之远是人文学术的视野。这决定了人文学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真正让我开始改变想法的，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迭代加速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改变。技术因素不仅是影响，更是逼迫，逼迫整个学术界重新认识技术与人文的关系。这种改变甚至会改变常识性的认知和观念。时间被压缩了，空间被改变了，实质就是我们的生命过程、生命长度和生命活动的现实场景都被改变了。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根本性改变、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被改变了吗？人文学术有理由不改变吗？
拿古文字、古器物方面的研究来说，甲骨文、简帛文字、古器物图案与纹饰等，遗留至今有大量碎片需要识别、缀合、分类、检索、释义。如今，人工智能时代以数据集为基础的大模型、智能体可以将个人力量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海量工作变得相对轻松。这说明科技支撑能够根本性地推进和改变最传统的人文研究。
周末周刊：您提出新文科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赋能及学科“跨域”，具体是指哪几个方向？为什么说“跨域”是AI时代人文学科的必然选择？
吴俊：人工智能既是一种技术赋能，更是一种能够支持知识生产（生成式）的思想逻辑，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学术研究的方法意识，但关键前提是必须有研究主体的创新意识作为引导和导向。
我所谓的交叉跨域及方法路径，与多模态大模型的原理完全一致。具体来说，一是跨学科，就是打破学科壁垒，做交叉学科研究。人工智能的覆盖面显然不是单纯的计算机学科。二是跨文化，在文明互鉴的时代，人文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国际资源的融通创造；民族文化只有形成、产生跨文化的传播增值效应，才可能真正获得世界性。三是跨媒介，从纸媒到互联网再到AI，媒介已经成为知识生产、思想呈现，包括人文研究的决定性基座。媒介不是形式，而是内容的主要构成，就此能够理解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跨媒介所必然拥有的创新性与创造性内涵。四是跨文本，打破传统文本、单一形态的确定性边界及相互关系，将综合性功能作为特定文本形态的可能取向，或者，赋予文本形态的综合性取向可能，实现文本融合、产生新创价值。
为什么说跨域是人文学科学术的必然选择？因为传统的个体性、单一学科的人文学术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的问题生成，甚至连提出问题的能力都丧失了。
传统自足、相对封闭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及效能已经不能适配技术迭代形成的颠覆性现实。所以，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当“怎样写作”和“谁在写作”的问题同时出现
周末周刊：您认为当下AI与人文融合过程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平衡这些矛盾，避免“重技术轻思想、重数据轻阐释”？
吴俊：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简单说，第一对矛盾关系，是一般意义上人文学术的非功利性、精神性、超越性与技术性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规范性的矛盾。
一方面，现在我们强调技术赋能，强调人文学科要具备落地场景的实用性，但人文学术的立身之本，是它的精神性和非功利性。如果一味强调技术和功利实用性，就会压迫人文的精神内核，强迫人文研究变成技术性附庸。另一方面，如果忽视技术迭代进步的生产力发展，不能回应技术带来的、生成的现实问题，人文学术就会丧失生产效能，脱离时代环境。
第二对矛盾关系，是有组织的科研、现实需求的刚性与人文学术的个性化、独创性、自由度及想象性思维的矛盾。强调有组织的科研，要服务国家需求，这是政策导向，因此一定会优先配置资源支持。但人文学术的创新思维并不能依靠有组织的科研方式来产生，创新成果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组织设计。自由的思维、天马行空的想象、不确定性的纠结与诱惑，才是人文创新的重要原动力。
怎么平衡这些矛盾？核心原则就有一点“老生常谈”：让人文研究兼具当下关怀，同时守住人文的底层逻辑、核心价值。一方面，人文学者必须主动了解前沿技术，回应时代问题；另一方面，技术永远只是工具，不可能替代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能取代人文的思想和价值阐释。
概括性地说，这种矛盾的“激化”也是基础研究与现实需求研究之间的一种“拉扯”的体现，双方都在争夺更多的合法性与利益份额。我的策略建议是：善用国家需求作为基础研究的导向，实现理论突破及观念变革，并适配应用场景；用基础研究提升国家需求的学术理论层次，并实现技术突破的多向价值及范式创新。
周末周刊：您一直强调媒介迭代对人文研究的影响，从纸媒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媒介的变化不仅是工具的变化，更是底层逻辑的改变。您能具体谈谈这种媒介迭代对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带来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吴俊：从纸媒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彻底改变了文学和人文研究的生产方式、呈现形态和生态格局，核心是从“文学的媒介”转变为“媒介的文学”或“媒介性的文学”。有时，把文学置换为学术也行。
在纸媒时代，媒介几乎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人人都在纸上书写，这不是一个问题。到了互联网时代，媒介开始成为文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写作、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得写作的效率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形态和生态变了——纸媒时代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数量极少，互联网时代，30万字到200万字以上的网文作品有数百万部之多，一年网文数量超过此前60年的纸媒出版总量。人文研究也开始借助网络平台搜集资料、交流信息、分享成果，学术研究及推广的效率明显提升，而且时空的间隔不再成为重要的障碍。流量和点击率介入了价值塑造，这意味着媒介改变了价值标准。
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媒介真正成为主角。从文学创作、学术写作来看，AI的生产效率是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表面上看，AI写作改变了写作的物理形式，实际上，AI写作改变的是支配写作行为的思维方式。“怎样写作”和“谁在写作”的问题同时出现。这就触及写作何以为写作的根本问题了。人工智能将“谁在写作”的作者角色问题推到了眼前，即以往的工具性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身为写作主体。
在学术研究上，AI不仅能大幅提升文献收集和整理的效率，在文献分析、归类、判断上，更比以往任何方式都要高效，还能实现很多传统研究方式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研究课题的内容设计、逻辑架构、观点提炼的全过程中，人工智能的智力贡献几乎具有秒杀人类大脑的效能。学术、思想的内容生产已经不得不让位给作为工具媒介的人工智能。
显而易见，媒介迭代带来了文学和人文研究的价值标准变化：纸媒时代，经典文学占据绝对的价值中心，传统谱系仍在强力维系传承。20到21世纪之交，随着网络写作的勃兴，文学取向通俗下沉，传统经典文学的中心位置开始被迫位移，通俗流行的大众化作品挤占了文学场的价值地位，商业化指标明确进入了评价体系。历史的断裂正在加速形成。更别提后来的爽文生产规模了。文化产业的大众市场时代终于成熟了。到了AI时代，文学的人机生成性、音视频化趋势更加明显、极端，两三年间，AI短剧之类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新宠。试问：如今还有多少人购买、阅读纸质书刊？生产、消费、反馈评价的全链条都发生了改变。
基于此，我有一个预判：没有人工智能赋能的人文学术，终将进入博物馆，成为“博物馆学术”。这是一个比喻，就是指即便还有存活价值，也是没有社会市场、生产推广价值，需要投入成本专门保护起来的文化遗骸形式。以上情形谈不上好坏，不妨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自然演进。但这一次的演进和以往有了重大的、根本性的不同，其中伴生出了史无前例的“人的危机”，也是文明自身的危机。
最终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
周末周刊：您的这个判断会不会过于犀利？如果要推动AI时代人文学术转型，比起传统的文理强校，工科强校是否能弯道超车？
吴俊：我不是很习惯用弯道超车的说法。我们走的是新赛道。交大人文走上的新赛道有三个核心支撑：第一是硬核的技术优势，交大有人工智能、大模型计算、多模态数据集建设等优势，还有“致远一号”这样的超强智算平台；第二是独特的学科基因，交大人文学院最早的创建学科、最好的学科是科技史，这是理学一级学科，从一开始就有交叉学科的基因，为我们奠定了“科技+人文”的研究传统；第三是持续的资源投入，交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以适度扩张性方式发展人文学科的工科院校，这为人文发展新赛道的开辟提供了条件保障。
周末周刊：在这样一个时代，许多人担心人文学科被边缘化。但在全世界的大学都不断削减文科投入时，上海交大还在推进人文学科的发展。
吴俊：交大没有削减文科，还在发展好文科，这份坚持根植于交大的文化认知。
追溯历史，交大的老校长唐文治（1865—1954）先生，他是晚清进士，就是这样一位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国学大师，奠定、规划了交大工科发展的基础与方向。另一位老校长彭康（1901—1968）先生，他是我党最早的理论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参与、领导了最早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及组织建设。这位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后担任了交通大学校长，随后响应国家号召，率校西迁，创建西安交大，成为交大系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交大虽然是工科建校、工科立校、工科名校，但人文基因却与生俱来，深植在交大发展的血脉中。
周末周刊：交大正在建设“中华文化基因智能实验室”，您也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您能否为我们描绘一下它的建设愿景？
吴俊：我们实验室的目标之一，就是“厘清中华文化基因的形成与流变特征、彰显其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在AI介入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多模态数据的方式，让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综合特质呈现为可视化、可计算的迭代生成形态。在世界文明互鉴的生态中，拥有我们自己的坚实“数据底座”。
我们的实验室不是简单的“人文+技术”的拼接，而是真正的深广度融合——用人工智能化解人文研究的痛点难点问题，比如传统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单维度、慢迭代”问题，采用大模型、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就能迅速、准确实现史料的整合、分析和可视化，让中华文化的基因流变在时间线上脉络清楚、元素层面上丰富立体、空间维度上直观可感。
实验室的具体工作方式，就是用多模态AI、空间计算、超强智算平台，打通并创新文字、语言、文献、器物、信仰等多个维度的有机关联。实验室还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实现了共建，正在开展的研究也将聚焦在古器物方面的识别、修复、还原、释义等方向。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符合当代需求的文化产品。显然，这是人工智能落地文化文明研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场景。包括社会文旅期待中的沉浸式场景的创新再现，也是我们实验室的“下游”产品。
周末周刊：实验室的研究路径是从文字、文献、器物到信仰，这其实是对中华文明进行一种“全息化”的重构。在全球文明比较视野下，这种立体化的研究，能否帮助我们在“人类文明互鉴”中更清晰地讲清楚“我们是谁”？
吴俊：比较而言，我们以前讲中华文明的特性更多是靠文字论述。但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推动下，特别是近年借助、融汇了AI迭代技术，已经可以把这些文明特性生成可视化的、可量化比较的数据模型与形态呈现。当然，最终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还是人文学者的概念释义和理论体系。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创新性方法，无不来源于、生成于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具体实践。技术手段使我们的答案更扎实、更有说服力，也更有推广的社会价值。
周末周刊：在AI能够生成故事、创作诗歌的今天，大学里的“创意写作”专业究竟应该教什么？
吴俊：在AI时代，创意写作不再只是教具体的“怎么写”——因为AI比你写得更快、更细，甚至更规范。有人诟病人工智能经常无中生有、胡说八道，但我把这种现象更多视为生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表现。我们应该教的、确切说赋能于学生的，是基于审美判断、价值判断、批判性思维的个性化引导能力。“如何写出更好的作品”，前提是你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作品”。
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剥夺学生具身性的写作能力培养。特别是在写作能力培养之前，首先应该是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判断能力的习得与养成。
以方兴未艾的创意写作来说，很多学校、教师热衷于人工智能赋能的写作教学，此类教材已经纷纷出现。但我要提醒的是：创意写作的初衷是提升人的具身写作能力，是人的个体的创造性写作能力，如果人工智能进入学生的写作中，个体的写作能力必然受损。作为创意写作课程的教师，我的主张也许比较极端，就是拒绝人工智能进入大学写作课程。
周末周刊：您想对正在选择专业，或者正在人文学科求学道路上感到迷茫的青年学子说什么？
吴俊：人工智能使我们所有人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和学科专业、职业行业都无关。
事实上，我们人文学科正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才终于找到了更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发展路径更为多样而广阔。我们能够做得比以前更好。人工智能赋能的交叉融合素养的培育，应该成为文科生的主流学习方式与目标。
你在一间房间里，想看外面的世界时，受窗户的局限，如果你想有更多视野，就要去新开一扇窗。这就是守正创新。不要在别人开的窗户里看一辈子风景，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开一扇新窗的能力。人工智能新赛道就是开新窗。
原标题：《专访吴俊：AI浪潮下给人文学科“新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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