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地处东南沿海的永嘉县（其县城即今温州市鹿城、龙湾、瓯海等主城区范围，县域则涵盖今永嘉县大部分地区）因其重要的港口位置与战略纵深，自1938年起便成为日军重点侵扰的区域之一。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日军不仅对永嘉县城及县域内重要乡镇实施了持续经年的狂轰滥炸，更先后三次大规模侵占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早在1938年2月28日，日军飞机便首次空袭了永嘉县城温州，重点轰炸了南塘飞机场。此后日机频繁来袭，据当时温州城区的不完全统计，日军先后出动飞机七百余架次，投掷炸弹四百余枚，造成七百五十余名民众伤亡，炸毁民房一千三百余间、船只一百余艘。与此同时，小股日军时常在温州沿海岛屿登陆，进行武装侦察与骚扰，并在瓯江口航道布设障碍，一度封锁了瓯江口及沿海港口，致使温州各港口的商贸运输陷入全面停顿。
永嘉县城温州首次沦陷发生在1941年4月19日。此前一晚，日本第二十六补充师团所属两千余人在瑞安沙园登陆，旋即便占领了瑞安县城，次日即北上进占温州城。日军入城后，迅速在积谷山、松台山、海坦山等制高点架设火炮，将司令部设于府前街瓯海实业银行，野战医院则设于瓯海医院。
面对来犯之敌，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公署仓促撤至永嘉枫林，永嘉县政府亦迁往瞿溪，主力部队在未组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便向后撤退。唯有永嘉县国民自卫兵团第二中队在桥下街一带伏击了小股日军，双方互有伤亡。此外，中共西楠溪中心区委自发组织了以徐顺性、郑九芝为首的十人抗日游击小组，在敌后展开袭扰。
日军此次入侵，旨在配合其全面侵华战略，扰乱后方秩序，并为汉奸活动提供便利，同时趁机掠夺物资。至同年5月3日，入侵部队分别从飞云江、状元桥登舰撤离，此次占领共持续十五日。
温州第二次陷入敌手是在1942年7月11日。当年4月，日本大本营即已策划《浙赣作战》计划，其中《浙江作战方案》明确指出，其主要目的在于击溃浙江省内守军，摧毁中国军队在浙东的主要航空基地，以防止中美航空力量利用该区域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执行此任务的是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具体进驻温州的则是由旅团长高桥胜马指挥的小薗江混成旅团，兵力近千人。
该旅团沿金华、丽水、青田公路线长驱南侵：7月1日占领丽水，9日攻陷青田，行至永嘉县林福下村抬头山时，即分兵两路进犯温州。一路横渡瓯江，经横山翻越山竹岭、天长岭，从郭溪方向进攻；另一路则沿瓯江边经朱涂、白垟、桥下、梅岙抵达罗浮，与在瓯江登陆的海上部队会合。在飞机掩护下，两路部队于11日攻占温州城，并一度占据乐清盤石和瑞安县城。
当时驻防温州的国民党军为第八十八军暂编第三十三师及地方部队，兵力远超来犯之敌，然而在日军长驱直入之际却未能组织有效防御，任由敌军通行，暴露出消极应战的态势。占领期间，日军频繁派兵至瓯江北岸进行骚扰。中共浙南特委纸山办事处随即通知瓯北县委动员群众，积极筹备抗日游击战争。瓯北县委在瓯江北岸设立多个秘密联络站，与撤至农村的群众组织保持联系，持续收集日军情报，同时派遣武工队进驻沙头一带开展活动。至8月初，在确认日军并无长期占领意图后，为避免暴露，瓯北县委将武工队从沙头撤回县委驻地。同年8月15日，日军主动撤离，此次占领历时三十六日。
此后两年间，日军虽未再占据永嘉县城，但对沿海及内河地区的空袭与骚扰始终没有停止，民众生活持续处于恐慌与动荡之中。到了1944年，随着太平洋战场局势逆转，美军从逐岛进攻发展为越岛进攻，逐步逼近日本本土，苏联红军亦逼近德国本土，法西斯轴心国濒临崩溃。日本军部预估美国将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空军基地用以轰炸日本本土，遂决定主动出击，占领浙东沿海要地，以封锁中美之间的联络通道，并在中国东海构建支撑力量。
1944年9月初，由日本第十三军组建的甲支队（后于次年2月改编为独立混成第89旅团），在黎冈寿男少将指挥下，率四个大队从金华再次南侵。部队于8日下午抵达林福下村抬头山，分三路进攻温州城。9日，温州城第三次沦陷，日军随即控制了罗浮、龟山、蛇山等地，并于11月16日进一步侵占了乐清县城。在此之前的9月7日，国民党永嘉县政府及机关已先期迁至枫林，驻于徐氏大宗祠。日军占领温州后，迅速在城区组织维持会，成立伪永嘉县政府，配备伪职人员及城区九个镇的伪镇长，企图建立长期统治。此次占领一直持续到1945年6月17日，长达九个多月，是三次沦陷中时间最长、破坏最甚的一次。
日本侵略军在三次大规模入侵及平时频繁的骚扰中，不仅进行军事打击，更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奸淫、焚掠，甚至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残害无辜民众。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在全面抗战期间，永嘉县域内直接因战争导致的人口伤亡达七百九十二人，其中死亡三百三十人，受伤四百一十五人，失踪四十七人。更有二百四十二名妇女惨遭日军强奸或轮奸，其中四人因此丧生。这些冰冷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被摧毁的家庭和一段段无法愈合的伤痛。
1944年4月，鼠疫从丽水等地传入永嘉桥头地区，导致九十七人感染、八十人死亡；全县因鼠疫共二百二十五人感染，一百四十七人丧命。此次疫情蔓延与日军细菌战活动密切相关，是侵略者除枪炮之外另一种隐蔽而残忍的杀戮手段。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还在城区推行毒化政策，设立赌场、鸦片馆和妓院，并强设“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为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同时，他们收罗流氓、地痞、盗贼、毒贩等社会败类以及国民党军警中的变节分子组成便衣队，横行城乡，欺压百姓，使得温州一时沦为恐怖的人间地狱。
在经济掠夺方面，日军设立了“军事物资交换所”“中华轮船公司出张所”“储备物资交换所”“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温州出张所”“浙瓯贸易公司”“卷烟专卖局”“纸类专卖局”等名目繁多的掠夺机构，并全面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无孔不入地进行系统性搜刮。据战后统计，仅普华电灯公司、光明火柴厂、西山陶瓷厂、大明实业厂等十七家工厂，直接经济损失即达当时的法币一亿五千万元。这笔款项若按当时物价折算，足以购买数万吨粮食，足见掠夺之甚。而木材、纱线等十九家商号的损失亦超过五千六百万元。
永嘉县城温州作为浙南中心城市，在抗战初期曾因沿海港口贸易一度呈现短暂的畸形繁荣。然而经过这三次沦陷与长达数年的持续侵扰，工厂被毁、商号倒闭、航道封锁、人口流散，社会经济元气大伤，民生凋敝，从此逐步走向衰落。日本侵略者在永嘉大地上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抗战血泪史中不可忘却的一页，其本身的惨痛教训，也足以让后人从中读懂战争之残酷与和平之珍贵。
参考资料：
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永嘉历史》（第一卷），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永嘉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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