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老农接到重庆烈士陵园馆长来信：请问您跟江姐什么关系|烈士陵园|重庆市

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馆长写信询问老农：请问您与江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1953年7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四川荣县的县城操场挤满了旁听群众，主席台上站着一排被押的罪犯，其中一位二十八岁的精瘦男子低着头。他叫黄茂才，公审布告把他列为“原国民党特务，残害革命烈士的刽子手”。唾骂声、石子、破鞋子一起飞来，木讷的眼神中却看不见恨意，更多的是茫然。

围观人群并不知情：就在不到五年前，黄茂才曾冒险把一封薄薄的纸条塞进女牢的饭碗底，纸条上写着“外围联络已接通，速筹药品”。落款是那个在江北小南门诊所写过无数地下电文的名字——江竹筠。那一刻，二十三岁的少尉看守已不再是单纯的监视者，而是潜伏在牢门里的一条“暗线”。

追溯更早，1946年冬天，川西平原新兵抓丁传得人心惊。半边山村里，黄母拦住远房表亲刘重威，“娃儿瘦，进兵营怕是活不下，你在公署做事，能不能想法子？”刘重威当时是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特务系统正缺年轻人。几周后，一纸录取公文把黄茂才送进重庆的警察训练班，四个月后配枪、授少尉衔，分到渣滓洞。

监狱生活比训练班压抑得多。白天抄写讯问记录，夜里巡房。黄茂才最先注意到的，是女牢里总响起轻声抗议：“高墙挡不住信念。”这种口号在他耳里怪异又新鲜。一次巡房，他看到江竹筠被提审回来，衬衣破口处鲜血渗着，仍昂首走过走廊。那双眼睛不躲不闪，像在提醒他：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选择。

矛盾从那一夜开始发酵。曾紫霞被鞭打后高烧，医嘱需要磺胺粉。监狱药房空空，外采需层层审批。黄茂才趁替换岗的十分钟，把一包药藏在饭桶夹层递了进去。曾紫霞轻声说：“多谢，但你会被发现。”他压低嗓音，“活路自己找，别声张。”仅此一句，却成为双方信任的开端。

“老黄，你就不怕被抓吗？”曾紫霞后来再次试探。黄茂才笑得苦，“怕，可更怕良心不安。”简单对话让江姐点头，她在随后写下小纸条称呼他“自己人”。从那以后，棉衣、书页、甚至监狱外的医学院联络信都通过他这条缝隙流转。年底，狱中同志想在除夕晚弄场联欢，他绕开值星，替女牢借来一只坏留声机，牢墙里第一次响起《松花江上》，歌声微弱，却让全部号房沉默片刻后爆发掌声。

1949年11月14日凌晨，山城寒雨。江姐被押往歌乐山刑场之前，把写满儿子乳名的小信封交到他掌心。她只说一句：“麻烦你，见到组织就转交。”那天之后，渣滓洞被火急撤空，押运队伍狼狈南逃。黄茂才被调至白公馆，又很快因重庆解放而被俘。身份尚未查清，他先被列入战犯管制，随后的肃反让案子雪上加霜。

审讯里，曾有难友出面作证他暗中送药，但当时“特务”标签太重，辩解声淹没在政策风浪中。枪决改为无期，那是军管法庭给出的最后宽限。铁窗后的十一年，他在川北劳改农场种地、开渠，也没再提过自己当年的那些冒险。1964年减刑释放回乡，乡亲仍记得“刽子手”三字，与他保持距离。黄茂才默不作声，翻土、种玉米、替小学修围墙，他想用沉默把流言磨平。

转机出现在1981年5月。重庆烈士陵园清理档案，一份1948年狱中潜伏名单蹦出名字：黄茂才，代号“木槿”。卢光特馆长带队下乡，田垄旁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汉子。卢光特开口：“黄先生，可否谈谈当年的信件？”对方抖了抖锄头，半晌才答：“事情都过去了，确认就好，我不想再给人添麻烦。”档案组随后征得曾紫霞、胡其芬等多人书证，事实终于拼凑完整。年底，荣县革委会宣布撤销原有处理，发放抚恤，并在村口立碑说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