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邱会作来京，战友请他在大学食堂吃饭，张震将军称他为老同学

1992年3月的一个午后，北京西三环车流不息。刚在总后办完手续的邱会作收起公文，准备在城里停留几日。他年过七旬，步伐依旧稳健，只是腰板没有了年轻时的笔挺，这次北上既为医疗检查，也想顺路看看老朋友。

旧相识里，段苏权是最早闻讯赶来的。电话里，段苏权嘿嘿一笑：“老邱，晚上出来吃口便饭？”两人曾在硝烟里并肩扛过担架，如今物换星移，再聚首别无须多言。邱会作答应得干脆，他觉得和老战友喝碗酒，比在招待所枯坐有意思得多。

傍晚的车停在复兴路。段苏权领着他进了国防大学的大门，往里走几步便见一位身形魁梧的老人站在食堂门口。那人身着旧军装，手里还提着一只纸袋，眼神清亮。邱会作猛地一怔，隐约熟悉，却一时想不起名字。

警卫员悄声问那位老人：“首长，真在这等？”老人摆手，笑而不答。待邱会作走近，他踏前一步，爽朗开口：“老同学，好久不见。”声音洪亮，带着南方口音。邱会作眉头一挑，“老同学？”老人便补一句：“抗大二分校，三队，你忘啦！”这才把邱会作的记忆拽回了56年前。眼前的灰发将军，正是当年的战友张震。

三人落座。木桌上是最常见的食堂菜：红烧肉、炒青菜，再加一瓶珍藏了多年的茅台。张震亲手斟酒，语气中透着难得的豪气。杯盏碰撞的清脆声里，几位耄耋老人像回到烽火岁月，短促而密集的交谈，把旁桌学员都听得愣神。

席间提到周恩来的名字时，邱会作忽然停住，轻轻放下酒杯。他看向窗外昏黄路灯，低声道：“要不是周总理，那年我可就没命了。”听者不语，他索性把旧事重新摆到桌面。

1934年6月，他仍是红军供给部的青年干事。其时中央苏区形势紧迫，一纸密令从瑞金送来：夜潜新丰，炸毁敌伪兵工厂，抢运机床与火药。此役若成，可延缓敌军进攻，价值巨大。邱会作带两名警卫夜行百里，抵达目标点，与前来“配合”的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汇合。那一刻，他心里打鼓——这支机构在肃反风暴中声名狼藉，许多人因一句口误便被“秘密处理”。

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炸药引爆后，厂房火光冲天。可就在返回途中，保卫局的人突然翻脸，将他押走。理由是“携带机密，身份可疑”。行至半路，绑缚双手的邱会作看见前方灯火，一队人马迎面而来，为首者正是周恩来和叶季壮。邱会作拼力高喊：“我冤枉！”周恩来抬手示意停下，问明来龙去脉后，当即喝令：“这是自己的同志，谁也不能动！”一句话救下一命。

此后，邱会作被带至瑞金，接受短暂审查，很快澄清。周恩来亲自批示：“此人可用。”邱会作逃过一劫，后来常说，是周总理让他“多活了六十八年”。这句话听来夸张，却是肺腑之言，因为若无那次搭救，哪还有后来的种种际遇。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随部队转战华中，先后在新四军、新四军后勤机关担任要职。物资奇缺，他领着战士拆废铁路做马蹄掌，熬马骨煮粥代油盐。长沙会战时，他拖着伤腿背木箱，硬是给前线送去最后一批药品。1949年渡江，他已是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自嘲“算半个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