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我对贵州的印象，基本来自于同届会计班同学讲的一个笑话：
某老农挑水浇自家18块薄地，绕坡来回几趟，数来数去只浇了17块。他蹲在坡上寻了半日，然后悻悻然弯腰捡起草帽，才看清底下压着最后那一小块土地。
这就是贵州，因石灰岩被侵蚀而形成的喀斯特地形，使得土壤贫瘠、储水性极差，不利于农业生产。更严重的是土层被石灰岩切割得支离破碎，单位耕作成本高，当地几乎不可能实现集约化经营。
2015年党中央提出正式全面部署、吹响脱贫攻坚战总攻号角，成为脱贫攻坚战略落地的关键年份。这一年末，全国贫困人口约5575万人，单贵州一省就达493万（占1/10），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而毕节市贫困人口又达115.45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1/4，也高居第一。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扶贫的平台已经出现，就看各路人马登台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看大佬、看官员，总喜欢看上市敲钟、年会排场、仕途晋升、媒体专访…的高光时刻，或者念叨两者“一言以举人，一言以废人”的相爱相杀。他们沉湎于大人物灵机一动、杀伐果断的事迹，但我一直说：
看人要看低处，看事要看脏处。
例如扶贫攻坚，就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脏活、累活、慢活”。所以就有必要看看，那些曾经的政坛、商业明星，到底是怎么扶贫的。
① 徐县长的硬
2026年7月16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刘蔚接受组织调查，这位32岁出任丹寨县县长、曾因扶贫与王健林撂下“万达所有的利润都不带走”狠话的的年轻人，终于走到了仕途的终点。
曾几何时，有无耻之徒疯狂吹捧徐县长“对资本家硬”的主人翁精神，居然还偏偏10w+，你说神奇不神奇？
现在，终于可以说说，徐县长究竟是怎么一个硬法？
（这样的10w+，是公共传播领域的耻辱）
公开资料显示，徐刘蔚生于1982年6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区域经济学专业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后以选调生身份进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2012年获得外放机会，第一站就是丹寨县，是当时贵州省最年轻的县长。
媒体报道称，2014年底万达高层与贵州接洽，萌生了整县承包扶贫的构思，双方一番会谈，初步确定了六个候选试点县，但丹寨县不在其内。
刘县长得知风声后，第一时间向省扶贫办领导汇报，并主动与万达方面接触，最终以“补录”身份赢得机会。一位万达高管在接受媒体财富时表示，丹寨最打动他们的就是：
县领导积极有干劲。
然后在双方确定合作框架、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前往丹寨县考察的时候，双方的扶贫思维产生分歧，很快演化为一场冲突。
徐刘蔚是在电视台全程直播过程中与王健林打嘴仗的，光这一点，就反映出他的霸道与硬朗作风——但凡是个正常人，都知道在公开场合下需要言辞谨慎，有什么问题关起门来拍桌子，什么都可以谈。
徐县长对万达扶贫的核心诉求有三点：
第一，当地农村种玉米、红薯的农民很多，希望王健林投资5亿元，在县里选址搞一个养猪场，改善农民收入。
第二，当地人多地少，为保险起见，希望万达搞普惠脱贫，直接发钱给贫困户，大家都分钱，可以分一两年试试。
第三，希望万达在丹寨县所有投资本金跟利润，全部不能转出去，必须统一纳入县政府的扶贫基金。
很难想象这样的建议，出自一个中国头部高校区域经济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之口。
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收购初级产品并非改善农民收入的唯一途径，更不一定是有效途径（这一点我们等下再说），而且单纯的发钱扶贫绝对不可能持久。
更何况县政府强行截流扶贫企业的本金与利润，对于一个全国性头部企业来说绝对是零容忍的——今天丹寨县能以扶贫的名义干涉万达的现金流，明天其它县级市、地级市、省级单位能不能以样学样，以民生问题查收万达在当地的项目？
那么，是什么让徐刘蔚县长如此强硬，如此急功近利呢？答案就是：
他太想进步了，在时间上等不及。
徐县长2011年9月任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副处长，2013年就担任代县长，背后推手是真给力，但也确实急不可耐。
从事后看，徐县长的仕途规划应该是短时期内（2-3年）在扶贫攻坚、经济建设等方面干出一番成绩，然后从最年轻的县长升迁为县委书记或市委常委副市长，从而成为ZZ明星，承担更重的担子。
注意到徐县长建养猪场的理由是“当地农产品是玉米和红薯”，那按照这个逻辑，当地更应该养牛啊。因为贵州省拥有5 个国家级地方黄牛良种，是中国传统的牛肉生产与加工基地。而且养牛能消耗玉米秸秆、红薯藤叶等副产品，还能对当地其它经济作物产生协同效应。
然鹅，建立养牛场需要青贮、草场配套同步施工，周期在24-30个月，而且外购犊牛育肥需要18-24个月才能出栏，自繁自养模式更需要3-4年。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初见成效至少需要4-5年。
相比之下，养猪场建设周期短（6-12个月）、见效快（育肥周期6个月）、静态回本期间可控（12–18 个月回本），太适合作为短期扶贫攻坚绩效了。
所以徐县长就绝口不提养牛的可行性，四五年后他都去其它地方了，养牛的政绩不成了他人的嫁衣了嘛？
同理，徐县长希望万达“保险起见”按人头发钱，这是快速拉高居民年收入，短时间内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是可以写入工作报告里的硬数字。
甚至于徐县长说地更直白，“大家都分钱，可以分一两年试试”，试过之后万达不分了、群众返贫了也没关系，反正他已经转岗了。
至于把万达在丹寨县所有投资本金跟利润全部扣下，纳入县政府的基金，那就更好理解了——县政府的基金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放扶贫款、基建修路、补贴当地工商户…能做的事情很多，出彩的机会也多！
可见，徐县长与对王健林的“硬”，与他之前主动请缨的“急”一样，根本出发点还是：
他太想进步了。
② 王健林的高
王健林这个人，你可以说他千万个不是，但在情商智商，以及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能力方面，绝对是绕不过去的：
高山仰止。
1988年，大连市开启旧城改造，拥有正规开发指标的三家国有房企挑肥拣瘦，剩下市政府办公楼北侧的西岗区无人问津。其实这片地紧邻市府广场，位置很好，就是遍布着21幢日式矮楼和海量的老式平房，是当时大连市区规模最大的棚户区，拆迁代价极大。
当时王健林刚接手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大连万达的前身），他主动找市住建、分管副市长表态，承接了棚户区改造项目。
在拆迁方面，王健林挨家挨户向居民解释：
1，保证原地回迁，且承诺老人、低收入家庭优先回迁低楼层；
2，在面积被严格限定的不利条件下，，以“户户明厅”、“全小区铝合金窗”、“标配防盗门”的实打实优惠，让住户真正体验到改善性住房的好处；
3，全民标配独立卫生间。按照当时的政策，只有副处级以上干部福利房才能配私卫，普通商品房一律用公共厕所。
王健林的思路是，不要以行政命令强行动员群众，也不要以“以小换大”的虚假承诺欺骗群众，而是把自己能提供的好处摆到明面上，并争取把少数人享有的特权下沉到基层。这一来，群众就会自发要求跟你走。
值得一提的是，有退休干部向相关部门反映“独立卫生间”问题，王健林一度被纪委约谈核查购房者名单，但他顶住了压力，照样执行事先承诺。
这就是王健林的一贯做事风格，他不煽情，而是站在更高处考虑对方切实的需求和感受，以利动人。
因此不难理解，王健林在丹寨县考察后提出的扶贫思路。
首先，王健林认为万达的优势是在地产、商业、文旅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丹寨县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景观较有特色（丹寨是历史上苗族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居留地，是全国唯一完整保留祭祀蚩尤“祭尤节”的地方），适合做旅游业。
王健林认为，万达与丹寨联手，不是简单的帮扶关系，而是强强合作，相互产生1+1>2的效应，万达有信心把项目做大、做强、做长久。
并且王健林强调，丹寨县拥有完整的苗族蜡染、银饰、古法造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适合配套的土特产外销、苗族文化IP打造，也是大规模解决当地居民就业的有效途径。
其次，王建林提出建立配套的职业技校，作为提高当地人产业竞争力的长效机制。王健林提到，为什么外地企业不愿意到丹寨来投资建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有学历有技术的产业工人太少了。
现在，万达愿意在当地建立一所技术学校，免费招收本地学生跟成年人学技术，这些培养出来的有学历有技术的工人，哪怕后面不在丹寨本地工作，去外地打工，一样可以让农村老家脱贫致富。
最后，王健林反对当地政府提出来的养猪场项目。因为王健林真的实地考察过10万头猪的养猪场，那是标准的工业化生产项目，需要配套防疫、冷链，冻库，前期投入极大，5亿元根本建设不起来。关键是现代化的大养猪场全程自动化监控，需要的工人不到一百人，根本不能解决当地数万人贫困人口的生计。
事实上，基层扶贫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没钱”，而是“盘根错节”。
偏远山区的产业空白、代际贫困、观念固化、基础设施欠账，是几十年堆出来的存量沉疴。很多干部的选择是避重就轻，做能见度高的工程，应付得了考核，交得出漂亮报表。
王健林的扶贫规划，可能不是最懂“商业闭环”的一套，但绝对是最懂官场生态的。
他从一开始就看透了：给钱给物是输血，永远治标不治本；贫困的本质，是地域没有产业、人口没有岗位、土地没有定价权，所以他坚持用市场化替代慈善化。
经过几次考察，万达集团最终确定出资14亿元，其中3亿元捐建一所丹寨职业技术学院，6亿元捐建一座旅游小镇，还有5亿元成立一支丹寨扶贫专项基金。产业、教育、基金并举，两年内让全县人口全部脱贫。
③ 许家印又高又硬
如果说王健林是单点突破+体系赋能的扶贫策略，许家印就是全程深入、饱和式攻坚。
很多人后来只记得皮带哥的结局，遗忘了皮带哥当年也是个吃过苦的人，在赚钱的同时也有留下名声的动机。
2015 年底，恒大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以贵州毕节为核心帮扶区域，是当时民企中投入规模最大、派驻人员最多的社会扶贫项目之一。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与2015年孙志刚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有关。
孙志刚是河南荥阳人，1973年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钢专业，1976年9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80年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从政——他与1978年入校的许家印是老乡、校友、师生的三重关系。
总之，在许家印的强力要求下，恒大集团部署精准扶贫行动，当年12月1日，恒大正式确定把毕节市大方县作为结对帮扶的对象，并提出三年无偿投入30亿，到2018年底让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据悉在宣布结对帮扶的当日，第一批287名扶贫队员从恒大各分公司出发，前往大方县。
然后，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
2023年9月，在许家印暴雷、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落马的关口，有媒体引用毕节市当地干部的采访，如此描述恒大扶贫队的所作所为：
扶贫工作队派头十足，要求所到的地方立即安排车辆接送他们下乡，要求乡镇给他们安排新的办公室，要求派专人带他们寻找建养牛场的地方…他们建个养牛场要花几十万元，多久才赚回建养牛场的成本？ 所以，我故意安排人带他们去最边远的地方去。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建场地点，我所在的那个乡没搞养牛场。
幸而许家印也不是吃干饭的。
前期工作队出师不利之后，许家印从恒大集团先后抽调专职扶贫团队2108人长期驻村，覆盖到组、到户，详细了解当地亟需什么，有哪些优势，哪些可以借力，哪些必须外力介入，自建起完整的扶贫执行体系，而不是直接砸钱。
例如恒大建成奢香古镇，组建了50 个安置区，共计安置了2万余名深山贫困户，配套了公共设施，彻底解决了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的问题。
接下来的配套产业才是重点。根据恒大工作队的可行性报告，恒大先后建设了 6 万余栋蔬菜大棚、中药材、肉牛、经果林基地，引进上下游企业，搭建 “龙头 + 合作社 + 贫困户” 的产业链；还为此配套了专门的冷库和加工厂，打通了销售渠道，解决了农产品的销路问题，确保农户的长期增产增收。
教育方面，恒大捐建小学、幼儿园、完全中学、职业学院，配套教育基金，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此外，恒大还在当地开展就业扶贫、创业扶持、基建兜底，对个别贫苦户开展针对性扶助。
——所有的这一切措施，都必须通过恒大扶贫工作组的事先可行性报告与事后绩效考评，确保责任到人。
2020 年，毕节市大方县贫困发生率从 20.64% 降至 1.85%，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 1988 元涨到 6821 元，18 万贫困人口全部达标脱贫，整体完成国家脱贫验收。
（恒大在毕节扶贫的成绩单，图片来自大猫财经）
许家印的扶贫，优点是极致彻底、成效炸裂、真正解决最难的问题，但从实施过程看，中途受到的阻力很大，而且真正长期驻扎、深耕基层，硬生生介入基层治理，这是一般人办不到的。
随着孙师兄的落马与恒大的崩盘，许家印赛高的扶贫方案，已成绝唱。
④ 其它
麦子熟了五千次，扶贫攻坚第一次。本世纪以来，中国扶贫战略的初步建功，绝对是一件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大事。
但我们也要看到，扶贫不只是“给钱”的事，它不产生短期利润，不制造爆炸式流量，却又容错率极低——舆论放大镜永远对着你，稍有不慎就是形式主义、作秀、走过场。
徐刘蔚的扶贫思维，很明显是为了个人前途。我们不知道徐刘蔚与开国上将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一切以官方披露为准，不传谣，不信谣），也不清楚徐县长的长辈，到底与王健林的父亲、岳父是不是上下级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徐县长怒斥王健林的冲突，简单地类比为：
贾蓉下令绑了焦大，喂人马粪。
（以下省略317字）
王健林之高，是商人的通透，是看透慈善本质，用商业思维破局，谋长远、造体系；许家印的赛高，在于真做事、真投入、真落地，能顶着基层治理的压力谋长远之事。但它的残酷在于，做事的人各有局限，所裘之事各有归途，不具备复制的意义。
但是非功过，历史记得清清楚楚。
尤瑟耐尔在《哈德良回忆录》里说：
只有两件大事等候在罗马：一件是继承人的选择，关乎整个帝国；另一件是我的死亡，只关乎我一人。
——（全文完）——
写在后面的话：
1，我知道你们想要看什么，但我偏偏不写，免得被狗杀才把文章霍霍了；
2，但本人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不明白的去看看《红楼梦》，推演一下贾蓉与焦大的关系。
3，王小波说，未来时代的知识分子最忌讳犯两种错误，一种是直露错误，一种是影射错误。我不能同意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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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u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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