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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前夕,沈醉接到军统高层死守云南的命令,没办法抽身护送家属撤离,只能托人把妻子粟燕萍带着六个子女先送往香港避难,当时沈美娟才四岁。原本只是临时避祸,没想到卢汉宣布起义之后沈醉被扣押,之后作为战犯押送北京功德林改造,两岸彻底断了通信。台湾那边刻意散播沈醉已经被处决的消息,粟燕萍一个女人拖着六个孩子在香港举步维艰,最后只能改嫁一名流落香港的国民党退伍军官。后来她安排弟弟把大女儿和沈美娟两个孩子送回湖南长沙,打算打探沈醉的生死消息,可没多久粟燕萍的弟弟被当地划为特务相关人员遭到处置,自顾不暇,大女儿后来染病夭折,只剩下沈美娟被寄养在伯外公家中。长辈害怕特务家属的身份给孩子招来祸事,从小到大一直瞒着她父亲的真实身份,只告诉她父母早就不在人世,沈美娟整个童年都不知道自己的生父还活着,更不知道父亲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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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底沈醉走出战犯管理所,最先着手的事就是托各地熟人打听家人下落,辗转很久才从香港亲友口中拼凑出完整实情:妻子改嫁、多数子女定居台湾、大女儿病故,只有小女儿沈美娟孤身留在长沙。伯外公从报纸上看到沈醉特赦的新闻,这才把所有真相告诉已经十五岁的沈美娟。最开始小姑娘心里是有隔阂的,从小到大缺失父爱,突然被告知自己的父亲是小说《红岩》里反派严醉的原型,一时之间根本没办法接受。沈醉没有急于强行认亲,只是一封封写信沟通,一直到1961年暑假,父女俩才在北京第一次正式见面,当年那个四岁的小丫头,已经长成半大的少女,十一年的空白,两个人全程都带着拘谨生疏,这么多年亲情空白,不可能短短片刻就完全消解,这种生疏感,也是那个特殊年代身份敏感人群很难避开的现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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