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那张转正通知：22年民办教师路，半生委屈半生泪|教龄|民办教师|读书|高中

父亲的那张转正通知：22年民办教师路，半生委屈半生泪

前阵子回老家收拾旧物，从父亲那个锁了一辈子的樟木箱底，翻出来一张泛黄的纸。纸已经脆得不敢用力捏，折痕处被反复粘过，透明胶带发黄发硬。我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份1992年的文件——《关于批准×××等同志转为公办教师的通知》。父亲的名字排在第三行，工工整整的铅字，被一圈汗渍浸润过的痕迹包围着，像一枚褪色的勋章。

我忽然想起来，那一年我九岁。那一年家里杀了一头年猪。

一、民办教师：拿工分的“臭老九”

父亲是1969年开始当民办教师的。那年他十八岁，高中刚毕业，是整个公社唯一一个读完高中的人。村支书老吴找上门来，说村小缺老师，你文化高，去顶一阵子吧。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后来他跟我讲起这件事，自己都笑：“哪有什么崇高理想？就是觉得站讲台比下地轻省，不用晒太阳。”可这“轻省”二字，没过三个月就被现实碾碎了。村小是两间土坯房，窗户没玻璃，冬天糊报纸，夏天掀报纸。课桌是泥巴砌的台子，凳子学生自己带。父亲一个人教三个年级，这边讲完二年级的算术，布置几道题让他们做，那边赶紧给四年级上语文，嗓子冒烟了都顾不上喝口水。

民办教师的待遇是什么？刚开始，一天记八个工分。八个工分什么概念？壮劳力下地一天记十个工分，妇女记六个。父亲的劳动，被量化成了比妇女强一点、比壮劳力差一截的尴尬数字。就这点工分，还经常被人在社员大会上阴阳怪气：“有些人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拿着粉笔头画几个字儿，工分倒不少挣。”

父亲从来不争辩。他回家跟母亲说：“嚼舌根的人，你越理他越来劲。闷头干活就行了。”

可母亲咽不下这口气。有一回生产队分粮食，队长按工分折算，轮到我家的时候，硬生生比隔壁家少分了二十斤谷。母亲气不过，找队长理论。队长叼着烟，不咸不淡地甩了一句：“谁让你家男人不能下地？知识分子嘛，吃这个就够了。”母亲红着眼眶回来，把父亲备课本上密密麻麻的字一页页翻给他看：“你看看，你熬了多少夜？就值这个？”

父亲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值不值，不是现在说了算的。”

这句话，我后来在很多个夜晚反复咀嚼过。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顶着“臭老九”的帽子，守着一群鼻涕拉忽的娃娃，拿着一份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工分，他到底图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个少年时代。

二、二十二年间：被遗忘的守望者

从1969年到1992年，整整22年。22年是什么概念？一个婴儿长成大小伙子，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岁月磨成了一脸褶子的中年人。

这22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考恢复了，联产承包了，经济特区建起来了，万元户登上报纸了。滚滚洪流中，父亲依然守在村小那两间土坯房里，拿着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工资。1980年代后，工分取消了，民办教师的待遇变成了每月几十块钱的补贴，由村里统筹发放。可村里也穷，经常拖欠。有一年腊月二十九，母亲在灶台前忙活，父亲坐在门槛上发呆。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眼圈一红：“你爸的工资，拖欠八个月了。过年了，一分钱没见着。”

那年除夕，别人家鞭炮声噼里啪啦，我们家冷冷清清。父亲把碗里的饺子拨了一半给我，笑嘻嘻地说：“儿子多吃点，长身体呢。”他自己就着一碟咸菜，喝了一碗饺子汤。

可第二天，大年初一，父亲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还是去了学校。因为学校有一批旧课桌要修，开学前必须弄好。母亲说你休息几天不行吗，父亲说：“桌子不修好，孩子们趴哪儿写字？”

外人很难理解那一代民办教师。你说他们穷，是真的穷。我穿的衣服，永远是村里最旧的；我用的书包，是母亲用碎布头拼的；有一阵子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母亲挨家挨户借米。可你说他们卑微，父亲在学生面前，腰杆永远是直的。他教的孩子，在全乡统考中拿了第二名，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把那张奖状贴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后来，他教的学生里，有人考上了师范，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当了兵提了干。每年正月，那些学生结伴来拜年，喊一声“王老师”，父亲的脸上，就绽开了一朵花。

有一回我问父亲：“爸，你后悔吗？”他想了想说：“后悔有啥用？人这一辈子，不是看你走了什么路，而是看你怎么走。既然选了，就别回头。”

这句话，让我想起村口老井旁边刻的那行字——“滴水穿石”。父亲这一辈子，大概就是那滴水吧。没有惊涛骇浪的气势，却有一点一滴的韧劲。

三、那些咽下去的委屈

可光有韧劲是不够的，该咽的委屈，一口都少不了。

民办教师这个身份，在当年的教育系统里，就是二等公民。教研活动，公办教师坐前排，民办教师靠后站；评优评先，公办教师优先；发福利，公办教师有份，民办教师没有。有一次乡里发白糖和肥皂，每人一份。父亲排在队伍里，轮到他的时候，管后勤的摆摆手：“民办的没有。”

父亲的手伸在那里，僵住了。后面的人催他让开。他收回手，笑了笑，转身走了。这件事，是他很多年以后才轻描淡写提起的。他说的时候语气平静，可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那个年轻教师被当众羞辱的难堪。

比这更伤人的，是被人质疑“配不配”。有一年乡教办组织公开课，父亲讲的是一节语文课——《小英雄雨来》。他用粉笔画了一幅简单的插图，声情并茂地讲了一遍，还设计了好几个提问环节，孩子们抢着举手，课堂气氛活跃得很。听课的领导没说什么，可评课的时候，有个戴眼镜的“行家”站起来点评，说了半天，最后总结了一句：“民办教师嘛，能讲成这样，也算不错了。”

“也算不错了。”这四个字，父亲记了一辈子。他后来跟我说：“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就是你拼尽全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结果人家看都不看，只说了一句‘还行吧’。”

可即便如此，父亲回到家，还是把那些评课意见一个字一个字抄在本子上。母亲说，你较什么劲？父亲说：“他说我不行，我就偏要行给他看。”

后来我读鲁迅，读到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脑子里浮现的，就是父亲伏在煤油灯下备课的佝偻背影。这世上，有些人被委屈打败了，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些人，把委屈嚼碎了咽下去，变成骨子里的倔强。父亲显然是后者。

四、一九九二：寒冬里的暖阳

转机出现在1992年。

那年春天，公社撤了，改成镇。镇教办传下来一个消息：国家出台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分期分批转为公办教师。消息一出，整个教育系统炸了锅。民办教师们奔走相告，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忐忑。

可激动归激动，转正不是白给的。要考试，要评审，要看教龄、看学历、看业绩，层层筛选，择优录用。第一批名额有限，竞争异常激烈。

那两个月，父亲像变了一个人。他白天照常上课，晚上回来，把我哄睡之后，点起煤油灯，开始复习。复习什么？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一大堆他从来没系统学过的理论知识。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记忆力不比年轻时候，很多概念背了忘、忘了背。有一次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口水把书本洇湿了一大片。灯油燃尽了，火光跳了两下，灭了。黑暗中，他的鼾声细细的，像一个疲惫至极的孩子。

母亲心疼他，说算了，大不了不当这老师了，咱种地也能活。父亲摇头：“不是钱的事。我等了一辈子，就等一个说法。我想知道，我到底算不算一个真正的老师。”

考试那天，父亲起了个大早。母亲煮了两个鸡蛋，说吃了能考好。父亲笑了笑，揣了一个在兜里，说：“留一个给儿子。”考场设在县城中学，他骑着那辆破旧的飞鸽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考完回来，父亲什么也没说。有好事的人问他考得咋样，他就两个字：还行。

等待结果的日子，比考试更难熬。父亲嘴上不说，可他的焦虑，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吃饭的时候走神，筷子戳在碗里半天不动；他上课的时候更加拼命，像是在做某种最后的交代；他半夜总是翻来覆去，木板床吱嘎吱嘎响。

终于，录取通知下来了。

那天下午，邮递员老赵骑着摩托进了村，远远就喊：“王老师，喜报！镇教办来的！”父亲正在劈柴，斧头停在半空中。他接过信封，手抖得厉害。拆开，是一份红头文件，盖着县教育局的大印，上面写着——批准转为公办教师。

父亲没有跳起来，没有欢呼，没有任何戏剧化的反应。他看了三遍，确认没有看错。然后把文件叠好，放进胸口的衣兜里，继续劈柴。老赵说，你不高兴吗？父亲抬起头，笑了笑，说：“高兴，高兴。”

可我分明看见，斧头落下去的时候，有东西掉在了地上。不是木屑，是眼泪。

他劈完柴，走到院子外面的老槐树下，背对着我们，蹲了下来。肩膀先是轻轻地抖，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最后整个人缩成了一团。他捂着脸，发出一种压抑了很久的、近乎哽咽的喘息。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

母亲站在门口，眼圈也红了，可她没有走过去。她悄悄把我拉回屋里，说：“别去打扰你爸。他憋了二十二年，让他痛快哭一场吧。”

那一天，我九岁。我并不完全理解这份通知对于父亲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那天傍晚，母亲把攒了好几年的布票换的的确良布料拿了出来，说要给父亲做一身新衣裳。父亲说不用，母亲说：“明天去学校报到，你得穿得精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