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民党在台湾会设立军妓制度，政府对此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和措施？
1950年初春，金门的炮火尚未停歇，海面雾气里弥漫着硝味，军号在黎明前响起又戛然而止。
岛上仅有一条通向后方的补给线，被称作“生命通道”，夜里只能开灯一次，运送弹药和淡水。士兵们日复一日守在碉堡，信件要过月余才能抵达，收音机被列为违禁品，写日记也得上交检查。枯燥、恐惧和思乡搅在一起，部队里怨气暗涌。
为防止闹事，总部把“保防小组”撒进班排，暗中记录情绪波动。连队里常能听见压低的咒骂声，更有醉后闯到村里的风波。此时，当局发现光靠纪律难以堵住情欲的缺口。
胡琏提出一个“实在办法”——仿照日军旧例，选人设所，让性压抑在指定空间释放。上报台北时，一纸批示很干脆：“可行，但必须严管。”于是第一座“军乐园”在大金门营区角落搭成，门口挂着毫不起眼的竹牌。
选人过程极尽苛刻：户籍、指纹、健康证明一一审查，甚至要查到外祖父辈。开头只有十五人，每周到东沙医院验血。票价明码标示，士兵两张餐券抵一次，小军官加倍。
“别磨蹭，十分钟！”看守兵悄声催促，这句短促指令后来成了行话。
意外的是，园子里还安排夜校。政治课、国语课轮流上，军乐园俨然半个“特种班房”。出于风险考量，每人月薪分三次发放，离岛时才给足，其间不得擅自辞工。
1955年刘玉章接掌金门防区，战云未散，他干脆把规模翻了几番，外号“二百单八将”就此传开。新建筑外观像普通茶社，却有双重门禁：内门刷卡，外门站岗。
有意思的是，军医处按期配发避孕套、口香糖、紫药水，每次用毕需按章报号。蒋经国巡岛时问医务官：“感染率几何？”对方递上报表，数字被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
“活着要打仗，也要活得像个人。”一名排长私下感慨。
制度一度缓冲了夜闹乡里的案件，但新的风波随之而来。有人与军妓私奔未遂，枪声在榕树林炸开；也有女郎怀孕后被遣返，渡口的夜风里哭得沙哑。
进入1980年代，台湾社会气氛松动，女性团体开始追问：“军中的她们究竟是谁的附庸？”1986年庵前园传出未成年女孩被强拉入伍，报纸一版爆料，立法院里质询声此起彼伏。
当局权衡再三，1990年9月30日宣布终止军乐园，限期一年收摊。最后一座营舍在1991年冬被封，木门上刷着红漆大字“闲人免进”，却再无哨兵值宿。
“结束了吗？”撤离那天，一位老兵把帽徽塞给曾与他相熟的女郎，只剩一句：“保重。”
制度消失，岛上的夜依旧潮湿，只是昔日那团被强行安置的火焰无声散去。有人说军心自此未见涣散，也有人叹那些无名女子的青春没有归宿。历史文件里写满防务需要，却对她们的命运寥寥数笔——这或许正是战地治理最冷峻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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