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
特别提示：本文作者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党的“一大”；其文章来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属于个人回忆类历史资料性质。敬请阅读时注意辨别。
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马林
马林（原名：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荷兰语：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年~1942年4月），出生于荷兰鹿特丹。
马林是荷兰共产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02年，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以“马林”之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列宁对他印象深刻，亲自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后遵循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依据他在印尼取得的成功经验，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3年10月，马林回到莫斯科，被派往海参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同年内再次访问中国。1924年初，马林被调回到莫斯科。同年4月，因与东方部在工作中产生意见分歧，辞职返回荷兰，担任荷兰共产党领导工作。二战爆发后，荷兰沦陷后，马林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占领。
1942年4月，马林不幸被逮捕。行刑前，他与七名战友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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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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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赴华回忆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
译者按：马林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荷兰人，原名亨克•斯尼佛力。早年曾参加荷兰的工会活动。一九一三年去印尼搞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驱逐出境。一九二〇年代表印地社会民主工党和泛回教联盟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四月被派来华，一九二三年十月调回，在中国的时间共两年半。马林后来被共产国际开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参加荷兰的抵抗运动，被德国法西斯逮捕。他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死于集中营。 这篇赴华回忆，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国论坛》主编、《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作者伊罗生在阿姆斯特丹访问他时所作的谈话记录。全文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发表在伦敦《中国季利》第四十五号上。
我被派往中国是参加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我代表爪哇的党参加了这次大会。一九一九年，我被逐出爪哇。一九二〇年初，被邀从荷兰去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我被指定参加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里面也有罗易。我当书记。我们依据列宁和罗易的两组提纲进行工作。
那时，虽有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局在进行联系远东的工作，但是莫斯科需要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 我是一九二〇年八月被委派的。在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和维也纳做了一些工作并再访莫斯科之后，我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启程赴华。
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前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全球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专门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专门指示可给的，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也许有一点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的情报。伊尔库茨克局清一色是俄国人。它和非正式的北京俄国使团有接触。中国政府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管用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唯一是同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独一无二地只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所支配。这是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间的情况。
我一开头只能从上海着手。那时，在北京有俄国使团的一些代表，有一些同北京大学某些小组织有接触的苏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等等。在上海不得不从了解中国的情况入手。 这使我同驻在那里的国民党总部发生接触。孙中山同陈炯明在广东。陈炯明的想法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于广东一省，他是发展一个省内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想的。中国式的斯大林——孙中山则采取全国观点。他要求攻击北方腐败的军阀、政客和外交官。想要组织北伐的孙中山的主要敌人是吴佩孚，孙认为他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北京主持政府的吴的傀儡是曹锟。张作霖也是吴佩孚的敌人，他和孙中山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孙中山批评赤塔政府把张作霖仅仅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在赤塔的俄国人认为纯粹是日本的工具的张作霖，在孙看来他实际上在想尽办法反对日本人：如修筑铁路、建设港口与日竞争等等。孙中山在沈阳派有一个常驻私人代表，在很长时期内是汪精卫处理这些关系。
孙中山正在广东准备北伐。他身边是国民党的最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廖伸恺、蒋介石等等。在上海，我会见了孙中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张继。他是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作为孙中山的人，他曾在国会内反对向外国借款。同我迄今遇到的任何人相比，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具有更多的西方观点。这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和在北京的俄国代表以伊尔库茨克局建立了联系，从该局我得到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报。 从那里，了解到他们和工人阶级的联系极其微弱。他们有那么几个个别的人，但到那时为止，真正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多。
与张继联系的结果是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他那时正致力于控制广西和组织北伐。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经湖南去广西会见孙中山。在湖南省会长沙，我曾和被认为对国民党友好的省长以及他的顾问们接触。当我听说长沙有一个与工人阶级分子（纺织工人）有联系的组织时，我就同他们接触，并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以及他们有必要帮助建立工会。
然后我续赴广西，孙中山正在那儿组织他的部队进军汉口。我在他的总部同孙中山一起度了两周。我在那儿向他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我同孙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必要等等。我对他讲了爪哇民族主义性质的群众组织——泛回教联盟的发展。他则向我讲述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海外的非法活动、同太平洋各国华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他还利用这次机会同张太雷长时间地讨论了需要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一次，他宣称马克思主义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中国经典早在两千年以前就都说过了。为了给你一个关于孙的神秘性格的观念，我可以举出他就他怎样发展一个有前途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对我所作的说明为例：“一共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中国从孔夫子到现在为止的伟大的中国改革家的嫡传。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伟犬变化，中国将再等六百年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孙中山比甘地更有战斗性，但他纯粹地是沿着搞军事阴谋的路线打主意。
一九二二年初，正当香港海员刚刚宣布大罢工的时候，我继续前往广东。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罢工。拥护民族主义的现代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一个海员工人的组织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已成为孙中山与海外华侨的环节之一。
在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人从他们的中心北京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陈独秀在北京的组织和汉口的铁路工人总部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我回到上海，发现在我离开以后这三个多月内，共产党人已经和上海的工厂工人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这时，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这是一九二二年初，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多半是湖南人的学生，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党和工人运动的活动的前景。 我在会上坚持了这样一些观点：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倾向吴佩导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海员工人这次强有力的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到那时为止，工人阶级活动最强大的显示是香港罢工，国民党领导方面对于与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不理解，这是作为中国反帝力量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在党内提倡群众运动的思想十分容易；因此应当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该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他们并应该继续在工人当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
我在提出这些意见时，哪时哪刻也不存在什么来自莫斯科的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并没有带着指示离莫斯科。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为依据。 泛回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形式。它创立于一九—一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起的性质。它锋芒所向是反对欧洲人糖厂老板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有一个左翼（集中在三宝垅）一个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的分部。我曾协助组成这个同盟并规划了它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自己的宣传。这种宣传在泛回教联盟内部得到强烈支持，特别是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战争年代。结果就是在一九一八年的代表大会宣布的原则。接受了反对“罪恶的资本主义”而斗争的思想。与泛回教联盟的左翼保持的联系开创了组织由我们自己人领导的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则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大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创立他们自己的工会。泛回教联盟松懈的组织形式，导致我们社会民主印度尼西亚人、爪哇人、马来人的影响迅速增长。这影响如此之大，甚至在军队中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还是在战时。
从这里，你可以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在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在爪哇，这一点已经实现。对中国来说，更有必要强调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独立，因为在中国已经兴起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而在爪哇都没有。自始就预料到，我们的人去参加，国民党的领导将带着猜忌予以欢迎。也已经造成这样的可能性：他们的人将没法把我们的人收买过去，把他们变成国民党自己的政策的工具。当我们采取在这一类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策略时，这种风险总是有的。
杭州会议上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看法。有一两个反对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力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围绕着国民党的价值问题，它变成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来自国民党领袖的可以预料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了我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一条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问到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与陈独秀的有出入时，马林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在杭州会议后一个时期，这问题曾经有许多机会可以在莫斯科讨论。中国同志也可能与越飞一起提出这个问题，他是在同年稍后来华的。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周章。第二，这儿不会有什么“服从纪律”的问题。我一向深恶痛绝这类措施。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专门指示。我手上没有任何文件。
我认为这是可以奉行的唯一策略。一切我们的同志保持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报纸为转移。我认为，这条途径不仅以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
而且香港海员大罢工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之间有着真实的联系，同它发生联系是可取的。南方工人组织正在发展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形势，同上海和北方当时还只有少数工人的俱乐部，有着巨大的差别。这就使得加入国民党更有必要。因此，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 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所处的有利地位。其中所包含风险并不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孙中山（在一九二二年）被陈炯明逐出广东以后，我和他在上海会谈过好几次。他邀请我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我对群众运动的看法。他变得更能虚心纳谏了。我建议不要用军事行动收复广东。我促请他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各城市工人和农民中间积极进行宣传的中心。被国民党领袖们以分歧的看法对待这个意见。右派拒绝这种形式的活动，它希望不要群众运动而实现它的民族主义目标。但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则赞成这个意见。孙中山自己由于他在广东的失败则被导向沿着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其次是借重俄国的援助，来考虑问题了。
这时，我途经马赛回莫斯科，抵达时（约一九二二年九月），那儿正是在作出派越飞来华的决定的时刻。我向共产国际，特别是向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拉狄克报告了我的工作。在我和他谈当中，产生了我应该陪越飞赴华的想法，并被接受了。这就意味着我只能在莫斯科逗留两周。在这期间我在《共产国际》上写了一篇论中国革命运动的论文（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国际》第22号，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在与拉狄克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出他们对那里的军事问题比对宣传更感兴趣，这时，我心中已经在怀疑有两条路线、两个重力中心（正在形成）——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 无论如何，我的报告在粉碎依赖吴佩孚的赤塔方针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种想法彻底告终了。我没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却很快随着越飞启程。越飞也赞成与国民党保持友好关系，嗣后一个时期内，我和他配合得十分密切。 到中国后，越飞往北京，我去上海。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开始了关于形势发展的频繁而生动的通信。越飞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组织与国民党建立密切关系，但绝对谈不上解散共产党或它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和《前锋》月刊。
一九二三年初，我被派往沈阳见张作霖，和他谈铁路问题（即中东路问题。—译者）。（我真不理解，一个革命先锋战士混进这种关系和这种勾当里时，该怎么办？）（ 括号中的话，似不是马林原话，而是记录者伊罗生加上去的。——译者）回北京以后，我天天和陈独秀接触。 这正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二七”运动）时期。汉口工人中心的活动迅速发展。我们正确的看到，一九二二年香港工运的一个直接后果正在汉口沸腾。这次运动的事实众所周知，我用不着在这里重述。你会记得，京汉路工人的失败意味着汉口工人运动在其后一个长时期内被镇压了下去。随着“二七”屠杀以后汉口中心的被摧毁，北京颁发了对马林和陈独秀的通缉令。我们在郑州屠杀后不久前往上海。
我在中国一直呆到一九二三年十月。在这期间最重要的发展是越飞与孙中山建立了关系。孙当时已回到广州，有了不断遭到陈炯明攻打的一个新的政府和国民党总部。我在上海停了很短一段时间以后就去广州，在那里，我以和越飞的通信为依据，每周和孙中山晤谈三、四次。一九二三年五一节，我在广州一次公开大会上作了演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党员已经在广州、汉口、北京和上海开展工作。在北方没有发生多少作为杭州会议决议结果的变化，因为国民党在这些地区没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它是非法的。在上海的，只有少数领导人，而不是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而我们的人，如陈独秀，则在工人组织中工作，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等等。
孙中山直到临死，从来没有真正热衷于群众运动的思想。 他接受它，但并不真心关注。到一九二三年，他就漠不关心了，他只关心军事问题。但是广州是我们唯一能够进行工作——共产党的工作的地方。海员工人提供了工作的基础，并且有机会将民族主义工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工会。 这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在我知道越飞将离华而加拉罕和鲍罗庭已在来华途中以前，先后向我提供了充当驻广州领事和Rasta 通讯社记者的职业，我都拒绝了。后来，我知道正在进行的上述人事变动时，我就离开了。我在鲍罗庭来华途中，在哈尔滨遇见他。工作转上了新的航向。以后的发展是清楚的。尽管享有发展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真正的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既然成了工具，就让他们放手去铸造后来只对蒋介石一个人有用的武器。
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本来可以证明大大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指挥之下，为发展群众宣传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刘野译自《中国季刊》一九七一年第四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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