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4日的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外,排队观熊的人群绕了整整三圈。寒风憋不住孩子的雀跃,一位父亲指着笼中的“潘潘”对儿子说:“看,它只啃竹子,却让全城轰动。”然而就在大洋彼岸的四川山区,乡民们仍嫌弃这种“黑白怪熊”不值一猎——毛做不了裘,肉嚼着塞牙。短短数十年间,大熊猫的身价天翻地覆,这番逆袭并非偶然。

把时间拨回72年前。1869年3月,法国传教士谭卫道在宝兴县见到一张黑白相间的兽皮,惊为奇珍,立刻托人带到巴黎。馆长爱德华兹盯着这张皮毛,迟疑地说出“黑白熊猫”几个词。从此,西方博物学界围着它反复争论:究竟是熊还是猫?疑云未散,新奇感已蔓延开去,报刊跟风报道,热度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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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殖民风正劲。欧美学术界有句话:“谁能拿出稀有标本,谁就能在学术竞赛里占头名。”于是,探险队、商贩、标本商蜂拥入川,端枪挎筐,走村串寨收购皮张。把山野间的熊猫抬上商船,是他们向本国博物馆、动物园邀功的捷径。熊猫的命运,早已不由自己。

再看国内。当时的清末文人提到“貔貅”“貘子”多半写的是脾气温顺、爱吃谷物的想象,几乎没人在意其稀罕程度。1914年,德国探险家施特茨纳掏钱买下一只幼崽,又请当地薛姓猎户代养。薛某却连连摆手:“被人笑话可不得了!”照看猪狗可以讨个彩头,抱着黑白熊,只怕沾霉气。熊猫遭遇“嫌弃”的滋味,由此可见一斑。

原因并不玄妙:熊猫皮硬不似狐兔细腻,一张顶多换来几升粮;肉腥而涩,在食不果腹的岁月里尚且无人问津。甚至唐朝武则天曾把两只“白熊”连同几十张熊猫皮送往日本,礼单里它只是皮草,并非珍宝。缺乏经济价值,缺乏文化崇拜,注定难获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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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猎杀潮终究惊动了地方官府。20世纪20年代末,罗斯福兄弟开出五十墨西哥银元收购一张熊猫皮,消息以讹传讹,坊间价格飙涨,枪声响彻岷山。1938年,四川当局发布禁猎令;一年后,国民政府下文严禁出口活体和毛皮,海关与地方保甲联防。此刻,国家意识到,守住熊猫,也是守住国权。

战火中,新的需求却悄然生成。国外想要熊猫,国内想要支援。于是“有偿援助”与“形象外交”结合。1941年,中方同意“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请求,送出两只熊猫。它们的机票、饲料、兽医费用统统由美方包揽,中国则在国际舆论场上收获了宝贵的同情与声援。熊猫第一次戴上了“外交官”的袖标。

1946年,伦敦、旧金山先后迎来黑白来客。英国媒体为之欢呼,美国人干脆在白宫草坪安排了“国宴级”欢迎。背后谈判的核心却很现实:战后重建、贷款、留学生名额……每一只熊猫都像是一封温情脉脉却暗藏筹码的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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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外交格局一夜翻新。50年代,苏联、朝鲜、朝鲜、东德等国迎来总计23只熊猫,它们常被冠以“中苏友谊”或“中朝友好”的名字。东柏林动物园为“平平”建了单独竹林,莫斯科则以红场欢迎“平安”。熊猫身处钢铁与冷战对峙之中,却传递着另一种讯息——和谐、平和、合作。

步入70年代,局势再度变奏。1972年,尼克松访华,“玲玲”“兴兴”搭专机赴华盛顿。这是冷战裂缝里的柔性手笔,美国公众为此倾倒,据统计,一年内超过一百万人涌入国家动物园。媒体戏称:“一对熊猫,比一支舰队更能拉近彼此。”此后英国、法国、西德、日本都在名单上。熊猫不言,却胜似千言。

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中国宣布熊猫“有偿租借”,租期一般十年,租金年均百万美元起跳。名为租借,实则是科研合作:对方需配备专门饲养员、兽医,每年提交研究报告,幼崽满4岁须归还中国。如此操作,既延续了外交传统,又将收益投入保护与繁育,算是典型的“以熊养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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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和歌山白滨迎来“梅梅”“永明”,这对“科研交流大使”在当地掀起第二波“熊猫热”。免税店的竹叶纪念品卖断货,海报上打出的宣传语一句话概括:“一张机票,带你到中国看未来。”可见形象塑造和经济效益在同一轨道并行。

21世纪初,全球生态观念升温,国际社会对濒危物种保护呼声高涨。中国在2007年明确表示不再无偿赠送,而是鼓励高水平研究团队共建繁育中心。有人说,这像是熊猫的“学术归化”,也有人揶揄“租熊贵过租洋楼”。不可否认的是,养护成本确实高得惊人:鲜竹要空运,兽医全天候待命,医疗设备直追人类医院。各国仍趋之若鹜,原因无它——熊猫的票房号召力始终无可替代。

回望150年的跨洋旅程,熊猫的角色三易其装:从山林深处的“无用之熊”,到博物学猎场的“毛皮目标”,再到登堂入室的“和平使者”。这一切的背后,是国力的升降、是国际关系的合纵连横,也是人类观念的递进。它们的黑眼圈里,仿佛折射出世界对中国的好奇、竞争与合拍。当夜幕降临,北京的灯光下,卧龙基地仍旧亮着研究室的灯,科研人员守着孱弱的新生幼仔,测体温、调奶粉。熊猫能否在未来山野中自由打滚,还需人类与自然继续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