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春,乌蒙山深处的清晨依旧带着寒气。毕节县城外,几名红军战士正拆开一封略显陈旧的信,信纸上古隶与今楷并行——写信人劝云南军长孙渡“勿再为旧政权卖命”。落款三个字:“周素园”。名字很陌生,可落笔的魄力让年轻战士愣住。随军而来的贺龙得知此事,决定亲自去见见这位传说中的“老秀才”。

敲开那座木门,院里竹影摇曳。迎面走来一位身着长衫、须发花白的老者,昂首作揖,神情平和。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地上摊开的是《资本论》手抄本,字迹遒劲。没人能把这幅场景同一个在朝廷登科、又在辛亥年间挥旗呼号的贵州名士联系到一起,但他正是周素园——那个“当官不要、军阀看不上、偏爱读马列”的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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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更早些,1879年,周素园出生在黔西北的山城毕节。16岁入泮,19岁连中三元,照理说可入仕途。可他早已被庙堂的腐败熏得倒胃口,毅然封笔归乡。办报纸、写檄文、鼓动同乡推倒巡抚衙门,辛亥火起时,他是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只是好景转瞬即逝,唐继尧兵临贵阳,军阀混战让这位理想主义者看透旧秩序。他索性挂印而归,躲在小楼读书种花,视政坛如浊浪。

书房里最显眼的,是三大摞外文原版书。20年代,他在上海做“参政之客”时,花重金购得《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禁书”。别人夜宴笙歌,他却挑灯记笔记。“马克思有见地,中国得有条新路。”这是他在日记上留下的评语。身为旧学根柢深厚的士大夫,却将未来寄望于“赤色学说”,这在当时绝对算异类。

2月的一天,红二、六军团进驻毕节。搜缴土豪物资时,士兵们闯入周宅,本想收缴粮食,结果在书房里看到堆叠如山的马列书籍,一个个目瞪口呆。“地主老爷也搞这套?”有人嘀咕。听见动静的周素园笑眯眯走进来,“书是无罪的,各位随便看。”一席话,拉近了距离。王震赶来致歉,被老人一番妙语堵得哑口:“我未亏农人,你们杀我作甚?若真无辜也杀,那红军与乱党并无分别。”战士们对这位身有书卷气却口口声声支援革命的长者,生出敬意。

随后几天,他与贺龙、任弼时接连长谈。茶香氤氲,屋外枪声不时传来,却打不乱老人谈论唯物史观的兴致。“中国要自救,非联苏非抗日不可,我看得很明白。”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让贺龙眼前一亮。于是,当地新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一号令授于周素园。他把司令部设在自家祖宅,大门洞开,枪支弹药、粮草铺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到半月,五千多人闻讯投奔,乌蒙山区第一次出现了带红星的军旗。

然而,红军准备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57岁的周素园知悉后,拄杖找到贺龙,“我要跟队走。”贺龙婉拒:“路远,雪山草地不是闹着玩。”没想到老先生当场放下拐杖,抖了抖袖子,“你看,我骨头还硬,走得动!”见其决心,贺龙只得同意。临行前,周素园把家产分给贫苦乡亲,留下一句,“人争一口气,我争一个理。”于是,在草鞋声与号角声里,多出一副老旧肩舆,每逢山高水急便由战士轮流抬着,那是外人眼中“被红军恭敬相待的周先生”。

行军并不浪漫。高原缺氧,雪夜扎营,粮食匮乏,跳蚤横行。周素园写信回家:“食似糠秕,寝似漏棚,却信念炽烈,夜观繁星亦胜金灯。”他的年纪与体魄毕竟有限,一次高烧后,刘伯承建议送他去香港疗养兼负责地下统战,被拒。“阔别黑暗才见曙光,老夫怎肯掉队?”话不多,却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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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人脉在长征途中发挥妙用。给孙渡写信,让其驻军昭通暂且静观,红军北渡无阻;致信张学良,劝其体大局联共抗日;连给何应钦的信里,都引用《孟子》“以天下为先”,让收信人无从发作。王震私下感慨:“这一杆毛笔,顶得上半个团。”

陕北会师后,中央邀请周素园到保安。毛泽东笑称他是“把秀才写进史诗的人”。红色大学里,老人讲《三民主义》与《反杜林论》对比,引来学员连声叫好。他言谈风趣,“三民主义若能彻底实行,亦马列之堂兄,只是国府不肯真做,才让边区做成了。”

全国抗战爆发,中央电示各地筹款,周素园自请南下。“钱在民间,人心也在民间,只欠一声吆喝。”一路演讲,他把贵州酒商捐的银元、一匹匹军毯,一车车药品,汇向前线。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宣布“驱逐出省”。他笑说:“逼我走,正好换个城市再讲。”对方抓他?又不敢。结果只好软禁在家,派人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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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锢的日子里,他借《新华日报》自学,把《国家与革命》译段慢慢抄给乡邻。有人劝他低调些,他抬手止住:“炮声都传到这了,还低调什么?”他以书信往还,继续劝降地方守军。1949年贵阳解放前夜,周素园骑着毛驴进城,见到驻防官佐,先拍桌再论国运,最终促成了数千兵士的和平交接。

新中国成立后,已逾古稀的周素园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会上,他拄杖缓步,笑问台下年轻干部:“可有人嫌我不是党员?”众人起身鼓掌,他却摆手,“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他参与土改方案讨论,提议保护少数民族风俗;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里,为黔桂交通建设奔走。有人统计,52岁以后,他写信上万封,劝降、募捐、建言,皆非虚笔。

1958年冬,周素园因病离世,终年79岁。整理遗物时,家中仅余数册翻得卷边的《列宁选集》和一支秃笔。夹在书页的一句批注令人动容:“山高路险,幸有理想相伴。人虽微,愿为火种。”这正是那年近花甲仍执意踏上长征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