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研究员顾严
政府和市场关系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变，从重商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章指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新的原理性成果。文章强调，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文章提出，要以新型监管护航新兴产业，以链式协同促进链式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时代中国的理论超越：从对立、互补到双向赋能
在经济思想史中，政府和市场关系也是经久不息的话题。重商主义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保护性关税、特许经营、出口补贴等手段，扩大贸易顺差、积累金银财富。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创造“纯产品”，工业和商业不创造价值，因此政府应遵从和守护所谓的“自然法则”，不干预生产，让市场自发实现平衡。古典经济学顺应工业革命背景下，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束缚的要求，论证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主张政府仅需履行最低限度的“守夜人”职能。凯恩斯主义通过对市场存在流动性陷阱与工资刚性的分析，论证了非充分就业条件下，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的必要性。新自由主义基于对滞胀的研究，剖析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和政府失灵问题，反对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和削减福利，复辟了市场至上的古典经济学主张。发展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开放宏观经济学等，分别从结构转型、价格粘性和不完全竞争、交易成本和产权保护、资本管制和国际政策协调等角度，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纵观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既有“对立论”，也有“互补论”和“协同论”。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看，政府和市场关系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适配问题。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法规、改革等手段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市场发挥其资源配置优势，依托价格信号调节企业行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启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认识也不断深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成新的原理性成果。从重要意义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从目标导向看，要“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基本原则看，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策略方法看，“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从任务要求看，需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这摒弃了西方经济学的“对立论”，超越了“互补论”和“协同论”，提出了政府通过更规范的行为为市场赋能、让市场更有效配置资源的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还指明了政府为市场赋能的路径：“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同时还强调，“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进一步看，这有利于为政府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等提供更好的生产力条件和经济基础。由此，政府和市场相互赋能的理论逻辑已清晰展现出来。
百年变局下的生动实践：新型举国体制和一流营商环境
在理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实现了市场决定性与政府能动性的高度统一，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经济制度、经济治理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实践中，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背景下，我国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彼此成就，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出显著的催化和放大效应，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更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新时代以来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和一流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6年5月刊总第150期
编辑 | 丁开艳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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