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言以毛主席早年学识水平无法通过北大考试，毛主席听后却只是微微一笑置之
1917年春天，北大红楼的长廊里还回荡着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回声，胡适正拿着刚改完的白话文讲义，与同僚低声讨论《文学改良刍议》能否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刊登。没人料到，这一年中部山区的一位师范毕业生正背着布包赶往北京，这个人叫毛泽东。
胡适当时三十岁出头，美国留学归来不久，西装革履，语速轻快，讲课时常把“实验主义”挂在嘴边。他赞成循序渐进，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坚信只要移植欧美政治制度，中国便能步入现代。
校园外的社会却不那么从容。战事频仍，物价飞涨，街头报童叫卖的《晨报》总把“军阀混战”四个大字摆在头版。毛泽东抵京后，被李大钊安排到图书馆做助理，月薪只有八块银元，但能自由出入库房，这对一个嗜书如命的年轻人已是莫大诱惑。
毛泽东很快出现在胡适的课堂后排。他笔记写得密密麻麻，课后还常追着老师发问。“先生，文章可以白话，政治也能白话吗？”胡适闻言一愣，笑着回答：“文字改革易，国情改革难，可也要一步步做。”寥寥数语，道尽两人日后分途的伏笔。
五四风雷骤起，学生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胡适主张理性请愿，反对过激，毛泽东却跟随激进同学奔走示威，又南下湖南调查农民困苦。此后他写下《民众的大联合》，直言“救国须自下而上”，与胡适所说“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形成鲜明对照。分歧从课堂延伸到街头，再蔓延到整个时代。
进入30年代，两条道路愈行愈远。胡适在北平、南京之间奔波，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却难阻风潮。毛泽东则把目光投向偏远山村，从土地问题切进革命主轴。井冈山的号角一响，书斋里的讨论便显得苍白，胡适虽不以为然，却也承认“乡村正在改变中国”。
1948年冬，北平风雪，解放军城外扎营。有人劝胡适留下出任“和平过渡委员会”顾问，他沉默片刻，最终登上南下专列。次年春，他辗转抵台，再赴美国，肩负国民党“争取援助”的重任。华盛顿街头的冷风，让这位昔日主编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已与他想象大不相同。
有一次，《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问他如何评价毛泽东。胡适推了推眼镜，说：“若以当年北大的入学标准，他恐怕难合格。”这句话被迅速传播，引起哄动。友人提醒他措辞过烈，他摆手道：“我只是论学术，不论成败。”
消息传到北平，中南海里有人提起此事，毛泽东只是拿起茶盏轻轻一笑：“北大录取我与否不要紧，中国这所大学，总要录取自己的农民。”短短一句，没有反驳，也不辩解，却把立场点得透彻。
两位先后走出红楼的人物，一位把希望寄托在制度移植与学术自由，另一位选择从乡土社会打碎旧格局。道路不同，命运各异，但都曾在那间拥挤的教室里对话过“何为新中国”的问题。历史的脚步后来证明，课堂上那场短暂的问答，早已暗中划定了20世纪中国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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