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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文
所谓“产能过剩”是国际批评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靶点，也是近期炒作中国经济再平衡失效的佐证所在。从反映产能和供求状况的重要指标——产能利用率、产销率、库存增速组合，以及外贸出口目的地变化联动分析来看，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主要不是中国“生产太多”，而是全球市场“需求版图”被国际改变后，中国产能从“为全世界生产”被迫转向“为部分区域生产”的调整过程中，一些企业因适应能力不同而产生的结构性阵痛，根本上不是生产过剩，而是“需求不足型过剩”。从行业产能利用率看，“需求不足型过剩”是结构性而非全面性的，被欧美精准打击的行业（新能源车、光伏、医药）和国内地产拖累的行业（非金属矿物），是“需求不足型产能过剩”的主要矛盾所在。从企业产能利用率看，明显存在产能过剩压力的主要是外资企业、内销企业，特别是外资内销企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面临市场出清的巨大压力。
一、三大产能相关指标组合分析表明所谓“产能过剩”根本上是“需求不足型过剩”而非真正的生产过剩
从反映生产供给状况的三个宏观指标——产能利用率、产销率、库存入手，观察2013年至2026年一季度中国工业的整体运行状态，可以发现，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产销率也趋于下降，库存指标则在经历了三轮明显的“去化-增化”循环后又进入了新的库存增加周期。三者的组合变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四个周期。2013～2016年为第一阶段，处于全球化调整期，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72.9%～75.3%之间，产销率在97%以上，库存处于低位或负增长，产能利用率总体不高，但产销率高、库存低、供需基本平衡。2017～2021年一季度为第二阶段，处于供需两旺期，全球性的扩张性政策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叠加，内外需共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产业升级加速，工业产能利用率上升到77.9%，产销率达到了98.2%的峰值，库存增速上升到17.1%，本质上为主动补库存。2021年二季度到2023年一季度为第三阶段，新冠疫情冲击与美贸易壁垒相叠加，进入被动补库存状态，产能利用率从77.9%下降到74.4%，产销率下降到96%，库存增速维持在13%～19%，销售困难导致库存被动增加。2023年四季度以来为第四阶段，进入需求转移和产能分化期，美西方脱钩断链常态化，传统美国市场订单持续减少，新兴市场正在开拓，但无论市场规模还是稳定性尚不能替代传统市场，导致工业产能利用率跌破75%至73.6%，产销率跌破95%至94.9%，库存增速降至5.2%，但仍在正增长。
三大指标联动分析表明，产能利用率下降（从77.9%降至73.6%）显示企业在减产；产销率下降（从98.2%降至94.9%）显示需求萎缩得更快，库存增速虽从17.1%降至5.2%、但仍在正增长显示部分产品被迫进库存，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企业踩了生产刹车，但需求踩了更急的刹车，本质上不是“主动去库存”，而是“被动性补库存”，属于典型的“需求不足型过剩”，而非一般情况下的周期性供需矛盾。
二、三大贸易指标组合分析表明全球需求并未重大变化，美西方脱钩断链造成中国外需转移
理论上需求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既可能是需求总量不足所致，也可能是需求结构性变化所致。宏观指标显示当前的“供强需弱”根本上是“需求不足”，出口数据则进一步显示了需求萎缩并非均匀发生，而是呈现“断崖+转移”的双重特征，也就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并非商业规律和市场原因导致的需求萎缩，而是人为因素导致的需求转移。
从贸易指标看，全球贸易总量基本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率（剔除疫情）保持在1%~2%左右，全球出口价值指数围绕趋势线温和波动，表明全球贸易需求没有大的变化。从美国对外贸易看，美国总进口额也是围绕趋势线温和波动，但中美份额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自中国月度进口额从峰值时的500多亿美元降至当前的200多亿美元，近乎腰斩。与此相应，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从高峰期的约20%降至11.1%。国际贸易“总量稳、双边崩”的反差，揭示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方面，美国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美国总进口额没有暴跌，美国消费者依然在买东西，但买的不再是中国制造，而是被墨西哥、越南、印度等替代国接走了。这是典型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总量蛋糕没变小，但中国切走的那块被分给了别人。另一方面，中国出口没有崩盘，只是换了方向。中国对美出口虽然少了，但同期中国对东盟、非洲、中东、中亚、俄罗斯、拉美出口大幅增长，东盟跃升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填补了对美缺口。中国整体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基本稳定，甚至有所上升。
国际贸易总量、美国进口贸易“两个稳定”和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一升一降”，揭示外需“人为干预”痕迹，对美出口的断崖式下跌，与2018年以来美国连续加征关税的时间线完全吻合，是人为干预的直接结果。对东盟、非洲、中亚的快速增长，是中国企业被迫转向新兴市场的战略调整。由此判断，全球真实需求并未减弱（新能源装机仍在增长、AI算力需求爆发），而是欧美市场被贸易壁垒人为挤压，中国被迫转向“全球南方”市场。但由于新兴市场在单位利润（以价换量）、周转速度（回款周期长）、市场容量上尚不能完全替代发达国家市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产能利用率整体下移，同样产能规模对应更低的经济密度和更长的库存占用。
进一步结合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特别是“国内参与度”看，虽然对美出口腰斩，但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参与度依然坚挺，保持在83%以上。这表明中国流失的那部分对美订单，大多是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国内参与度低，国外零件占比高）等；保留下来或转去别处的订单，是高附加值的自主制造（国内参与度高的产品，比如新能源、机电产品）。总体来看，全球总需求平稳，美国自华进口腰斩，本质是地缘政治推动的供应链“定向脱钩”，而非全球需求萎缩。我们正用“东盟+一带一路”新市场，对冲美国市场需求流失。
三、行业产能利用率细分分析表明外需转移造成的“需求不足型过剩”是结构性而非全面性的
宏观总量确认“需求不足型过剩”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出口数据揭示问题根源并不在于全球需求变化，而是美西方打压造成的外需转移所致。行业产能利用率数据进一步表明，“需求不足型过剩”并非全面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大部分行业相对稳健，只有个别行业存在明显产能过剩问题。
从国家统计局分行业产能利用率数据看，实际上已经分化为高中低三大类。“高利用率”包括化纤、通用、专用设备行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最高（84.74%），大量纺织原料不仅用于内需，也支撑着对东盟、“一带一路”的服装面料出口。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较高（78.97%、76.62%），作为“工业母机”和基建装备，说明国内制造业投资和更新改造仍在进行，对冲了部分出口下滑。中低利用率属于“承压者”，包括汽车、电气和计算机通信电子等。汽车制造业（70.29%）、电气机械（71.61%），是中国出口的“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光伏）所在领域，但产能利用率刚过70%，表明虽然出口增长快，但国内投资扩产导致阶段性富余。计算机通信电子（75.44%）：曾经是出口主力（手机、电脑），受产业转移和美国订单减少影响，利用率未回到高位。严重过剩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6.86%），包括水泥、玻璃、建材等，反映了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大类分化明显：下游消费品和房地产相关行业低，中游设备和化工相对高。从出口结构看，对美出口下降，主要影响的是电子、纺织等消费品。这些行业的利用率在75%上下，尚可接受，但已无扩张空间。内需支撑的行业，设备制造业的高利用率，说明“设备更新”等政策正在托底制造业投资，抵消了部分外需缺口。可见，中美贸易下滑对国内工业的确冲击明显（计算机、汽车未满负荷），但“化学纤维”“通用设备”等内需和新兴市场支撑的行业接住了基本盘。最严重的产能过剩不在出口，而在房地产链（非金属矿物的56.86%），这是当前经济结构性压力的核心体现。
总之，“需求不足型过剩”是结构性的，而非全面性的。被欧美精准打击行业（新能源车、光伏、医药）和国内地产拖累行业（非金属矿物），是“产能过剩”的主要矛盾；而受益于AI算力浪潮和“一带一路”行业，已率先V型反弹。
四、企业产能利用率细分分析表明产能过剩的主要微观载体是外资企业、内销企业特别是外资内销企业
行业层面揭示了结构性分化，但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情况各异。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产能利用率调查数据，由于包含了小型企业，普遍明显低于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但由于涵盖了不同规模、不同市场、不同所有制企业，包含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在不与统计局数据比较的情况下通过对世界银行数据的分析，可以挖掘出更多有用信息，特别是能用企业分组数据来精准找出“过剩”微观主体。
从企业规模看，中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略高于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相对稳健，小型企业最为困难。从市场销售看，同时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明显高于纯内销企业。从企业管理者看，女性管理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明显高于男性管理的企业，男性管理的企业在传统制造业（地产链/重工业）居多。从内外资企业看，外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表明外资企业是“需求不足型过剩”的主要承受者，美西方对中国脱钩断链的主要受害者。
由于内外销企业既包括外资企业也包括内资企业，而内外资企业又既包括内外销企业也包括纯内销企业，通过内外销、内外资四类产能利用率数据，加上内外资企业出口比例，就可以利用加权平均公式反推四类细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据此推导，内资内外销企业产能利用率最高，大致在78%—82%之间，不存在产能过剩压力。外资内外销企业存在一定产能过剩压力，面临产业链重组、订单流失或产业转移压力。内资纯内销企业面临稍大一些的产能过剩压力，是价格战的主战场，也是内卷最为激烈的领域。外资内销企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问题，面临市场出清的巨大压力。
各类型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化（2012-2024）
交叉表进一步解释了宏观数据下面隐藏的细分情况。整体产能利用率73.6%，是四类企业加权平均结果，不同类型企业情况相差较大。“内资+出口”（78%～82%）是拉高均值的正向力量。“外资+纯内销”（45%～55%）是严重拖累。“内资+纯内销”（64%～68%）和“外资+出口”（66%～70%）构成了中间层。特别是出口通道畅通的企业（内资+出口）保持健康运转，证明“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比较强大。真正过剩的是两类企业，外资企业（尤其纯内销）被“人为脱钩”直接击中，订单流失、产线外迁；纯内销企业（无论内资外资）无法通过出口分流，困于国内市场“内卷”。
按“内资/外资×出口/内销”交叉分类（世行数据推算）
五、结论与建议
中国并不存在“整体性产能过剩”，只是存在“分层式结构性过剩”。全球化时代为“世界大市场”形成的产能，在“人为去全球化”逆流中被迫转向新兴市场，但不同企业因出口能力和市场转向速度的不同而出现了巨大分化。从内因来看，国内房地产深度调整导致建材等传统行业需求断崖，叠加消费复苏不及预期，纯内销企业无法通过出口对冲。从外因来看，欧美发达经济体人为设置的关税、法案、技术壁垒，强行切断了中国产能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通道。
进一步看，所谓中国经济失衡问题，实际上并非单纯的国内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不能按照封闭宏观经济的思路分析认识，不能也不可能只通过扩大内需来全部消化解决，而要放到全球化开放宏观经济的框架下来认识和化解。一些声称中国经济失衡和主张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说法，实际上脱离中国高度融入全球化分工的事实，从封闭经济出发提出建议，其解决措施客观上是要让中国降低全球化参与度，逐渐放弃全球性市场份额，甚至从外向性经济退回内向型经济时代。
解决途径在于，短期要继续深度开拓“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市场，用基建投资和人民币结算绑定当地需求，替代被挤压的欧美市场。中期要利用极致成本效率应对政策壁垒，让全球企业（包括欧美本土企业）在成本上无法绕开中国供应链。长期要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内需市场扩张，同时高举经济全球化旗帜，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规则的多边修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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