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作为中国的近邻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韩国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尹锡悦政府时期，韩国奉行“价值观外交”，对中韩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自去年6月李在明政府就任以来，韩国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中韩元首两个月实现互访，引领双边关系重回正轨。李在明总统更是将2026年称为“韩中关系全面复苏元年”。“全面复苏”究竟意味着什么？李在明政府将如何平衡对华和对美关系？韩国总统出席北约峰会意欲何为？韩国是要摆脱依附于美国的安全模式，还是要更紧密地拥抱美国？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中国网专访了韩国前总统特别顾问、延世大学名誉教授文正仁。
文正仁教授曾担任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特别顾问。作为韩国进步阵营的核心智囊，他对于李在明总统执政一年的表现给出了九分（满分十分）的高分。文正仁认同李在明政府所秉持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他一直强调中国对于韩国在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且强，韩国不应忽视中国，更不应与中国为敌，这对韩国没好处。”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网专访韩国前总统特别顾问、延世大学名誉教授文正仁。（摄影：汪雅雯）
·李在明政府外交成绩亮眼，韩朝、韩美、韩中关系均有改善
中国网：您曾担任多位韩国前总统顾问。到今年6月，韩国新政府执政已满一周年，您如何评价这一届政府的表现？满分十分，您会打几分？
文正仁：我认为可以打九分甚至更高。特别是和尹锡悦政府相比，李在明政府在外交方面要出色太多了。
中国网：看得出您对这一届韩国政府的表现非常满意。那么，能不能展开讲讲为什么您会给出这样的高分？
文正仁：首先，在韩朝关系方面，尹锡悦政府时期韩朝关系极度恶化，当时韩国往朝鲜派无人机，朝鲜也予以回应，半岛局势一度紧张。现在，那种高度紧张的场面看不到了。李在明政府正在尝试恢复与朝鲜的交流，只不过朝方目前还没有给出正面回应，但紧张程度明显降低了，这是非常积极的一点。换句话说，李在明政府治下，（韩朝关系）至少没有继续恶化。
第二，在韩美关系方面，目前总体态势良好。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关税、对美直接投资以及韩美“同盟现代化”等方面对韩国施加了不少压力，但李在明政府应对得当。他将美国对韩征收的25%对等关税降至15%，为此韩国承诺向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联合造船项目，其余资金投向其他领域。需注意的是，其余的2000亿美元是十年期投资规划，即年均200亿美元，十年累计2000亿。我认为，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韩国的表现优于日本等国。
此外，美国推动韩美“同盟现代化”，要求韩国将防务费分担比例从目前GDP的2.68%提高到3.5%。李在明同意该要求，因为他认为韩国有必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而非加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同时，特朗普政府要求提高驻韩美军防务分担份额，韩方同意为驻韩美军提供价值330亿美元的一揽子支持。李在明虽然对美方诉求作出让步，但也明确划清底线：韩国防务主要由韩军承担，韩军将作为主力部队，美军转为支援角色。为此，他主张将战时作战指挥权从驻韩美军司令部移交至韩方——这是一项重要转变。
作为韩美“同盟现代化”的一部分，美国还希望韩国接受美方的“战略灵活性”，也就是美军可以在不与韩方事先磋商的情况下，自由调进调出兵力。但李在明政府考虑到可能由此带来的权力真空和战略不稳定,并未接受美方的“战略灵活性”主张。此外，美国政府也希望韩国就出兵问题作出正式承诺，以应对台海和南海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对此，韩国政府没有给出任何肯定性回应，事实上我们并不支持这种想法。
总体而言，双方诉求实现得更为均衡——美国拿到了它想要的，我们也守住了我们要的。但双方又在一些议题上展现了不同立场。所以综合上述方面来看，我认为李在明政府在处理韩美同盟关系上是很有成效的。
第三，在韩中关系上，尹锡悦政府时期，韩中关系曾严重恶化。但李在明总统于去年11月在庆州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并于今年1月访问北京，从而推动韩中关系实现了大幅改善。
与此同时，李在明总统还通过“穿梭外交”机制，重启了与日本的首脑外交，韩日关系也因此向好。不仅如此，他近期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场合也非常活跃，可以说在首脑外交层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综合上述表现，我会给出一个很高的评分。
·尹锡悦执政期间被破坏的中韩关系得到修复，但尚未实现“全面复苏”
中国网：您提到了李在明总统年初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当时他将2026年称为“韩中关系全面复苏的起点”。我们应如何理解“全面复苏”？是回到2016年“萨德”之前，还是只能回到2023年文在寅总统执政末期的水平？
文正仁：所谓“全面复苏”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首脑外交的常态化,以及高层对话的定期举行,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目前韩中已同意重启副部级磋商机制，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副部长级官员已与中方对口官员举行会晤。我也期待王毅外长能够尽快访问首尔。韩中高层对话的恢复以及全面交流与合作的重启，标志着此前在尹锡悦政府时期严重受损的双边关系得到了修复。
不过，我并不认为韩中关系已经实现了“全面复苏”。李在明政府能修复大部分此前被破坏的韩中关系，已经不容易了。至于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但我认为李在明政府正努力让韩中关系恢复到“萨德”之前，并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巩固。
中国网：人文交流是双边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民调显示，韩国社会中充斥着反华情绪，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文正仁：首先，这和“认知失调”密切相关。过去韩国经济远优于中国，可短短数年内中国便迎头赶上，甚至在不少领域展现出反超的趋势，这让许多韩国民众产生强烈的不安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这是第一个诱因。
第二个诱因是韩国社会的深度分裂，保守派与进步派对立严重。进步派始终主张改善对华、对朝关系；而保守派则揪着朝鲜战争的历史旧账不放，尤其是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韩国人仍将中国视为“旧敌”，再加上他们年轻时受到的反共意识形态灌输，老一代保守派人士一直对中国充满敌意。
第三个诱因集中在20至30岁的年轻人身上。这代人对中国本身并无特殊好恶，但他们长期受到来自美欧乃至日本的舆论浸染，再加上社会上反华情绪蔓延，他们很容易跟风附和这类负面论调，因此韩国国内的反华声量相当庞大。保守派年轻人认为，中国情报机构通过秘密行动操纵韩国选举。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却广为流传。当前韩国社会有种怪象：只要发生不好的事，就习惯性归咎于中国。这种反华论调和西方社会的套路如出一辙，可惜如今这种情绪正在蔓延至韩国社会,且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和李在明总统在该领域的相关共识非常关键，双方应当大力推动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之间的交流。幸运的是，目前中方已对韩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越来越多韩国年轻人前往中国实地走访，这能帮助他们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对消解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大有裨益。
·对韩国而言，中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十分重要
中国网：我们在谈及中韩关系时，也会不可避免地谈到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我还记得，去年李在明总统访问美国时曾经表示，“安美经中”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我最近读到您发表在美国杂志《国家利益》上的一篇文章，您提到李在明政府“不亲中、不亲朝、不反美”的立场。那么，您如何看待李在明政府对华、对美关系的立场？
文正仁：我并不认同李在明总统当时的那番表述。对韩国而言，中国在安全和经济这两个领域也同样非常重要。当然，他那些话是在华盛顿说的，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他需要强调美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对韩国的重要性。但我的看法是，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同样非常重要。如今，安全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无法割裂开来。想想看，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威胁、敌人，中国也会把我们当成威胁和敌人。中国体量大、距离近、实力强，与中国对抗下去我们能得到什么？所以我的基本主张——也是我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采访中说过的——中国距离韩国如此之近，又如此强大，韩国不应忽视中国，更不应与中国为敌，这对韩国没好处。我个人相信，李在明总统内心是有这份认知的。
也正因如此，在其他场合，李在明总统也反复说过，韩国没必要和中国搞敌对关系，那是违背国家利益的，得不偿失。
所以结论是：美国对于韩国在安全和经济上很重要；同理，中国在安全和经济上对韩国也同样重要。
中国网：那么，您如何预判李在明政府的对华和对美政策？
文正仁：对韩国而言，这不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二选一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时与美国和中国搞好关系——美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这层关系我们可以维持；而中国与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样也应该维持好。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如果中美关系恶化，我们就会很难办，被夹在中间，面临艰难抉择。但如果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处得好，那我们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很多，选边压力也会小很多。所以我们期待，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期间，能够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那我们回旋的余地就会大很多。
中国网专访韩国前总统特别顾问、延世大学名誉教授文正仁。（摄影：汪雅雯）
·李在明出席北约峰会的目的是推动防务产品出口
中国网：我们知道，李在明总统近期访问了土耳其，并出席了北约峰会。然而，韩国曾多次提到要提高战略自主，特别是增强国防自主。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李在明政府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战略？韩国未来是要放弃这种依附于美国的安全模式还是要更紧密地拥抱美国？
文正仁：大家需要明白，李在明总统此次赴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首要目的之一是推动韩国的防务产品的出口。他已明确表示，韩国企业希望向北约成员国出口更多武器——这才是他参会的核心动机。外界大可不必过度担忧韩国会借此机会融入北约体系。
所谓的北约与“印太四国”（IP4，即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会议机制，是北约与美国亚太盟友实现机制化对接的平台。但本次北约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并未参会，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对于召开北约与“印太四国”会议并不感兴趣。因此，李在明总统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加强与北约及“印太四国”的相关合作。
中方担心这可能会导致北约“亚太化”，但我不认为韩国会加入这类架构——因为我们从中难获实利。更何况，美国过去是北约的主要主导者，如今美欧关系已然趋于紧张。
因此，把李在明此次出访与韩国推动北约“亚太化”的努力联系起来，这样的判断过于草率。其中的细微差别必须厘清。我认为，韩国总统此次参加北约峰会，主要目的是推动防务产品出口，绝非为了系统性地推动与北约的制度化合作。
中国网：但是，在很多人看来，是否出席峰会本就释放了重要的信号。
文正仁：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所谓北约“亚太化”、在东北亚或东亚组建类北约组织的观点是不现实的，误导性极强。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设朝鲜半岛爆发冲突，我们绝不愿其与欧洲大国产生联动，否则就会升级为全球战争。因此在我看来，让朝鲜半岛与欧洲事务“脱钩”才是更优选择。我希望李在明总统和我观点一致。眼下他参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防务装备出口。李在明政府始终奉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对他而言，推动防务装备出口正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中方人士或许会产生误解，但李在明总统此次出席北约峰会的初衷，绝非推动韩国与北约的制度化合作，而是为了维护韩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聚焦于防务装备的出口。
中国网：我想您的解释对于中国的读者们理解此次李在明总统的土耳其之行会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去年他没有参加北约峰会。
文正仁：是的，去年李在明总统并未出席北约峰会，因为当时防务装备出口并非当务之急。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如今韩国希望向北约成员国加拿大出口潜艇，而且成为了最终竞标者之一，竞争对手是德国，而德国本身就是北约成员国。再加上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出席了此次峰会，李在明总统借参会之机与他当面洽谈、推销韩国潜艇，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认为这就是他此次参会的全部缘由。
·中韩可以从监管维度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中国网：我们发现，今年的世界和平论坛当中多了不少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包括人工智能的合作、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等等。众所周知，世界和平论坛是聚焦国际关系的论坛，如今也如此关注人工智能，足见其影响力与重要性。韩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与发展方面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AI带动着韩国股市暴涨，最近韩国还宣布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产业投资计划，全力发展半导体与AI产业。您如何看待中韩在AI的发展与治理方面的合作空间？
文正仁：AI之所以至关重要，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它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支撑；第二，它关乎国家安全——AI能够大幅提升武器系统的作战效能；第三，它主导着技术标准的制定。当前所有主要国家都在不遗余力推进AI发展，世界已进入了AI时代。
AI发展有两个核心维度：一是发展竞逐维度，是指政府通过产业与科技政策，对AI产业进行系统性扶持。目前，各国政府都在推行相关的激励性政策，旨在抢占AI领域的领先乃至主导地位。另一个维度是监管规制维度。因为AI也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它会挤占大量就业岗位，年轻人受冲击尤为严重；AI还会提升武器的破坏能力，甚至可能引发武器误操作，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机器擅自启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除此之外，AI技术的不均衡还会拉大技术鸿沟：掌握AI技术的国家和尚未掌握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会持续扩大，这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性议题。因此欧洲国家目前格外关注AI技术的监管规则，着力缩小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AI技术鸿沟。相比之下，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则更侧重发展竞逐的维度。
我个人认为，韩中两国完全可以在监管规制维度开展合作。双方可以携手构建AI产业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可在AI领域的一些技术攻关上开展合作。美国则很难加入这一进程——美国政坛深受AI寡头垄断企业的裹挟，这些科技巨头几乎垄断了美国乃至全球的AI市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美国很难出台实质性的监管措施，“放松管制”与“产业扶持”基本上已经成为美国在AI领域的主要政策。
欧洲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欧洲缺乏这类巨型垄断企业，政治家们因而能相对自主地探讨监管议题。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频频批评欧洲国家专门针对美国AI企业设限的原因所在。
所以，我认为韩国与中国，最好再加上日本，完全可以共同探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AI产业秩序，并在此框架下开展合作。尽管在技术层面合作难度比较大，因为各国头部AI企业出于竞争优势考虑，只想引资，不愿共享技术。
然而，完整的AI生态系统，需涵盖硬件芯片、海量数据、软件框架、AI模型、应用场景及人工智能代理。而要存储和管理这些数据，就必须配套建设能耗巨大的数据中心，进而需要新建发电厂乃至核电站作为支撑——所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若试图打造封闭单一的AI生态体系，会产生较大风险。所以，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国际合作，对AI产业实施有效监管，从而捍卫人类共同的福祉。
中国网：但是监管通常会涉及标准的建立，如果像您所说，韩国、日本与中国共同合作建立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美国会对此乐见吗？
文正仁：是的，我坚决支持制定全球标准。但目前中美之间竞争激烈：美国长期主导技术标准，而中国正奋起直追。韩日企业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因此我的核心主张是：为何我们不能共同制定一套全球标准呢？这不仅适用于网络空间与人工智能领域，也同样适用于太空领域。当前这些领域恰恰缺乏标准化的全球治理架构。事实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人工智能领域亟需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而在此过程中，韩中两国完全可以开展深入合作。
·美国对华展现出过度威慑的姿态，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
中国网：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未来东亚地区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东亚会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有希望的地区吗？
文正仁：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我并不认同“东亚应当成为世界中心”的说法，因为我向来反感“中心”这一概念。为什么呢？正如我此前所说，罗马治世、不列颠治世、美利坚治世，这些概念都暗含帝国强权的霸权统治意味。这些霸权国家不仅主导了全球治理架构的设计，更垄断了思想观念层面的话语体系。如今，非西方世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反对欧洲的支配地位，也质疑欧洲思想家的权威，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西方，岂不是颇为矛盾？
因此，我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可以共同打造各类全球公共产品，并与世界各国共享。相较“中心”，我更倾向于使用“枢纽”这一表述。东亚不可能成为排他性的中心——这里多元、开放，也充满差异：部分地区富裕强盛，有些地区则发展迟滞。我们可以在亚洲不同地区构建众多相互关联的枢纽，依托互联网、市场、制度以及人际网络彼此联结。而亚洲与其他地区的枢纽应实现互联互通，无需担心支配与奴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这理应成为全球与地区治理的发展模式。
如果秉持着排他性的“中心”理念，则意味着权力与财富的单向集中，这必然以其他国家的利益受损为代价，最终只会导向零和博弈，而非互利共赢。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思维。
中国网：那么，在您看来，东亚地区能够维持长期和平的秘诀是什么？这套逻辑在当今世界是否依然行之有效？
文正仁：就东亚地区而言，自1979年以来，东亚的确未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或冲突，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原因何在？
其一，各方力量的平衡以及美国的威慑效力产生了作用。其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是核心因素。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地区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三，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亚各国普遍推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在全球化浪潮中经济纽带日益紧密，且均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颇丰。其四，发展导向的和平理念至关重要。东亚各国普遍将发展置于优先位置，安全次之。这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明确提出“和平发展”的理念，将稳定的外部环境与可持续的发展深度绑定。最后，地区机制化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拥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ASEAN）、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多边机制，虽然其约束力远不及欧洲的同类机制，但在推动地区国家合作、防范摩擦冲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东亚的相对和平的局面。
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认知误区，地区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改变。美国对华展现出过度威慑的姿态，这令人深感忧虑。过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促进地区和平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今，经济相互依存正在被武器化。
此外，此前东亚各国都更看重和平与发展，而非安全优先，这正是东亚得以维持长期和平的原因。但现在各国都在加强国防和军队力量，强调“富国强兵”。这说明地区安全范式已经发生转变，安全环境正在持续恶化。就连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也快速被侵蚀。因为美国根本不想要这套东西。美国要的是什么？是“集体防御”，不是“集体安全”。自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威胁以来，就一直在实施围堵遏制中国的策略，所以各类安全合作设想都在不断消解、流失，当下局势非常不乐观。
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扭转这一趋势，让我们能回到之前的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来。
（本期主编：郑海滨；采访/翻译/文案：白璐；摄影：汪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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