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写过一句话：“无知比知识更容易产生自信。”这句话后来常被当作达克效应的早期表述，但我越来越确信，达尔文瞄准的靶心其实更小。他不是在批评尝试的勇气，而是在指向那些胸有成竹地宣称科学永远解决不了某个特定问题的人——那种关起门来拒绝可能性的自信。

眼下，我所在的领域里，最响亮的自信恰恰就是关门式的那种。说这些话的人通常斩钉截铁，因为他们在捍卫一种自己早已认定为唯一诚实的工作方式。变化速度越快，就越难用斩钉截铁的确定性开口。这个领域的发展已经快过任何一个人能追踪的极限。我读不完每一篇论文，测不全每一个框架，靠自己维持现状都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方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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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的不承认，伪装成了一种自律：全部亲手做，读完每一行源码，不信任任何未经自己验证的东西。这看似极有操守，实则是一个更窄的漏斗。那不过是一件穿着工作道德外衣的无知自信，是所有关门行为里最能博取尊重的一种，因为它看起来像极了努力。

让我改变的是时间。我想打造的东西，已经多过我剩下的生命长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等你有了孩子就明白了”在我听来不过是一句居高临下的空洞台词——那种人不想跟你讲真话时才搬出来的托词。现在我懂了。你的目标并没有变，我的就没有变。变的是那张你必须花时间的清单，而新增的项目根本不容商量。让几个小小的人类活下去，维系与那个你选择的人的联结，再为自己挤出一点点空隙不至于散架——所有这些以前都不计入工时，现在全部杵在那里，挪不走半步。算数愈发残酷，可雄心丝毫不减。

我真的热爱这份工作。这是问题的症结，也是问题本身。热爱意味着想拥有更多，而想要更多就会径直撞上我亏欠别人的那些小时。有一剂非常诱人的解法，我见过不少好人用了：悄悄地，从生活中的人身上偷回那些时间。关系得到的是残羹冷炙，然后再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阶段。可这个阶段始终没有结束。

一个好消息，也有坏的一面：另有出路，只不过比那种诱人做法要难得多。那就是不再事必躬亲。

我把亲力亲为叫作严谨，叫了太多年。当一件工作的每一寸都经过自己的手，我才觉得它真正属于我。我花了太久才问自己一句——这种感觉，究竟有没有让工作变得更好？残酷的剧透是，大概没有。

于是我学着放手，让其他东西先打头阵：第一遍扫描，第一稿草稿，第一个粗糙的答案。我保留下来的，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判断这些东西是否站得住脚。这样一来，我覆盖的疆域更广了，而最终拍板的权力仍然落在我手里。

我过去用自己的方式衡量自己。现在我明白了，判断本身就是那件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