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啊，你写的诗，怎么成了你的罪？|乌台诗案|司马光|林语堂|王诜|苏轼|苏辙

你写的诗，怎么成了你的罪？

一

这一章也是我读起来最沉重的一章，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最憎恶的就是这种。

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7月28日。

湖州知州的衙门里，苏轼正打算卸下行装、喘口气。他刚到任不久，这座江南老城山水清远，他前些年做杭州通判时还来考察过堤岸，算是旧地重游。

可这一天，朝廷的钦差闯了进来，当场将他拘捕。

罪名写得客气，叫"作诗谤讪朝政"。说白了，就是写诗讽刺了皇上和新法。

苏轼被押上船，一路向北，八月十八日进了汴京，关进御史台的大牢——因为御史台院子里种着柏树，树上栖着乌鸦，后人管它叫"乌台"。这一关，就是一百三十多天。

可是你想过没有：钦差翻出来定罪的那一本"诗集罪证"，里头大多数诗，并不是他在湖州写的。

它们是五六年前、七八年前，他在杭州、在密州当地方官时，随手写下的。

比如那首《吴中田妇叹》，写的是一个农妇的苦；比如《山村五绝》，写的是农民吃不上盐、为借钱跑断腿。

当年他写这些诗，只不过是想替老百姓说句话。

谁能想到，这些诗，后来一字一句，都成了他的罪证。

林语堂给这一章起的名字，就叫《抗暴诗》。咱们今天，就顺着这一章的脉络，看看一个诗人，是怎么"以诗抗暴"的；又是怎么因为写诗，差点把命搭进去的。

二

这一章的时间线，大约从熙宁四年（1071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也就是苏轼三十四岁到四十一岁。

地点是杭州、密州。身份是地方官：先当杭州通判，后当密州太守。

主线只有一条：他亲眼看见新法在底层走样，百姓吃苦，于是用诗把这些记下来、说出来。这些诗温柔又锋利，既是"山水闲吟"，也是"为民发声"。

林语堂在这章里引了不少诗。把这些诗一首首摊开，看背后到底站着什么事实。

三、杭州通判：天堂底下的阴影

先说职务。

苏轼到杭州，做的是"通判"。通判是知州的副手，按宋制，州里司法、刑狱的事，通判要管。他一大半的活儿，是审案子。

到任时间是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他带着家眷，住进凤凰山上的官舍，推窗就能看见西湖。

杭州美不美？当然美。林语堂写杭州，笔墨荡漾，西湖、夜市、寺院、歌伎，写得让人恨不得立刻买张机票。

可是他紧接着补了一句，很要紧："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

林语堂在书里丢出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杭州一地，有一万七千名囚犯，正等着审讯——有的因为还不起债，有的因为贩卖私盐。

这个数字我们今天不好确考。但王水照《苏轼传》写到盐法峻急时，也记下一笔：当时"犯法入狱的人不计其数"，而"审囚问案是通判分内的公事"。两相印证，新法推行之下，民间狱讼之繁、百姓之困，可见一斑。

苏轼审的囚犯里，很多是违犯新法的良民，尤其是私盐贩子。

盐，在宋代是两浙一带的大宗物产。朝廷为了收税，把食盐列为国家专卖，统一购销，禁止私贩。官盐价贵，穷苦百姓买不起；可一家老小总不能不吃盐。于是就有人铤而走险，卖牛买刀，去贩私盐。

王水照书里有一句很沉的话：官府严刑重罚，"一时之间，犯法入狱的人不计其数"。

苏轼坐在堂上，对面跪着的，往往是这些被生计逼上绝路的人。法条他改不了，人他放不得。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林语堂在前一章引过他除夕审囚的一首诗，可以拿来作背景：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翻成白话就是：年三十本该早回家，公事却把我留住。我拿着笔对着他们掉眼泪，可怜这些被关的囚犯。小本营生不过为口粮，落了网也不觉得羞。我恋着这点薄俸，拖拖拉拉回不了家。其实不必分贤愚——大家都是为了一口饭在奔波。

"均是为食谋"，这是整章最朴素的一句话。他没把自己当清官，也没把囚犯当刁民。他只看见：都是讨生活的人。

要理解这些"抗暴诗"抗的到底是什么，得先说清"新法"二字。

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1069年）。内容大致分两类：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整军的，有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目的就八个字：富国强兵。

苏轼并不反对"富国强兵"这个目标。他反对的，是两件东西：一是推行得太急太猛，二是落到地方上全走了样。

青苗法前文说过，本意是低息救急，执行中却硬摊派、加利息。免役法把原来百姓自己出力的差役，改成交钱雇人；本为减轻劳役，可穷户也要按户等交"役钱"，负担反而重了。有些地方竟出现"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的惨剧。

盐法、保甲法，也一样。盐专卖逼出私盐犯；保甲法把民户编成武装组织，地方上催逼演练，老百姓叫苦。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里早就提过不同意见。可书上了，没用。他一个地方官，改不了朝堂上的法。能做的，只有把眼睛看到的东西，写进诗里。

也正因为此，他才被派到杭州——而且是被"压"下来的。

苏轼自凤翔签判至今，已做官十年，以他的能力和资历够当知州了。中书省本要给他知州差遣，被刻意压下；皇帝也不好明着驳回，于是改批"通判杭州"——给了个东南大都会的"美差"，级别却降了半格。

这"美差"，其实是贬。

他心里明白。所以到了杭州，他写"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写"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美景是真，失意也是真。

四、表面嬉笑，内里忧愤

林语堂这一章最精彩的地方，是点出了苏轼诗的"反差"。

他说，苏轼在杭州写诗，题材杂得很：有戏谑讽刺的，有启人灵思的山水诗，有荡气回肠的爱情诗。有的轻松惹人笑，有的辛酸令人落泪。

可林语堂看得准：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打趣之下，"却是一片不安、失望、忧伤，甚至恐惧的气氛"。

这不是林语堂的文学想象。苏轼自己就写过这样的句子：

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

白话说：安静的天空中，受伤的鸿雁收拢着翅膀；明月底下，受惊的喜鹊还找不到安稳的枝头歇脚。

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写照。他刚在京城得罪了变法派，自请外放，离京避祸。人虽在西湖边，心里那道旧伤没好，对新政会往哪儿走，更是隐隐不安。

他给一位姓乔的老友（书中称乔太傅）写过一组诗，把这种心境总括得最清楚：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

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

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

意思是：人活百年不过三万天，一半在老病里耗掉。中间忧乐交杂，歌笑里掺着悲叹。颠三倒四不自知，简直被命运当玩意儿摆弄。过会儿也能笑出来，可万事终归像风雨散去。自从懂得这道理，早谢绝了少年时的热闹伙伴。

再看他写给孔文仲的诗。孔文仲是苏轼的友人，也因反对新法吃过亏。诗里写：

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闻声自觉聚，那复受絷维。

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金丝。

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

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

翻成白话：我本是山林里麋鹿的性子，谅不是拉车的马料。听见同类声音自然聚拢，哪肯再受羁绊。外人看那金鞍翠锦、玉勒金丝，确实华丽；我自己心里，只觉得厌烦。人生各有志向，这话我持守很久了。别人听了准笑，且说与老兄你听。

这两首诗，一首写"不安"，一首写"疏离"。不安，是对时局的直觉；疏离，是对官场荣华的冷淡。

林语堂由此点出一个判断：苏轼作诗，风格全任自然，"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朝廷最厌恶清议的时候，这种不加遮拦的笔法，迟早要惹祸。

这一句，是预言，也是伏笔。

林语堂在这一章里，还有一句闲笔式的总评：苏轼这个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下笔轻松，却点中要害——他写诗从不按套路出牌，起头轻松，中间插典故，谁也不知道结尾冒出什么。

这种"不可预测"，是他的可爱处，也是他的吃亏处。可爱，是因为真性情；吃亏，是因为在讲究站队、讲究避讳的朝堂，太真，就容易被抓辫子。

五、由"鱼和兽"想到"囚犯"——那组惹祸的诗

林语堂讲了一桩很有意思的写作细节。

苏轼爱和朋友唱和，动起笔来收不住。他常抓住一个题目，连写四五首，还用同一个韵。

有一回，他开头写天要下雪的气候：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朋友和了一首回来，他接着答，第二首开头是：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第三首：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远细欲无。

第四首：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那首"天欲雪"的开头，其实出自苏轼名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后面几首，是他就同一题目与友人周邠等人的往返唱和。周邠，字开祖，杭州人，与苏轼交好。

这批诗，本就是写给周邠、孙觉这些东南友人的私函唱和。在宋代，诗在友朋间传抄、唱和，是最平常的文人交往，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成"呈堂证供"。

林语堂说，麻烦出在第二首。

苏轼的思路，顺着"鱼和兽失去了自由"往下走，不知不觉，就跳到了监狱里被鞭打的囚犯——连囚犯的妻儿也被关进了牢里。

唱和要押前面的韵。押"逋"字韵，他写出"作诗火急追亡逋"；写囚犯逃亡，又写"岁荒无街归亡逋"。押"摹"字韵，他写"孤烟落日不可摹"；可一写到囚犯，笔下就成了"鹄则易画虎难摹"。

林语堂认为，"鹄则易画虎难摹"——画天鹅容易，画老虎难——分明是在暗指暴政。

这里可以补一个传统典故：孔子曾说"苛政猛于虎"。苏轼用"虎难摹"三字，未必是精心影射，却正撞在传统里"猛于虎"的意象上——后来审案的人，恰恰就顺着这个"虎"字去联想。

咱们不去夸大这句的"政治含量"。但有一点事实很清楚：苏轼写诗，习惯让心思自然流淌。由眼前自由受限的鱼兽，联想到人间身陷囹圄的百姓，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可恰恰是这种"自然"，后来成了把柄。审案的人把他的诗一首首摊开，顺着韵脚、顺着意象，逐字逐句地"猜"、去"对号入座"。一个诗人随手写下的联想，被当成了精心埋设的讥讽。

六、挖运河的民夫，与"三月食无盐"的农人

林语堂特意提到两类亲眼所见。

第一类，是被征去挖运河的民夫。运河是用来通盐船的，苏轼以官员身份去监督工程。天刚亮，号声一响，民夫聚拢开工。他只用寥寥几个字，就写出了那个场面：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白话说：人像鸭子和猪一样，被扔进泥里，互相溅得一身泥水，惊惶失措。

这不是比喻夸张，是监督工程时实实在在看到的景象。一个读书人，肯把眼睛低到泥水里去看百姓，这本身就难得。

第二类，是他在富阳一带行旅时写的。开头仍是清新的：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翻译成大白话：东风知道我要进山，特意吹断了檐间积雨；山岭上的晴云像披了顶棉帽，树梢头的初日像挂了面铜锣。

多俏皮，多鲜活。可笔锋一转，他写农民吃竹笋，顺带一句：

尔来三月食无盐。

——这三个月，竟然吃不上盐。

为什么？因为盐法专卖，把民间盐业掐死了，官盐又贵，偏僻山村的穷人家，常常连盐都买不起。王水照《苏轼传》里也记着：有些山村，"连续数月不知盐味"。所以"三月食无盐"，不是诗人的形容，是有现实依据的苦。

林语堂还说，苏轼要是放开了写，还会写：农民的儿子借了青苗贷款，跑到城里，在放贷处附近的酒馆里把钱挥霍一空，回家时两手空空，只学会了一口京腔。

这话对应的是什么？是青苗法在执行中的走样。

青苗法本意不坏：青黄不接时，由官府低息贷款给农民，免得被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可到了地方，官吏为了政绩，硬摊派、加利息，逼着根本不需要钱的人也来借。借来的钱"过眼青钱转手空"，转手就没了；农民为还债、为交税，大半年的时间耗在跑城里。

苏轼后来在《山村五绝》里写得更直白：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拄着拐杖、带着干粮，匆匆赶路去借那点钱；钱到手转瞬就空了。唯一的"收获"，是小孩子跟着跑，不知不觉学会了城里的口音。

这首诗，后来在乌台诗案里，被指为讽刺青苗法。"一年强半在城中"，成了"罪证"的一句。

青苗法在底层怎么走样的？王水照书里写得很细：立法本意是削弱豪强的高利贷，让农民直接向官府借低息钱。可地方官为了业绩，强行摊派，不要钱的人也被逼借。借来的钱层层克扣，遇到灾年根本还不上；官府严催紧逼，农民只好再向豪富借加倍的高利贷还官债，直到倾家荡产。国家靠青苗法赚了钱，底层百姓却掉了层皮。苏轼把这一过程，浓缩成"过眼青钱转手空"七个字。

七、一首完整的"抗暴诗"：《吴中田妇叹》

这一章里，最该摊开细读的，是《吴中田妇叹》。全诗八句，林语堂引得很全，咱们一句句过。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今年稻子熟得格外迟，只盼着秋风早点来。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可秋风一来，雨却像倒下来。锄头长霉，镰刀生锈——天一直阴雨，农具都沤坏了。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眼泪哭干了，雨还不停；不忍心看那金黄的稻穗，倒卧在烂泥里。

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农妇在田头搭个茅棚，守了一个月。好不容易天晴，抢收的稻子随车运回家。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肩背晒得通红，流着汗把粮拉进市集。可米价贱得可怜，简直像白送的糠秕。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为了交税，卖牛、拆屋、烧柴做饭。只顾眼前活命，哪还顾得上明年闹饥荒。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这一句最锋利：官府如今只要钱、不要米。因为西北边境要招抚羌族部落，处处要钱。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最后一句最沉痛。"龚黄"是汉代两位著名良吏龚遂、黄霸的合称，历来是"好官"的代名词。苏轼反用：满朝都是标榜"龚黄"的能臣，百姓却更苦了；苦到这步田地，还不如投水，去做河伯的媳妇。

整首诗，没有一句骂人，全是白描。可白描到最后，分量比骂人还重。

"官今要钱不要米"，指的是当时税法、役法改收钱币——农民不得不把贱卖的粮食换成钱去交税；"西北万里招羌儿"，指的是熙河开边，朝廷用钱去招抚羌族。新法本为"富国强兵"，可一层层落到农户头上，就成了"卖牛拆屋"的惨剧。

诗里两个典故，值得点一句。"龚黄"是汉代良吏龚遂、黄霸，向来是"好官"的代称；苏轼反着用，说满朝都是"龚黄"，百姓却更苦——这是最尖的讽。"河伯妇"更沉：战国时邺地风俗，为"河伯娶妇"把姑娘投入河中；苏轼说农妇宁可投水做河伯妇，是把"死"写得比"活"还轻。两个典一正一反，把"良法"与"活命"之间的荒谬，坐实了。

林语堂把这类诗合起来看，称作"动人的抗暴诗"。咱们去掉他的抒情，平实说一句：这些诗不是公开反叛，而是用写实的笔，记下民间疾苦、讥讽弊政。温柔，却有力。

八、弄潮儿与志士的孤独

苏轼也不是一天到晚苦着脸。

钱塘江八月观潮，有"弄潮儿"在水上作特技表演，红绿旗帜迎着雪白浪花。苏轼给他们编过通俗的歌，写得热闹好看。

他还写过一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也是写这钱塘潮。其中一首说：吴地儿郎自幼玩惯风涛，冒利轻生不自怜；末两句是"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这"明主"、这"斥卤变桑田"，后来被御史舒亶揪住，说是在讽刺朝廷的水利新政——明明盐碱地变不了良田，还硬要兴修。一首写弄潮的闲诗，也卷进了诗案。

可热闹是别人的。酒醒之后，他写过另一面：

众人事纷扰，志士独悄悄。

何异琵琶弦，常遭腰鼓闹。

三杯忘万虑，醒后还皎皎。

忧来不自寐，起视天汉渺。

阑干玉绳低，耿耿太白晓。

翻成白话：众人忙乱纷纷，志士却独自安静；这不像琵琶的弦，总被腰鼓的喧闹打扰吗？三杯酒能忘忧，醒来还是清清楚楚。忧思袭来睡不着，起来看天上星河渺远；玉绳星低低垂着，太白星亮到天明。

这就是他的常态：身在杭州的繁华里，心却在热闹之外。

林语堂说，跟着苏轼朗朗的笑声，我们也听见了怒吼和叹息；在鹭鸶的鸣声之外，听见了监狱里的呻吟；在水车的潺潺之外，听见了农村老妪的悲叹。

这话虽带感情，却说中了一件事：苏轼的耳朵，始终向着弱者。

九、燕蝠诗与"夜鸮"——那首后来惹祸的诗

这一章里，林语堂还讲了一个带寓言味道的故事，得拎清楚。

苏轼和友人周邠出游，遇到一位卸任北返的太守。这位太守说："我被夜鸮逐回矣。"

原来，他曾经带着一份呈文进京，请求简化"免役税"的征收办法。呈文递到一个税吏手里，税吏竟派武装侍卫把他押送出城。苏轼看了那份呈文，发现是个挺好的简化办法。

"夜鸮"是什么？太守讲了个通俗寓言：

燕子和蝙蝠吵架，一个说日出才是一天之始，一个说日落才是。俩人争不下，去请教凤凰。半路上遇见只鸟，那鸟说："近来没见着凤凰。有的说它请假，有的说它在睡大觉。现在夜鸮正代它执政呢。你们去问它，也没用。"

凤凰不在位，夜鸮掌了权——这比喻什么，不言而喻。

苏轼就这个意思，写给周邠一首诗，满篇消沉退隐之意：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

白话说：年来厌倦了繁华，反倒觉得淡泊更好；想要五亩地的小宅子，清清静静地洒扫。独游没能成，找伴也没人听。我们老苏家古来耿直，穷达听天由命吧。可何必学那燕子和蝙蝠，反复去争"一天到底从清晨还是黄昏算起"呢？

燕蝠争"晨昏"的寓言，实出于苏轼自己的笔记《东坡志林》。林语堂是把这则寓言和寄周邠的诗揉在一处讲，手法很巧，但咱们得知道，故事和诗本是两个出处。

这首诗妙在收尾：他笑自己，也笑世人，像燕蝠一样，总想去争那点虚名虚位。可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清醒，让当权者不舒服。

十、诗被刊印，呼声再不能被无视

林语堂在这一章快收尾时，点出了最关键的转折。

他说，这些诗被当权派"收集去仔细研究"。单独看，哪一句都只是偶一置评；合起来看，却像蚊叮虫咬，刺痛、烦扰、让人睡不安稳。

更要命的是，苏轼的好友王诜——一位驸马——把这些诗刊印了出来。

王诜是驸马都尉，与苏轼交厚；后来也因这层关系，在诗案里吃了罚铜的处分。一部诗集被正式刊印，在宋代不是小事——它意味着这些诗走出私人书斋，进入公共视野，再也不能当作"文人闲笔"轻轻放过。

这在当时，是个要命的举动。

苏轼的诗文集，到元丰初年出了个增订本，叫《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而恰恰就是这部"钱塘集"，在后来的乌台诗案里，成了主要的"罪证"。

乌台诗案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却是第一桩"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

为什么一首诗能有这么大力量？

因为那是诗最通俗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句，比长篇大论的奏章传得更快、记得更牢。而苏轼，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诗在文人雅集上是要被诵出来的。

林语堂说："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这句话，放在当时，是政敌的恼火；放在后来，是历史的伏笔。

十一、离开杭州：密州的艰难与诗的成熟

熙宁七年（一〇七四）九月，苏轼的杭州任期满了。

他弟弟苏辙（子由）那时在山东济州，兄弟俩多年没见。苏轼申请调去山东，获批，升任密州太守。密州离青岛很近。

携家北上之前，苏家买了一个十二岁的小丫鬟，叫朝云。这姑娘后来在苏轼生活里分量极重。

密州和杭州，是天壤之别。

那地方穷，主要长麻、枣、桑。官员的薪俸也减了。苏轼在《杞菊赋》的序里写得又心酸又好笑：

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翻成白话：我做官十九年，家越来越穷，俸禄还不如从前。调到密州（胶西），本想总算能吃饱；谁知道厨房空空，愁得慌。天天和通判刘延式在古城废园里，找枸杞、菊花来吃，摸着肚子相视一笑。

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吕惠卿当权，又推行新的所得税法。免役税的分派，远远超出县里百姓的承受能力。

苏轼这时期的诗里，写过儿童死在路边、写过埋尸、写过自己的热泪。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提起，说自己救了三四十个饿得不成样子的孤儿，接回家抚养。

他在密州，不光写诗，也实打实为民请命。密州连年旱蝗，苏轼接连上书：先有《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再有《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如实反映灾情，请求豁免秋税、暂停催收青苗钱。他在信里说得沉痛："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更警告，若不救济，"寇攘为患，甚于今日"，"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逼急了，老百姓就要铤而走险。

有意思的是，这时他对免役法，已不再全盘否定，而是提改良意见，与执政者商量着办。这正说明他的"抗暴"，始终盯着"百姓苦不苦"，而不是死守派系立场。

林语堂有个判断很准：这也许是苏轼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日子；可奇怪的是，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写出了最好的诗。

到这时，他诗里的愤怒和火气退了，只剩下安详、平和，和对时运的顺受。他越来越爱陶渊明。在密州写的《西斋》《吏隐亭》《望云楼》，都是这种宁静：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

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读这些，你看不见激昂，只看见一个人和天地慢慢和解。

可"抗暴"的心没变，只是换了法子：不再指着鼻子骂，而是把百姓的苦，安安静静地记下来。

他写给弟弟子由的词，最见这种深情。从杭州赴密州途中，他写了一首《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到密州第二年，熙宁九年（一〇七六），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写的是兄弟情，也是写他在人间风雨里，终于学会了"此事古难全"的豁达。

这首词写于熙宁九年中秋。那时他与弟弟子由已七年没见。"千里共婵娟"，是把七年的相思，压进五个字里。

十二、那些诗……

林语堂这一章，末尾已经埋好了线：诗被收集、被研究，呼声再不能被无视。

咱们顺着这条线，往后看五年。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衙门的平静被打破。钦差当堂抓人，苏轼一开始以为必死——他甚至和长子苏迈约好：平时送饭只送菜与肉，一旦得知凶信，就送鱼为号。有一回苏迈临时离城，托人送饭，那人不知这约定，送来一条鱼；苏轼大惊，以为死期到了，在狱中给弟弟子由写下诀别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桩"送鱼为号"的轶事，宋人笔记多有记载，细节或有演绎；但苏轼在狱中自料必死、与弟诀别，则见于其《狱中寄子由》诗，可信。

这场逮捕的由头，是他就任湖州时按惯例上的《湖州谢上表》。表里有一句谦退的话："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就这"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被人读出了"讥讽朝政、反对新法"的味道。

八月十八日，他被押解入京，关进御史台。

审讯的玩法，朱刚《苏轼十讲》说得很明白：就是把他的诗一首首拿出来，逼问他每一句"讥讽"了什么。审讯记录，简直就是一部逐句解读苏轼诗的"诗话"。

而最主要的"罪证"，就是那部《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是他在杭州时期诗集的增订本。

御史舒亶、李定、何正臣等人轮番上章，指认他的诗"谤讪"。

咱们这一章里读到的那些诗，大多在其中：《吴中田妇叹》自不必说；《山村五绝》里"尔来三月食无盐""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讽刺盐法、青苗法；那些写囚犯、写民夫的诗，被指"动摇民心"。

为什么一首诗能要人命？得说说宋代诗的位置。

在宋代士大夫圈子里，诗不是藏在抽屉里的私货。它要唱和、要题壁、要结集流传，是公开表达的最主要文体。一首好诗，几天就能传遍士林。苏轼又是顶流——他的诗在酒席雅集上被人诵，在书肆里被人买。乌台诗案的特殊，在于它是第一桩"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过去文字获罪，多是匿名谤帖；苏轼这回，是堂堂正正印出来的诗集，被人逐句拿来"定罪"。

审讯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天。御史台逼他交代每句诗的"讥讽"所指，他一首首自辩，说不过是写景、记游、抒怀。可案子早不是"诗"的问题，而是政治：新法正当其时，任何"动摇"都被视为攻击。

案子到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结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等于软禁。受牵连的还有几十人：王诜罚铜，苏辙贬官，司马光等一众老臣也被罚铜。一场"诗狱"，把半个士林都卷了进去。

林语堂管这章叫"抗暴诗"。如今回头看，这名字竟是一语成谶——

这些诗，真的"抗"到了某种暴；也真的，成了"罪证"。

十三、诗以抗暴，是一颗民本之心

写到这里，得说句公道话。

苏轼不是不知道闭嘴。

林语堂这一章里列了一串人：韩琦、欧阳修已死，富弼、范镇退隐，司马光埋头治学，张方平纵酒自遣，连弟弟子由都"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

当时反对新法的那批老友，分散在东南各地做官，都学乖了，把意见压在心里。

只有苏轼，"不够圆滑"。

他看见百姓在水深火热里，就写。知道诗会传到京师，也毫不在乎。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姿态"。林语堂爱用这类词，咱们不去跟着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