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有1700万人口，流传着一个“荷兰有1700万个国家队主教练”的说法，每逢重大足球赛事之际，荷兰国家队主教练总是被置于社会的聚光灯下，被指指划划，评评点点，特别在社交平台如此发达的当下。
我现在也看看球，看值得看的球，当一回荷兰主教练，和友人聊聊荷兰国家足球队的得失，但都只是过过口瘾而已。
我迷恋足球，那是年轻时候在中国的事。我现存的五本在中国写的日记中，几乎记录了现场或者通过电视看过的中国和广东足球队的每一场赛事，尽管有时是很简单的一两句。
来荷兰当记者当了半辈子，也不时要和足球打打交道，和关心中国足球的荷兰华人侨领交往，和他们一起迎接来自中国的球员和球队，写写报道，刊登在《星岛日报》欧洲版上。我在荷兰公共媒体“荷华传真”的时候，甚至主持过每星期一分钟的体坛节目，在星期一的新闻之后，以极快的语速报道过去一周的荷兰体坛大事，讲的主要也是足球，因为周末荷兰的职业足球往往又打了一轮比赛。最近因为该电台的节目已经被荷兰视听博物馆上了网，下载听听，真像那么一回事。
后来，也卷进了中国人来荷兰购买球队的种种新闻中，见识了来荷兰甲级俱乐部踢球的中国球员。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我曾经在当地一份华文报纸以路人丁为笔名，写过长篇连载《永远的十四号——克鲁伊夫小传》，配上从网络搜集的照片，阅读量很高。不过，这个长篇没有写完，我就离开了该报。在长篇连载之前，我写了一个序言，记录了写这个连载的初衷，其中说：中国足球之败，固然有许多因素，但是，中国显然缺乏一种浓厚的足球文化，不是把足球作为足球来投放全副身心，而只是把足球作为一块敲门砖，仅仅为了获得点表面的风光，因此胜则骄，败则馁，在世界足坛永远是一个店小二的角色。
不过，序言中也写道：路人丁之言，未必真理。但是，“看看克鲁伊夫和荷兰足球是怎样走过来的，人们不得不探讨，荷兰这个弹丸之国，为什么能够成为足坛的’无冕之王’，为什么诞生那么多世界级的球星，当然，又为什么始终未能捧起’女神杯’？”
这也姑且看做是笔者过过笔头之瘾而已。
本届世界杯，我看球的兴致更高了，因为能让我兴奋的场次更多了。世界杯举行的6月和7月，明显睡眠不足，因为有些场次是半夜的。家里人说我眼圈也黑了。但每天到了球赛时间，一杯小酒，一碟花生米，我在这个老者就沉浸在极乐世界中。
作为一个在荷兰的华人，我首先不放过荷兰队的每一场比赛；其次，这次决赛又增加了人口只有10多万的库拉索，这可是又一支荷兰队啊，叫荷兰二队甚至三队、四队悉听君便，但教练是荷兰名帅，这是没错的；再次是非洲的佛得角，这支队伍三分之一的队员在荷兰长大并接受了荷兰青训，而且还有队员在荷兰俱乐部效力；再有就是摩洛哥，这这支球队进步神速，已经毋容置疑位居世界劲旅之列，其中一些主力队员，也出自荷兰的青训体系，尖刀人物塞巴里（Ismael Saibari ）在荷兰豪门PSV担任箭头，从青年队一直踢到成人队，踢了六年足球，为PSV夺取多项名誉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世界杯后他就被欧洲另外的豪门挖走了；当然，荷兰人也承认，如果荷兰队被淘汰了，比利时队就是他们下一个追捧的目标，虽然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相互调侃讽刺不断，但毕竟是有亲缘关系的邻居，因此比利时队也是我这个具有荷兰身份的球迷关注的。最后，阿根廷队是必须看的，除了因为有梅西及其可以把足球玩得那样出神入化的团队，还因为大荷兰的王后就是阿根廷人嘛！
此外，凡是有著名球星的赛事，绝对不能漏，除了梅西，还有哈兰德、姆巴佩和那个少年天才亚马尔表演的场次，那基本不会错过，而且，我喜欢的球星越来越多了。
中场不慌不忙的倒脚，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风暴前的平静；猝不及防的射门，则是检验枪手是否精准的考试，是堤坝是否固若金汤的见证。还有加时战和互射点球的刺激，特别在那比分接近的时刻，每分每秒，都牵动着球迷的心；一射一扑，那是一场一箭定江山的伟业。而这一切发生在须臾之间。
可看的实在太多。观看球赛时，我都希望我心仪的球队能赢球，即使如库拉索对德国，哪怕只是一个痴痴的梦想，但是也为他们传出的每一个好球兴奋，为他们射进的一球雀跃，为他们的最终失利扼腕。这可能就是球迷情结吧。
其实，我多么希望中国队也能再次真真实实打进决赛圈，能为我多巴胺的喷发增加一个机会，在必看的榜单上增加一个名字。但我这把年纪，等得来吗？太悲观了？但愿。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能穿越回我的年轻时代，多好！
我怀念中国几乎冲进世界杯的1982年，我至今仍然认为，以苏永舜为主教练，以容志行担纲的中国足球队，是史上最强的，那时的足球，是最纯洁的，最干净的，他们所走的足球之路，也是最值得效法的。
我接触足球是在念小学的时候，要知道，我念的是海珠区的宝玉直街小学，而宝玉直街小学靠近宝岗球场，和宝贤大街小学相邻。宝玉直街小学和宝贤大街小学都没有足球场，要踢球，就到宝岗球场。
宝贤大街小学？不就是中国足球明星容志行的母校吗？
现在，宝贤大街小学干脆被宝玉直街小学吞并了。
是的，容志行比我长两岁。我和容志行不熟，但我居住的堑口同丰里，却有不少小伙伴和容志行一起踢过球，甚至是同学，如紧挨我隔壁的梁医生的第四个儿子梁兆贤，就是容志行的同班同学，小时候经常在宝岗球场旁边的空地上看到容志行和他们在踢球。
他们往往在空地上每隔一米就摆上一块砖头或石块，有那么一溜，左右开弓，做着盘球过人的动作；或者围作一圈，脚踢或者头顶，就是不让皮球落地；或者一人当老鼠，其他人盘带或传球，就是不让老鼠拿到球，否则就要自己出去当替罪鼠，换下原来的；人多了，就分开两队，在旁边的空地玩起小足球。即使后来容志行被招进了广州二沙头的业余体校，但宝岗球场也依然可以看到容志行的身影，因为他家就在附近。
怀念宝岗球场一北一西的两个门口。门口之间那浅黄的低矮平房就是办公室和仓库，常常看见足球小子们从那平房兴高采烈地走出来，脚下必然是他们心爱的足球。
这是世界上所有的足球小子的启蒙吧，而且往往都是贫民区常见的景象。但是，要造就高水平的足球运动员，还是要从小进行系统的科学训练。
（容志行和他的两个弟弟）
容志行中学念的是26中，在小港路，不算重点，但是他两个在围棋上很有造诣的弟弟，容定行和容坚行入的却是广州实验学校，和我是校友。但是，容志行已经团结了一群河南的足球小将。比如我在这个系列文章中提到过的街坊潘海昌（海仔）和杨永坚（原名杨妹仔），还有堑口长庚里一位叫冯家廉的足球小子，后来都进了宝岗业余体校，踢得很不错的足球。他们在海幢一小念书，这本来是个俗称“民办鸡”的学校，在坊间又有“烂仔学校”的鄙称，升中的比例很低，我那学习不争气的妹妹就入读这所位于堑口宝贝里的小小的学校，但是，该校却曾经拿了海珠区小学的足球冠军，一时声名鹊起。
中学时候，我逐渐放弃了乒乓球而爱上足球，因为广州实验学校就有个小型足球场。但是，踢球的人很多，体育室也限制足球的外借，如果自己有个足球，那就随时可以开波了。
我记得，我们几个男同学到当时的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太平冰室旁边一家文体用品小商店，专门出售廉价的残次商品的，几个男生死皮赖脸，你一言我一语，怂恿同学叶邦彦买了一个小足球，当时，就他有这个经济能力。
可是，我们找错了金主，叶邦彦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语文科代表，根本不爱体育，自己从来不踢。让他每天带着小足球上学，像每一篇描述球星小时候故事的报道那样，那是天方夜谭。我们过了几天的瘾，他说什么都不愿意拿着足球上学了。这个小足球命运如何，只有他这个后来的华南工学院教授知道。
一天，学校的体育老师说，宝岗业余体校招人，希望我这个体育委员能组织一些同学去报考。
我们去了，人还挺多的。先是进行基本体能的测试，比说60米跑什么的。然后是足球基本动作的观察，带球射门什么的。很遗憾，我们去的这一拨同学，第二关就全刷下来了。
广州实验学校也有被我认为踢得较好的高年级哥哥，当时是我们的偶像，清楚记得一个叫黄达人，一个叫梁清，还有一个好像叫陈家韬还是类似名字的，没有报考。可能当时市实是中学教学改革重要的试点，他们志在上大学，只满足于在学校的小操场称王称霸。下午放学后，市实的小球场也挺热闹的。
我那蹩脚的球技，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练就的。比如说，我不会盘球，更不会假动作，把球像扭花那样绕来绕去；要过人就把球往前一推，和对方来个赛跑，毕竟短跑和冲刺是我的强项。但这套伎俩很容易被对手看穿，一个阻挡就把皮球夺走了。
但是，市实似乎真的没有足球人才。记得有一次，以上面提到的几位学长领衔的市实精英队，应战海珠区后乐园小学的足球队，中学生居然打不过小学生，被小球员盘得团团转。
这种足球场上大人踢不过经过训练的小孩的情况，非常普遍。多年后，当我入选广州师院的校队，一次随队到广州五中打友谊赛，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大人也输了，在中学生的讪笑中灰溜溜地离开。
我喜欢体育，但有强项也有弱项；我也不迷恋体育，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反而是对各种文化知识的吸收更有兴趣。上了中专之后，迁到德坭西路的长征提琴厂上课，离西村工人体育场很近，因此，偶尔也到西场踢踢球。
当时，这里是广州工人队的训练基地，而这时，容志行也成人了，已经进入了广州工人队，因此，也远远看到过容志行和他的队友在这里训练。但广州工人队寂寂无闻，容志行也还不是大明星，没有多少人围观。我们看到大球场被占了，就到上面的小球场，和一队什么样的散仔队踢上一场，过过瘾。
只是到了二轻工业学校毕业分配的时候，所有各班都住进了广州鹭江的公交干校，除了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斗私批修，怀着一颗红心作着两种准备之外，晚饭后的时间是自己的，那里有个足球场，我们几乎天天踢球，班与班之间比赛，寻着乐子有差不多一个月。
记得1967年，广州武斗正盛，民间又传说有劳改犯跑了出来，一些道路都被民众封锁了。于是，我们晚饭后就在南华中路上踢一场小范围的足球，用几块砖头摆上个小球门，两个对两个。我和梁兆贤配对，对阵潘海昌和杨永坚。
那时，踢得最差的就是我。玩颠球的时候，他们都能用两只脚轮流地连续让皮球颠上几十次，而我只能用一只右脚，颠了几次皮球就掉下来了。我们老输，连梁兆贤也很看不起我，他毕竟是宝贤大街小学毕业的，是容志行的同学。
这很伤我自尊。后来，我上大学后，曾经苦练过这门在足球圈必须露一手的基本技艺，但总练不会，脚板就是不听话，更不用说十二点触球了。我终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踢足球的基因，能够进入广州师院的校队，只是因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而已。
但我依然喜欢足球，那是孩子的天性，是专一的感情；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学业很优秀，但就是踢不好足球，因为我根本不是这块料。
总结我的足球小史，我首先发现，大凡少年时代进过业余体校的，都能踢得很养眼的足球，他们动作协调，让皮球沾在脚上。比如说，童年的玩伴潘海昌和杨妹仔，念中专时候的同学麦炳堂，在街道工作期间的陈成旺、周伟雄，大学时代的于家宁等等。我想他们都有一种足球基因，这应该是那些教练的慧眼不会放过的，否则进不了业余体校。西班牙的亚马尔，荷兰的西蒙斯，都是这样的天才孩子。
一个社会 ，如何造就适合这些天才的气候，是话事人需要注意的啊，总不能看其父母的背景，或者以他们能够进贡多少再决定取舍的吧。
其次，我还发现，作为职业足球员，就是得把自己摆放在全民的目光之下。民众的力量是不可言喻的，可以为你声嘶力竭地加油鼓劲，也可以排山倒海地给你送去国骂和省骂，就看你踢得好不好，是否技不配位。即使是足球明星，也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处理好每一个球。这也许叫做足球意识吧。
在平民文化非常盛行的广东地区，给运动员起绰号是常有的事情。不说香港足坛关于“大头仔”，“牛屎”的花名落在谁的头上的趣闻，后来中国国家队广东籍的古广明被称为“古仔”，称赵达裕为“矮脚虎”，那是昵称。我那个时代的广东足球队，圈中人把杨子璇称为“大哥”，但是他却有个“癫狗”的绰号；把状态不稳定的门将张守云叫作“失守云”，把廖德营叫“尿斗”，已经是平常的事，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黄福孝的绰号居然是“污嘴狗”，令我为这个同姓大哥抱不平，曾经和小伙伴吵架打了起来。关辉舫的绰号是“钢条”，但是，旗下宝岗业余体校的门生，也就是我的童年玩伴居然背后称他为“瘦佬舫”。不过，“瘦佬舫”不恼，和孩子们相处融洽，当他的太太生育的时候，门生居然为其准备了一锅猪脚姜，然后回到街道，向玩伴们津津乐道如何冒雨给“瘦佬舫”送猪脚姜的故事。听得我们是羡慕妒忌恨，垂涎三尺，不是为了那锅孩子们不吃的猪脚姜，而是他们居然和我们心仪许久的球星有这般亲密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事，容志行没有绰号，小伙伴们叫他志行，我的邻居梁兆贤也称他为志行。直到“志行风格”一词被那个《中国体育报》的大记者邱镇祁发明而举国知名后，才想到容志行的确口碑很好，人气很旺。球技固然是一个因素，而且他好像从不会因为技艺的高人一等而得瑟摆谱，而是兢兢业业踢好每场球。
1983年2月27日，容志行在广东省体育场，也就是广州人口中的东较场举行告别赛，比赛的双方是广东队和中国青年队，容志行上下半场分别代表双方出场。那天的比赛我去看了，可以容纳二万多人的球场坐满了。比赛结束后，容志行绕场一周对球迷表示感谢，人们“志行、志行”地喊着，显示的是一番兄弟般的情谊，场面颇为感人。
但是，让邱大记者沾沾自喜的“风格”论却未能促进中国足球的进步，反而是每况愈下，可见“风格”、“精神”这类标签除了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还说得过去，而在国际体育竞技场上没有丝毫的威力。并非因为在广州师院为《足球报》写稿时候，我们这帮愣头青和这位邱大记者发生过一些不愉快，而是我本能的质疑：搞体育，还是得按照体育的规律。体育，就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踢球哪有什么精神风格可言，要的只是一帮脚下有功夫的血性男儿。
我还发现，一般而言体育尖子们读书都不怎么的。像谷爱凌那样各个领域都能拿金牌实属罕见，但是足球小子很多是些喜欢逃学的顽童，课室和课本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桎梏，一块空地才是他们的乐园。这是上帝的安排吗？他们诚然在学校当不了学霸，甚至考试不及格，必须留级，但是，上帝为他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却为他们打开另一扇窗子，让念不好书的他们，让来自贫穷家庭的他们的特殊才能得到发挥，让他们能够谋生，能够获得自尊，甚至能够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千百万人敬仰的偶像。而这，正是上帝特别给他们的机会，是我们这些念书时候成绩稍好一点的所谓优秀学生要不来也抢不走的机会。因此，千万不要小瞧野孩子，他们当中，也许有若干日后的体育巨星正在玩耍游戏，撒野打闹，说不定还得罪了您。
这就是体育的魅力！我街坊梁兆贤的侄儿梁兆龙读不好书，就爱玩，老闯祸，家里人把他送到广东羽毛球队，后来不也有了些成绩，现在还活跃在广东羽坛上吗？我笔下的荷兰的克鲁伊夫，小时候不也是一个专门捉弄老师的调皮孩子吗？难道因为他踢球踢碎了您的窗玻璃就大动肝火吗？
几十年了，从海内到海外，早已不踢球的我心里那个足球还是不停地滚动，也写过不少关于足球的报道。荷兰华人支持中国足球的行动是实打实的，并非作秀式地捧捧场，请吃一顿饭也扯起一面什么旗帜昭告天下。作为记者，我没能赶上和谢育新在荷兰见上一面，但是，见过很多很多中国体育明星，而后来的张玉宁父子也是碰上了，不止在张玉宁当时效力的荷兰甲级俱乐部维特斯的球场、更衣室里，也在中国大使馆的宴会大厅中。至于荷兰侨领杨华根和华人足球经纪张机和，更是以极其务实的行动，为中国足球添柴加薪。这些年，有不少中国足球界人士来过荷兰，或者经过作为欧洲交通枢纽的荷兰，他们或到机场接人，或到现场观看，或安排居停，或设宴洗尘，付出了不少时间、金钱、精力和心血。
张机和，这位当年香港的职业球员，荷兰华人足球队的教练，后来也成了中国女足的技术分析员，为女足的崛起和教练们一起殚精竭虑，中国女足有今天，荷兰华人也有贡献。关于为中国男足选帅一事，他们也作过努力，因为事关敏感，不便透露。但是，商人王辉收购海牙足球队的故事和种种波折，却是荷兰媒体公开披露的，我们不隐瞒，不护短，为此荷兰一网还和收购海牙俱乐部的团队见了一面，在荷兰瓦瑟纳尔（Wassenaar）一家Van de Valk酒店。
除了撰写荷兰球王克鲁伊夫的故事，我还撰文论及荷兰的足球制度和青训体制，不过 ，这已经超出了《同丰里十七号》系列的范围了，以后有机会，可能放在《我的下半场》系列中叙述吧。但我始终纳闷，重金掷了，外国教练和球员聘了，名嘴们滔滔不绝地喷着各种高见，而各种可笑的文章继续丢人现眼着，沉湎于蹴鞠发源地之花拳绣腿，却始终找不到现代足球的魂，或者，一切被各种各样的黑黑走了。14亿人口的中国啊，其他领域的天才比比皆是，怎么就挖掘不出几个足球天才呢？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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