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世界数千年古代文明史，只有中华文明呈现出“分久必合”的独特发展规律。根据历史经验可以提炼出统一战争宏观空间进程中重复出现的几条规律性现象：“中原”是分裂时期各方新兴势力“逐鹿”的主要“竞技场”；围绕“中原”这一各方争夺的核心区域，“边角形胜”与“高屋建瓴”的地缘态势常常起到关键作用；秦岭—淮河一线位于“逐鹿”战场地理位置的最南缘，南方政权一旦丢失此线即意味着在天下大势中“出局”，指望依仗江海之险负隅顽抗、以武拒统从来都不可能成功。上述规律性现象之所以在古代统一战争中多次“复现”绝非偶然，它实质上体现的是我国自然地理和交通地理格局在千年尺度上对宏观战略地理大势的稳定投影。
关键词：分久必合 统一战争 逐鹿中原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冀，天水师范大学秦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自秦灭六国，“大一统”初次从一种政治理想成为政治现实。由秦汉“大一统”王朝肇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民族融合开始加速、文明认同得到巩固，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也正因如此，重建统一往往成为“乱世”诸多分立政权中势力较强者的首要目标，“割地称王”从未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这与世界许多古代文明最终分崩离析的结局截然不同，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在军事史上最为集中的体现。
从古至今，围绕“统一与分裂”话题的讨论经久不衰，近代以来的诸多学术名家围绕中国地理大势与统一趋势、秦率先统一中国的历程及原因、“大一统”与民族融合、未来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与策略、武力运用在完成统一大业中的必要性等问题提出过一系列重要史实和理论框架。显然，这一领域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于故纸堆中、象牙塔里“闲听花落”得来的空洞学问。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阐述中国古代统一战争宏观空间进程的若干规律性现象，并对其中的深层原因做出初步的推论。
由于学界对于究竟什么才算作“统一”存在争议，尚无绝对一致的客观标准，因此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对讨论边界加以限定是很有必要的。考虑到自秦代以来历朝疆域虽屡有盈缩，但以古代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即传统农耕区维持中华文明“统一性”“连续性”特征的整体趋势最为明显，本文对于古代大多数时段“统一”与“分裂”的定义是：若在胡焕庸线以东、长城一线以南大体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即可算作古代史意义上的“统一”；反之，则为分裂。这也大体符合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所提出的“第二统一标准”，也就是“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按照这个标准，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这10个王朝可以视为“大一统”王朝（北宋的地位略有争议，但此处不妨依传统观念计入以方便讨论）。本文讨论与“统一战争”相关的规律性现象，主要包括在明确了“统一”概念的基础上所定义的三种情形：历代“大一统”王朝立国时削平割据势力（分立政权）的战争，这是讨论的重点；有较为明确改朝换代目标的历代农民战争，如隋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等（两汉和明代之立国可同时归入第一类情形）；各个朝代由重大内乱所引发分裂进而导致或几乎导致改朝换代的战争，如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隋末杨玄感之乱等，可视作位于统一战争反面的典型事例，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群雄逐鹿在中原，自古王业不偏安
历来常以“逐鹿”一词指代群雄武力争夺“天下”，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捕获韩信的谋士蒯通后打算将其烹杀，蒯通辩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此后每逢乱世，参与“逐鹿”者常常引以自喻。如石勒曾放言：“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到了隋末唐初，“秦失其鹿”的典故又翻版为“隋失其鹿”。
后人总结出两个成语：“逐鹿中原”，指乱世群雄争霸的舞台必在中原；“鹿死谁手”，亦往往指由谁来结束乱世、重建统一。下文将重点围绕这两个成语展开讨论：何以“逐鹿”必在中原？“鹿死谁手”的结局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看有无规律可循？这里先谈谈“逐鹿中原”何以成立。
首先需要定义一下什么是“中原”。“中原”一词的概念可依其广狭粗分为三种：最为狭义的，仅指今河南省中部一带，以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一线为中心，用法如“晋、楚治兵，遇于中原”“问鼎中原”；中等意义的，包括黄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地区（含渭水流域），山西高原，整个淮河流域以及南阳盆地和汉江中、下游，用法如“此去中原三里许”；广义的，即代指历代“中原王朝”的汉民族主要聚居区域，可向南扩展至四川盆地、几乎整个长江流域中下游、珠江流域、钱塘江流域及闽江流域，用法如“入主中原”。可以看出，越广义的用法在文史作品中出现时代越晚。本文所讨论的一般指中等意义的“中原”概念，并主张：从统一战争战略全局的视角来看，古代中国只有唯一一处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即中等意义上的“中原”。理由主要有三条：历代统一战争的决定性战役，绝大多数的战场位于“中原”，这也就是所谓“逐鹿中原”的本质；历代结束分裂、再造盛世的新兴“大一统”王朝，其在赢得统一战争胜利之前的“基本盘”或曰根据地，位置绝大多数在“中原”范围内；通观历代统一战争的地理进程后可以发现，新兴的“大一统”王朝在统一战争中确立战场的绝对优势、从而能够碾压割据势力（分立政权）或“传檄而定”割据区域，时间节点几乎都在其完全控制“中原”之后，而不是之前（也可以将第三条理解为第一条的结果）。
那么，“中原”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地位为何如此突出？以至于这种地位甚至并未随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迁移？这是很有必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如果我们画一张专题地图，将历次统一战争中决定性战役的战场位置连点成线，就会发现这些古战场的分布大体呈现出“一横两纵”的格局。其中的横线走向与今陇海铁路基本一致；西边的纵线与今京广铁路走向基本一致（其南段略向西偏移至江汉平原一带，而京广线在相应纬度地区直接向南穿越了大别山区，但古代大道穿山较难）；东边的纵线与今京港高铁走向亦较为接近。这直观地说明了“中原”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地缘态势确是围绕着主要交通线展开的，而北方平原地区的陆路交通基本格局则在至少2000年的时间尺度上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交通线对大兵团的兵力投送及后勤补给至关重要，自然而然就成为战略地理格局中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二、边角形胜西北优，高屋建瓴居上游
如上文所述，古代统一战争的决战往往围绕“中原”地区“两纵一横”的交通干线展开，是历代“逐鹿”之争的绝对核心区域。但中等意义的“中原”本身仍是一个范围极广的宏大地理单元，其内部可细分为多处次级地理单元，如关中平原、山西高原、山东半岛、南阳盆地等。若假定这些次级的地理单元在“逐鹿”中的地缘战略价值都是相等的，则不但过于大而化之，且不可能符合历史事实。这里有两点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注意：
一曰“边角形胜”。虽然中义的“中原”确为“兵家必争之地”，但狭义的“中原”即今河南省郑、洛一带，因其四面受敌，很难摆脱内线作战的劣势，主要体现为不但难以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且容易四面树敌而使自身成为敌方“近攻”的目标，典型例证如战国之韩、魏，隋末之李密、王世充。以狭义的“中原”地区为“基本盘”，不能说毫无胜算，但是对决策者的运筹及运气都要求较高（如魏武帝、宋太祖）。反之，中等意义上的“中原”之较为靠边角的部分，是乱世之初“落子”的理想选择，这有一点像围棋。
二曰“高屋建瓴”。这是一条用围棋无法模拟的古代军事地理规律。因围棋棋盘是一个绝对对称的理想几何图形，但现实地理环境则区域差异明显，远非对称。这种不对称性就导致了，在分裂时期“开局”时，“逐鹿”势力的“基本盘”以位于河南的西侧（如汉唐之关中）或北侧（如光武之河北）为较优的地理位置，东侧、南侧就相对较差。在汉唐时代及更早，又尤以西侧为最优，即古人所谓“高屋建瓴”。唐代之前关中地区的区位优势就是大河上游尤其是黄河上游的战略地理优势。而关中地区恰好又位于中原腹地近旁，便于出关“逐鹿”，且攻守两便，其战略地位比黄河上游远端的甘肃或长江上游远离中原的蜀地更加突出。
大河上游的战略地理优势与地势的高低直接相关，但其作用机理则不同于战役战术层面的“制高点优势”。最为关键的因素应当是顺流而下便于进行大规模的兵力投送及后勤补给，而逆流输送则较为困难。前人曾提及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如：黄河上游恰好是良马的重要产地，可提供骑兵优势；汉唐及更早时代，黄河中上游的生态环境相对较好，农、牧业承载力较高，也就意味着能够提供较多作战物资与兵员支撑。本文不否认这些因素客观存在，但无法解释为何其他的良马产地难以成为新兴统一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无法解释为何大一统王朝极少从生态环境承载力更为优越的南方地区率先崛起。
从南方的战略地理形势看，长江流域也大体符合“高屋建瓴”的地理规律，即上游对下游具有明显的优势，只不过长江流域的大战多发生在统一战争的扫尾阶段（有个别例外如赤壁之战、鄱阳湖之战），绝大多数时候对全局不起决定性作用。
由上文所述可知，“边角形胜”和“高屋建瓴”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存在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为什么同样是围绕着中原腹心的边角地带，居于西北者常常能够拥有“高屋建瓴”的战略优势，而“屈居”东南者往往就只能“偏安一隅”甚至日渐穷蹙？这显然与中国地形整体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正相吻合。《淮南子·天文训》说“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它反映了古人对于中国宏观地势一种朴素直观的感受，即西北方向似乎更高、天空更广阔，而江河泥沙都朝东南方汇集。这种宏观格局的不平衡，使得西北一方天然就容易居高临下压制东南一方，从而深刻地影响了“鹿死谁手”的结局。
三、淮河由来限南北，困守东南不可为
在“逐鹿中原”的尘埃落定之后，高耸的山脉、大江大河或海峡等地理屏障往往成为统一战争后期的明显阻碍。但历史经验表明，地理屏障只能一时延缓统一的进程，而无法完全阻止统一的大势。西晋名臣羊祜在《平吴疏》中对此有过一番经典的议论：“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当然这倒不是说必须双方实力完全对等才能维持战略均势，更不意味着双方实力差不多就一定能维持均势，否则谋略就毫无用处了。但如果双方实力对比已呈碾压的态势，幻想单凭地形险阻就“以一隅抗天下”，显然属于痴人说梦。
历史上多数统一战争的战线是由西—北推向东—南的，往往在统一战争初期，水面优势会暂时属于割据东南的一方，而非新兴的中原王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鹿中原”的获胜一方在其控制区内恢复了经济元气，那么假以时日它终将具备足够的财力来发展诸如水师等昂贵的特殊兵种，用于完成统一战争的“最后一击”。同时，拿到完整的“中原”，也就意味着具备了训练水师及建造舰船的理想场所，即淮河一线（也包括西面的汉江中游）。这也解释了为何秦岭—淮河一线常常成为南北双方对峙的稳定界线，而不是水面更加广阔、看似更加难以逾越的长江。
以往在论述为何秦岭—淮河一线能够成为中国自然地理与军事地理的“双料”南北分界线这一问题时，无外乎如下几种观点：或曰此线以南气候湿热，北人无法适应；或曰淮河以南水网密布，北方的骑兵优势与后勤补给均大受限制。这几种见解虽不无道理，但却无法解释：长江以南气候更加湿热、水网更加密布，北方军队应该更难适应、更难发挥骑兵优势以及进行补给，但何以“长江天险”从未对统一战争的进程产生过如淮河一样明显的阻碍作用？本文强调，我国军事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在淮河一线发生重合绝非出于“偶然”。淮河流域在为北方政权提供发展水师的必要区域地理条件方面作用独特，不但可提供造舰人才、原材料等物质支持，并且亦可提供理想的水军基地选址及训练场所，这些都是黄河流域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淮河一线反复争夺和严密设防就成为南方政权进行“有效抵抗”的最后机会。而一旦北方新兴政权已在淮河流域或汉水流域站稳脚跟，那么长江水域再宽，也无法阻止北方将其全局优势转化为水上优势，所谓“长江天险”也就随之失去了战略意义。故辛弃疾《美芹十论》“守淮”篇有言：“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虽时过境迁，但大道未改。
结论
结论一：“合久必分”不是中国历史的独有规律，但“分久必合”是。“逐鹿中原”是古代中国由分裂恢复统一在战略地理上的必由之路，这一现象可以由中国自然地理与交通地理宏观格局在千年尺度上的稳定性来解释。一旦中原主体区域在新兴王朝治理下完成整合，任何依山傍险负隅顽抗妄图分裂国家的行径都终将被粉碎，“以武拒统”从无成功先例。
结论二：在多方势力“逐鹿中原”的争夺过程中，率先占据狭义中原西侧或北侧根据地的势力往往能够拥有“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这主要是由我国整体地势呈现“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天然态势和交通、后勤、战马等军事要素在古代科技条件局限下的共同作用来决定的。
古代统一战争的实践还告诉我们，战争与和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备战与慎战并不相悖，能战方能止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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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辛弃疾.美芹十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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