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干部庆祝元旦，同时为3对新人祝贺新婚之喜，其中一对就是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和妻子刘沙。刘沙后来回忆说：“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闹剧，令人啼笑皆非。就是日本鬼子加紧扫荡的关头，军区机关一片欢腾，分享3对革命伴侣新婚的欢乐！”
1918年，刘沙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她的父亲是清朝末班秀才，曾任教师和文职官员。刘沙从小就向往读书自立、男女平等，她在北平上高中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7年，刘沙回到家乡，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工作，并和吕正操、黄敬、孙志远等冀中区党政领导在工作中常有接触，渐渐地彼此熟悉。
1940年5月，刘沙被派往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学习期间，年轻丽质的刘沙受到了许多同学的追求，但她一直想“先立业再成家”，就都婉言回绝了。刘沙结束党校的学业后，回到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副部长，许多好心的战友都为她介绍对象，她却仍“按兵不动”，在嬉笑中干脆回绝。
1941年冬，黄敬托人捎给刘沙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老吕（吕正操）想追你，望你找他一谈。”刘沙看后大惊，心想自己和吕司令怎么能谈到一块去呢？
后来黄敬又找刘沙谈了这件事，刘沙表示这不可能，黄敬说：“不可能也得谈谈嘛，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
刘沙是个开朗大方的人，她接受了黄敬的建议，带着“不可能”的想法和吕正操见了面。吕正操对刘沙说：“我们交换交换意见，谈谈彼此的观点，谁也不能勉强谁嘛！”
刘沙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因为跟大人物在一起，我受不了拘束，距离太大，我不习惯，恐怕合不来……”
吕正操打断刘沙的话说：“什么大人物小人物的，都是共产党员，能有多大距离？说来说去，还是要摆开自己的观点，再下结论嘛！”
吕正操和刘沙就这样开始了交往，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恋爱婚姻观点，谈到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生活，并很快取得共识：男女双方必须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夫妻间应坦率、真诚，来不得半点勉强。但刘沙总觉得和“一号首长”有一种无形的距离感，吕正操开玩笑说：“要说有距离，就是有一点不方便——我身后总有警卫，说话不方便。”他说完后，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后来刘沙主动去找黄敬了解吕正操的个人经历，黄敬认真而坦诚地说：“老吕少年时，被迫当过小女婿，外出参加东北军抗日后，女方主动离去。后来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国家沦丧，流亡异地，他不想有个家的拖累。我相信他会格外珍重革命同志间的爱情。”
慢慢地，刘沙固执而矜持的爱情防线终于被突破，感到自己再三说过的“不可能”的事已经成为可能，她径自找到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单方面提出结婚申请并征求党组织的意见。吕正操这样的高级干部，婚事需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批准。1941年年底，朱德和彭真来电，批准吕正操和刘沙结婚。
婚后的一个傍晚，刘沙遇到一位姐妹情深的小战友，她关切而诚挚地问刘沙：“真没想到，你怎么会跟咱们的一号结合呢？”
刘沙爽朗地回答说：“我自己开始也没有想到，只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吕正操和刘沙由相知到相爱，最终结为伴侣，风雨相伴，他们的爱情大树始终根深叶茂。1967年，吕正操被非法关押，刘沙只能通过小女儿每天去探望他，并送去精心制作的饭菜，保证营养，尽量维持他的健康。
吕正操神秘入狱后，专案组会逼刘沙揭发“吕正操在东北的重大历史问题”，刘沙当场和他们顶撞、争吵起来。最终刘沙也被逮捕接受审查，直到1970年2月，她才被解除监禁，送往河南信阳八机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继续实行“政治隔离”。
1973年秋，刘沙终于得到“解放”，她相信这就是好的转机，于是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为丈夫申诉。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等人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盛大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种“解放干部”的方式。不久以后，吕正操正式得到“解放”。
1976年10月7日上午，刘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请吕将军去西山开会，中午不回家吃午饭”。刘沙听后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凶险的她最终冷静下来，她做了最坏的打算，无非是家再被抄，再次入狱，最多把生命豁出去罢了！
下午两点，吕正操终于回到了家，他激动地对刘沙欢呼：“天大的喜事，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刘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遍又一遍地问丈夫：“真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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