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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忻城白虎山18方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在广西活动的重要见证,也是研究八寨历史和明代农民运动的真实记载,具有重要历史、艺术与研究价值。

为推进阳明文化普及与传承创新,忻城县委宣传部、县社科联开展“阳明文化在忻城”主题征文活动,征稿涉及王阳明思想对忻城影响的各领域研究成果。7月14日起,忻城发布公众号开设“阳明文化在忻城”专栏,将陆续选登获奖作品,期待深化阳明文化认知,为忻城文化发展注入精神力量。

忻城县周安白虎山摩崖石刻碑文考释

□韦嘉雅 韦颖

摘要:

白虎山摩崖石刻是明代王阳明平定八寨之乱、迁筑南丹卫的珍贵实物遗存。本文选取明代12方代表性石刻,按东、西麓地理位置分类,通过释读文本、考证年代与作者、辨析书体特征,深入分析其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研究表明,石刻内容集中反映了明代西南边疆军政制度、民族关系及阳明文化的传播脉络,可补《明史》及地方志记载之阙。尤其是东、西麓石刻构成的“纪功”与“释义”空间叙事,生动诠释了“恩威并施”的治边方略,为明代边疆治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物史料。

关键词:摩崖石刻;边疆治理;阳明文化;八寨之乱;石刻文献;明代

一、引言

白虎山摩崖石刻位于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古蓬镇周安屯,紧邻明代南丹卫故城遗址。该石刻群系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平定八寨之乱、迁筑南丹卫后,驻守官员题咏纪功的珍贵遗存。现存石刻18方,2009年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风化与人为损毁,部分字迹漫漶。2021年,忻城县实施抢救性保护工程,制作拓片并建立数字档案,现藏于忻城县土司博物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

目前,学界关于白虎山摩崖石刻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首次对该石刻群进行系统考释,择取与平定八寨之乱直接相关的12方明代代表性石刻(其余6方拟另文整理),按东、西麓地理位置分章论述。文章旨在通过释读文本、考证年代、辨析作者及书体特征,兼论其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为明代西南边疆治理与阳明文化传播研究提供新的实物参考。 需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称“阳明文化”,特指王阳明总督两广期间(1527-1529)形成的边疆治理实践及其历史遗存,其核心为“恩威并施”的治边方略,侧重于政治实践层面,这与作为心性哲学体系的“阳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在本文中形成主次有别、相互关联的学术分野。

二、西麓卧仙岩石刻群考释

卧仙岩位于白虎山西麓,地势平缓、崖壁开阔,现存石刻13方,占石刻群总数近七成,是群的主体。此处石刻多为嘉靖年间驻守官员所题,内容聚焦南丹卫筑建、王阳明功绩追怀等核心主题,形式涵盖题额、题记、题壁、诗歌,书体丰富,是研究明代边地官员活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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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卧仙岩题额

【位置】卧仙岩崖壁上方,视觉醒目,为石刻群的标识。

【尺寸】题额高0.52米、宽1.07米,保存完好。

【书体】题额为篆书,字形奇古;题记为行书,笔法流畅,兼具庄重与灵动。

【年代】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二月,正值南丹卫筑城推进阶段。

【作者】陈志敬(号莲峰,广东东莞人,1478—?)。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举人,历任浔州通判、南宁府同知、按察司佥事。他是王阳明平八寨、筑南丹卫的核心幕僚与工程督工。嘉靖六年(1527年),受王阳明委派入敌营谈判,促成卢苏、王受受抚;嘉靖七年(1528年)提武缘兵从征八寨,后升江左兵备道。嘉靖十八年(1539年)故地重游时,落款“东莞莲花峰人次”,此时已“恳休归里”[1]。

【考释】陈陈志敬篆书“卧仙岩”三字呈现鲜明的明代边地“俗化”特征:“卧”省作“臣”上“卜”下,“仙”直写“人山”会意,“岩”取楷化简构。相较于同期吴门书派(如文徵明)严守《说文》、线条圆匀的“玉箸篆”,此作方折多于圆转,结构随石势省减,显系工匠依石质刀刻而成的“实用篆”。这种“去古法而重达意”的风格,恰是中原正统书法在边疆落地时,受工艺与环境影响发生的在地化变异,侧面印证了治边方略中“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的精神。

“卧仙”之名绝非寻常题名。陈志敬以“仙”喻王阳明,既是对其艺术化的礼赞,更是对其历史功绩的追怀——王阳明平定八寨、安抚边民,使昔日“凶山恶水”化为“太平之境”,在边地官员心中已近“圣人”“仙人”之境。题刻“卧仙岩”,既纪功,亦铭刻其“恩威并施”的治边理念,是明代边疆治理思想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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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名氏诗与孙纲跋

【位置】卧仙岩壁之上,保存状况较好。

【尺寸】高0.29米、宽0.75米,字体清晰。

【书体】楷书,笔法沉稳规整,兼具官员书法的庄重与文人韵味。

【年代】诗歌创作年代无考,但已载入宾州方志[2];碑刻镌刻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腊月,系孙纲为保护原硃书字迹而刻。

【作者】诗歌作者佚名;跋文作者孙纲,时任宾州守备,奉王阳明之命参与筑城。

【释文】诗云:“钧旨于斯八寨游,无村夜泊此岩头。凶山有约如回顾,恶水无情向北流。此地传闻生贼种,累朝杀戮使人愁。从今设置千军镇,殄灭瑶蛮永绝休。”跋云:“右无名氏诗,莫稽题于何时,然已载诸宾志,则其来远矣。此地自古负固不服,游人不通,故世传为异人之笔。细绎结句,似为今日谶也。戊子十月,纲奉新建伯王委筑城垣至此,初见硃书炯然,逮后观览者多摩挲模糊,恐久失其真也,故为刻之,以俟观风者考焉。嘉靖戊子腊月守备宾州中山孙纲跋。”

【考释】此题刻真实反映了明代八寨地区的治理困境。“此地自古负固不服”“累朝杀戮使人愁”,揭示了该地区局势复杂、朝廷多次武力镇压却成效不佳的历史背景;“从今设置千军镇,殄灭瑶蛮永绝休”,则体现了当时通过大规模军事部署巩固边防的策略,侧面印证了王阳明平定八寨、筑建南丹卫的必要性。孙纲刻碑之举,不仅保存了珍贵的民间诗作,更为后人留下了王阳明筑建南丹卫的重要佐证,具有极高的证史价值。

(三)张祐题壁并《次石壁韵》诗

【位置】卧仙岩石璧上,与陈志敬题记构成一组完整的纪功题刻。

【尺寸】整体高1.2米、宽0.64米,排版疏密有致。

【书体】题壁为楷书,端庄规整;诗歌为行书,笔法洒脱。

【年代】明嘉靖七年(1528年)闰月。

【作者】张祐(字天祐,号可兰,1483—1533),广东南海人。时任协同镇守副总兵,王阳明平八寨、筑南丹卫的核心军事将领。其事迹可通过《广东通志》与白虎山石刻互补考证,未入《明史》列传 [3]。

【释文】题壁:“协同镇守副总兵、镇国将军张祐,奉兵部尚书、新建伯王委,重建筑南丹卫城。偶登仙石,惟冀工役早竣,永奠兹土。务俾夷瑶绥服,咸归春台玉烛之中;人马平安,共至台考康宁之域。庶副委托,乃遂予私。时同事者:按察副宪翁公,分理则南宁府同知陈志敬、贺州守备孙纲也。嘉靖戊子岁闰月十日题。”《次石壁韵》:“仙子何年至此游,漫留真迹识岩头。诗藏旧诫昭昭在,水绕新城款款流。八寨定知成俗美,九重无复动边愁。我来勒石铭功德,地久天长颂不休。粤城可兰书。”

【考释】题壁明确记载张祐奉王阳明之命,主持迁建南丹卫城的史实,提及的翁素、陈志敬、孙纲均为核心官员,印证了明代边地“文武同心”的协作格局。“俾夷瑶绥服”及“春台玉烛”(典出《尔雅·释天》 [4] ,喻太平盛世)等表述,暗合王阳明“恩威并施、以德绥边”的理念。《次石壁韵》依前人佚诗韵脚唱和,描绘了“水绕新城”的清幽景致,抒发了平定边患的壮志,“八寨定知成俗美”一句生动展现了平乱后的安定景象。楷书题壁与行书诗歌相得益彰,贴合张祐文武双全的身份。

(四)陈焕诗刻

【位置】卧仙岩张祐诗刻一侧,形成唱和呼应。

【尺寸】高0.44米、宽0.86米,保存完好。

【书体】楷书,笔法工整严谨,兼具雅致与庄重。

【年代】明嘉靖九年(1530年)春分,距王阳明病逝仅一年有余。

【作者】陈焕(字子文,号西愚、西星),浙江余姚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时任分守道,为王阳明同乡,笃信阳明学 [5] 。

【释文】“阳明王子已仙游,留得芳勋勒石头。高鸟重投纲罟入,逋鱼均放水波流。聿兴粉蝶青霄立,无复编氓年岁愁。驻节偶来寻古迹,一樽酒尽未归休。嘉靖庚寅春分,守道余姚陈焕书。”

【考释】此诗为陈焕巡边凭吊王阳明之作。“阳明王子”尊称情真意切。首联点明白虎山石刻的核心价值;颔联反用“高鸟尽,良弓藏”典故 [6],“高鸟”喻叛乱势力,“逋鱼”指战乱流民,意为叛乱平定、流民归乡,彰显王阳明“先征后抚”策略;“无复编氓年岁愁”印证了王阳明筑城安边的成效。

(五)翁素次韵诗

【位置】卧仙岩崖壁中部,保存良好。

【尺寸】高0.45米、宽0.85米。

【书体】楷书,字形方正,结构匀称,笔画分明,易于辨识。

【年代】明嘉靖八年(1529年),王阳明病逝当年。

【作者】翁素(号豫斋),时任广西按察司副使。据《王阳明全集·年谱》及陈志敬题记,翁素负责“抚之于后”,即军事征讨后的民族安抚与善后治理 [7]。

【释文】“次壁间韵:周安此度是重游,又见梅花遍陇头。春信喜从天上至,年华惊向暗中流。细推物理须行乐,且取棋盘自散愁。更喜圣朝崇德教,许销金甲与民休。嘉靖戊子十二月豫斋书。”

【考释】此诗依张祐《次石壁韵》唱和,韵脚完全吻合。“更喜圣朝崇德教,许销金甲与民休”表达了对王阳明德治教化理念的继承,体现了“先征后抚”策略。“春信喜从天上至”暗喻王阳明治边理念带来的生机。此题刻印证了王阳明治边理念在其逝世后仍被下属践行,是阳明文化在边地传播的重要佐证。

(六)陈志敬追怀阳明诗

【位置】卧仙岩崖壁上,字体偏小。

【尺寸】高0.5米、宽0.9米。

【书体】草书,笔画连绵,结构简化夸张,用笔奔放,情感内敛。

【年代】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距首次题刻已十一年。

【释文】“冬尽春来独此游,闲观风景又从头。古滂雨过蓝于染,宝积云销翠欲流。周印恫横新锁钥,寅缘民灭旧忧愁。伊谁功德阳明子,提笔临崖溯未休。己亥三月东莞莲花峰人次。”

【考释】“己亥”即嘉靖十八年(1539年),陈志敬辞官归乡后故地重游所作。诗中“古滂”“宝积”均为周安附近古地名(“古滂”约在今凌头村周边,“宝积”疑在北更乡境内),为还原明代地理格局提供线索。“寅缘”可能是“夤缘”之误,或为通假/俗字,意为依托王阳明功绩消除战乱忧愁,属工匠笔误。此诗情感内敛深沉,草书笔法流畅,贴合晚年追怀先贤的心境,与早年题记形成跨越十余年的情感呼应。

(七)李应祥次韵诗

【位置】卧仙岩崖壁南侧,与麻镇都题咏相邻,是万历年间石刻代表。

【尺寸】高0.5米、宽0.9米。

【书体】行草。笔势奔放、字间呼应、结构疏密有致,具强烈书写性与动感。

【年代】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距王阳明平八寨逾半个世纪。

【作者】李应祥(?—1617),荆楚人,时任广西总兵官,《明史》卷二百四十七有传 [8]。

【释文】“仗钺西来岂浪游,指麾烽垒万山头。七年泽霑心丹尽,一洗蛮江血赤流。圣代版图今镇静,边氓鬼魅莫惊愁。太平已许将军置,耕凿讴歌日益休。荆楚李应祥次韵。”

【考释】《明史·李应祥传》载其“万历二十年擢广西总兵”,故此诗应作于1592-1600年间,李应祥任广西总兵时,八寨已安,南丹卫停建多年。其诗“太平已许将军置”印证了王阳明治边政策的长远成效,折射出边疆治理从“武功”向“文治”的转型。“次韵”张祐,不仅延续了百年唱和之风,更将纪念对象从“工程”转向“功臣”,标志着历史记忆的内化与仪式化。诗中“七年泽霑”、“一洗蛮江”彰显了其以恩德化干戈的守土担当,融合了武将豪迈与文人雅致。

书法上,李应祥选用行草,笔势奔放、字间呼应。相较于嘉靖时期张祐、孙纲等人的端庄楷行,此行草更显自由洒脱,既契合“太平”主题下的从容气象,亦反映晚明崇尚个性的书风。两代题刻构成鲜明对照:前者聚焦“建设焦虑”,后者记录“安居图景”,共同勾勒出八寨地区从“武功开拓”到“文治巩固”的完整治理轨迹。

(八)麻镇都巡边题咏

【位置】卧仙岩崖壁南侧,紧邻李应祥诗刻。

【尺寸】高0.35米、宽0.75米。

【书体】行书(偏行楷),用笔方圆兼施,略带隶意,章法自然,不拘一格。

【年代】明万历年间,与李应祥诗刻时间相近。

【作者】麻镇都,时任广西副总兵,事迹仅见于石刻及少量方志[9] 。

【释文】“何年仙客此遨游,次第题诗在上头。剑倚万山窥玉兔,岩盘千树拥云流。巡边问俗豺狼肃,行处嚎金魍魉愁。幸得承平无寸补,不知何处荩臣休。外巡历至仙岩步前贤韵岭南麻镇都。”

【考释】此题刻语言简洁,尾联“幸得承平无寸补”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以安为功”的治边理念转型,突破了传统武将追求战功的认知。麻镇都事迹留存稀少,此题刻填补了万历年间广西边地将领的史料空白,与李应祥诗刻相互补充,共同展现出明代中后期桂西边防的稳定态势。

三、东麓回春岩石刻群考释

回春岩坐落于白虎山东麓,现存石刻5方。与西麓卧仙岩以“纪功”为核心不同,东麓石刻群以“释义”为脉络——通过岩名命名、纪事记文与诗文唱和,将军事征服转化为“以德绥边”的道德教化叙事。西麓彰显“破山中贼”的武力威慑,东麓演绎“破心中贼”的德化理想,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王阳明“恩威并施”治边理念在空间维度的具象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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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祐《次陈同府即事韵》摩崖石刻

【位置】白虎山东麓回春岩石壁。

【尺寸】高0.40米、宽0.40米,方形刻面,保存完好。

【书体】行草,笔势连贯,牵丝映带,结构灵活,体现明代中期行草书的流动之美。

【年代】明嘉靖七年(1528年)。

【作者】张祐(详见西麓部分)。

【释文】“蛮洞新开府,谁云不可居。宝峰应有玉,滂水岂无珠。田里多牦糯,园畦剩菜蔬。晚归山市客,生意足庖厨。七年张祐书。”

【考释】此五言律诗格律严谨,以写实手法勾勒平八寨后的安定图景。“蛮洞新开府”记录了设官建治举措,与《明史》等文献互证 [10]。“田里多牦糯”“生意足庖厨”详细记录了桂西边地的农业生产及民生状况,反映了“先征后抚”政策的成效,展现了中原与边地的文化融合。

(二)陈焕和诗摩崖石刻

【位置】白虎山东麓回春岩石壁,与张祐题刻同处。

【尺寸】高0.44米、宽0.44米。

【书体】行书,结构清晰,笔势连贯,圆润流畅。

【年代】明嘉靖庚寅年(1530年)。

【释文】“八寨亦河陋,此岩或可居。膏腴足香稻,生宝岂明珠。梗俗出时化,盘飱新畦疏。观风今看到,奚必甚鸠厨。庚寅姚江西星陈焕和。”

【考释】此诗与张祐诗刻唱和呼应。“梗俗出时化”反映了边地少数民族习俗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渐变;“观风今看到,奚必甚鸠厨”彰显了陈焕“观风察民、崇俭务实”的理念。此题刻补充了八寨善后治理史料,是明代边地文化交融的重要实物依据。

(三)《回春岩记》摩崖石刻

【位置】白虎山东麓回春岩石壁,为回春岩命名的核心遗存。

【尺寸】高0.26米、宽0.48米。

【书体】楷书,端庄沉稳;文中“回春”二字为张祐所书,笔法遒劲。

【年代】明嘉靖七年(1528年)十二月。

【释文】“戊子之冬十月,奉新建伯尚书阳明王公委,至周安督筑南丹卫。间与守备孙纲历览山水,而得是岩,翳于大石,命工辟之。适副总戎张公可兰亦以总理前事至,敬请游焉。公曰:‘斯地也,而有斯岩也,可无名乎?’敬曰:‘回春。’公曰:‘何所取尔?’敬曰:‘兹地也,公既奉命率师征之于前,宪伯翁公豫斋矜残悯伤、抚之于后。是乃秋冬剥落之余,而有阳和发育之德也。’公曰:‘然。’遂为书之,镌于岩左。敬僭笔纪此……系以诗:岩对青山绿水环,对岩花木亦堪看。岩偏路窄嚣尘远,随处人生可寄闲。嘉靖七年十二月,奉政大夫南宁同知东莞陈志敬书。”

【考释】1.命名深意:“回春”之名精准诠释了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治边精髓。张祐“征之于前”(破山中贼),翁素“抚之于后”(破心中贼),使八寨从“秋冬剥落”转为“阳和发育”,恰如冬春交替。这是边地官员对阳明学的创造性诠释与实践。

2.军政协作:记文揭示了“武将主征、文臣主抚”的分工模式,印证了《明实录》中“令文臣武将各效其能”的记载 [11] 。

3.文学与书法:附诗以“岩”字藏头,抒发“寄闲”之志。陈志敬楷书与张祐行书(“回春”二字)的合作,是文武协作关系的艺术象征。

(三)陈志敬"回春岩"题署摩崖石刻

【位置】白虎山东麓回春岩石壁。

【尺寸】高0.3米、宽0.97米。

【书体】主标题为艺术化篆隶混合体,辅助小字为行楷。

【年代】明嘉靖七年(1528年)孟冬闰十月十八日。

【作者】张祐书,陈志敬属题。

【释文】“回春岩 副总兵张祐为南宁同府陈志敬书 嘉靖戊子孟冬闰十月十八日也。”

【考释】此题额为岩名榜题,与《回春岩记》互证。“为……书”表明张祐书写、陈志敬属题,进一步印证了二人的协作关系。其纪年、纪人、纪事清晰,具有重要的证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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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虎山摩崖石刻的多重价值与学术意义

白虎山摩崖石刻不仅是史料与书迹,更是政治文化的空间实践。

(一)史料价值:边疆治理的微观实证

其一,补证具体过程。石刻详细记载了筑城时间、人员分工,填补了明代桂西八寨地区治理的史料空白。特别是《回春岩记》以“回春”二字诠释了“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的辩证转化。

其二,反映政策与民族关系。石刻中“夷瑶绥服”“瑶僮向化”等表述,真实展现了“先征后抚”“恩威并施”的政策。无名氏诗揭示了治理困境,张祐题壁则寄托了太平盛世的期许。

其三,展现社会变迁。从嘉靖纪功到万历巡边,石刻脉络清晰反映了八寨地区从战乱到安宁的变迁。李应祥、麻镇都的诗刻直接印证了平乱后的安定局面,填补了万历时期边将史料空白。

(二)艺术价值:边地文化的物质载体

书法方面,白虎山摩崖石刻涵盖篆、楷、行、草诸体,书风兼具中原正统气度与广西边地务实特质,其在地化变异特征,可通过与同期中原书法、广西其他边地石刻的对比清晰彰显,成为明代中原文化在西南边疆传播与变异的珍贵书法样本。明代中原书法呈两极格局:吴门书派严守法度,台阁体规整拘谨,均注重审美规范与笔墨韵味,少省笔、俗写现象。而白虎山石刻与中原书法的核心差异,在于“法度让位于实用”,陈志敬篆书题额“卧仙岩”多方折、省笔,为适配石质刻写的“实用篆”,区别于吴门书派文徵明“玉箸篆”的圆转规整;张祐楷书端庄却无台阁体的拘谨,陈焕行书简洁明快,均贴合边地“务实不尚浮华”的书写需求,弱化法度约束、强化实用功能,凸显在地化特质。

与同期广西其他边地石刻相比,二者均受中原书法影响,以楷、行为主,多为官员纪功题咏所用,存在一定共性,但白虎山石刻的在地化特色更为鲜明。共性之外,其独特性集中在三点:一是俗字、省笔更普遍,如陈志敬篆书省笔、草书“寅缘”(通“夤缘”)俗写,比桂林、鹿寨等地石刻的规整规范更具边地粗率特质;二是文武书法融合鲜明,武将张祐、李应祥的书法奔放豪迈,文官陈志敬、陈焕的书法兼具刚劲,区别于桂林多文官书法、鹿寨纯武将书法的单一风格;三是书风随治理进程递进,嘉靖年间(平乱筑卫时期)书法严谨庄重,万历年间(承平时期)行草自由洒脱,与八寨从战乱到安宁的历程深度绑定,为其他边地石刻所无。

综上,白虎山石刻书法的在地化,是立足边地实际的创造性转化,既突破中原书法的法度束缚,又区别于广西其他边地石刻的单一风格,以书法为载体记录文化交融,印证明代边疆“因地制宜”的治理理念,为研究中原书法的边疆传播与在地化变异提供了典型实物样本。

文学方面,题材丰富,涵盖纪功、追怀、唱和、巡边等,诗歌格律严谨,兼具纪实与抒情。题记与诗歌结合的体例(如《回春岩记》藏头诗),体现了明代摩崖石刻“文诗结合”的典型特征。

(三)方法论价值:从“文本”到“空间”的研究转向

白虎山石刻构建了“恩威并施”的视觉化叙事。空间维度的对立统一尤为显著:西麓卧仙岩以“纪功”为核心,彰显武力威慑;东麓回春岩以“释义”为核心,演绎德化理想。这种布局是边地官员有意为之的政治文化建构。摩崖石刻不仅是“被阅读”的文本,更是“被观看”的物质景观,其空间选址、视觉呈现与历史耐久性,共同参与了明代边疆治理话语的生成与传播。

五、结语

白虎山摩崖石刻是明代西南边疆治理的珍贵实物遗存。12方石刻构成了阳明文化在广西边地传播的实物链条。本文通过对该石刻群的专题考释,释读了文本,考证了年代,辨析了作者及书体特征。这些石刻提示我们:边疆治理的历史记忆,不仅书写于典章文献,更铭刻于山岩石壁之上,在时空交错中持续发挥着政治文化的建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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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佐。广东通志:卷一二一·职官志三[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590;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七·广西土司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8471-8478.

[4]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六·释天[M]//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15.

[5]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八[M]. 明万历刻本:23;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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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四七·李应祥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6395-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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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163-5170;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一五·奏疏三·八寨断藤峡捷音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38-545; 王守仁。八寨安民告示[M]// 王阳明全集:卷一八·别录十·公移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31-633.

[1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八六[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 1967-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