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同学
在1920年秋的哈佛大学，有三个学生选修了古印度语文学系教授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1941）开设的高级梵语班。在这三个人中，有从去年秋天开始参加初级梵语班的陈寅恪（1890-1969），还有一个岁数比陈小整整一轮的白俄青年。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东方学家、西藏学家的罗列赫（1902-1960；图一：正在阅读藏语长条书的罗列赫）（李若虹：《冰天雪地里给陈寅恪往医院送试卷的老先生——蓝曼的梵文课与世纪疫情》，2020年4月24日《文汇学人》第4-5版；后改题《哈佛的梵文课和世纪疫情——蓝曼与陈寅恪》，收入李若虹：《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67-78页，特别参看73-75页）。
“罗列赫”这一最为通行的汉名，来源不清（他不一定有一个自己认定的汉名），有时也翻成“廖里赫”“罗利赫”“罗瑞奇”等，俄语原作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Рёрих，在英语文献中写作George N. Roerich（George相当于俄语的Юрий［尤里］，N.即Николаевич［Nikolaevich］的简写）、George Roerich、G. N. Roerich、G. M. Roerich（M.或为N.之误）、J. N. Roerich、Y. N. Roerich（J.和Y.应为Juri［尤里］和Yuri［尤里］的简写）等，在法语文献中写作Georges de Roerich、Georges de Rœrich、George de Roerich、G. de Roerich等。
图一：正在阅读藏语长条书的罗列赫
罗列赫出身于一个帝俄贵族家庭，其父Nicholas Konstantinovich Roerich（1874-1947）是俄国当时著名的画家，其母为Elena Ivanovna Roerich（娘家姓Shaposhnikov, 1879-1955），夫妇二人并以研究东方神秘主义思想和组织印藏和中亚探险知名。罗氏1902年8月16日生于诺夫哥罗德（Novgorod）奥库洛夫卡（Okulovka）的祖传庄园，童年和少年时代均在圣彼得堡度过。他很早就对古代东方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产生兴趣，中学时期曾向埃及学家图拉耶夫（Boris Alexandrovich Turayev, 1868-1920）请教埃及学，跟蒙古学家鲁德涅夫（Andrey Dmitriyevich Rudnev, 1878-1958）学蒙古语。十月革命后，罗氏一家滞留国外，先在芬兰（鲁德涅夫是罗列赫家在芬兰住所的邻居），后去英国。罗列赫先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即后来的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读书（1919-1920），随首任院长、东方学家罗斯爵士（Sir Edward Denison Ross, 1871-1940）学习古印度伊朗语。然后去哈佛读书（1920-1922），在此期间除跟兰曼学梵语和巴利语外，还听过同样滞留国外的俄国古代史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 1870-1952）关于中亚对南俄美术影响的讲座（《陈寅恪新论》［《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中所收陆扬论文曾将陈寅恪与罗斯托夫采夫作比较［143-144页］，书中还收有罗氏照片［108页之后的第二张照片］），并与吴兹（James Haughton Woods, 1864-1935）、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 1900-1966）一起跟赵元任（1892-1982）学过汉语。
罗列赫与吴、贾二人学汉语事，在《杂记赵家》的英语版（Family of Chaos）中有明确的记述（《赵元任全集》第15卷，下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530页），但在汉语版（杨步伟：《杂记赵家》，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9月30日初版）中则仅提到吴（吴梓）、贾（贾天纳）二人（1978年6月1日再版，18页）。在列文森（Rosemary Levenson）对赵元任做的口述历史（Yuen Ren Chao. Chinese Linguist, Phonologist, Composer & Autho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ry Haas, an interview conducted by Rosemary Levenson, 1977）中，也明确提到罗列赫与吴兹、贾德纳一起学汉语的事（When the course in Chinese first opened, I had three students of whom Professor Woods was one［laughter］and one Russian student［Roerich］and a third student, Charles Gardner［son of the prominent Gardners of Boston］），还说后来赵跟那位俄国学生（罗）失去了联系（I lost track of the Russian student...）（《赵元任全集》第16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163、166页；《赵元任传》，列文森采访，焦立为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147-148页）。
偶检《赵元任日记》影印版（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十册（收入1921-1925年间的日记）所收1922年的英语日记，看到有两处提到罗列赫。
图二
一处在1922年2月6日条（255页；图二）：“……给布里格斯院长写信谈罗列赫……。”（...Wrote to Dean Briggs about Roerich...）布里格斯应指LeBaron Russell Briggs（1855-1934），他在1902-1925年间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图三
另一处在1922年2月18日条（267页；图三）：“……给罗列赫举行考试……”（...Gave exams for Roerich...）
在哈佛得到印度语文学学士学位后，罗列赫又转到巴黎大学读书（1922-1923），其间学习过藏、蒙、突厥、波斯等语言，老师有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巴考（Jacques Bacot, 1877-1965）、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等。通过就读以上三所大学，罗列赫系统学习了梵、巴利、印地等印度古今语言，以及汉、藏、蒙、突厥、波斯等语言。
在他接触过的老师中，兰曼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当兰曼过八十岁生日时，罗列赫不仅将其主编的《罗氏博物馆晨星之光雪山研究所所刊》的创刊号（Journal of 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Roerich Museum, Vol.I, No.I, July, 1931）献给老师，还在该号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兰曼教授及其在印度学领域的工作》（“Professor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and his Work in the Field of Indology”, pp.1-6; 图四）。
图四
晨星之光（Urusvati）
1923年11月，罗列赫结束了他在巴黎的学业，随其父母组织的罗氏家族探险队从法国的马赛前往印度的孟买。1924-1925年间，罗列赫旅居印度，足迹遍及锡金和克什米尔等地。在大吉岭，他随善慧不变金刚喇嘛（Lobzang Mingyur Dorje，生卒年不详）学习藏语口语和西藏佛教的造像量度之学。在此期间，他用英语在巴黎的热特内（Paul Geuthner）书店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西藏绘画》（1925）。1925年至1928年，参加其罗氏家族的中亚探险队，在队中负责科学考察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几年之间历游汉、蒙、藏等地，之后出版游记《亚洲腹地之行——与罗氏中亚探险队的五年探险记》（Trails to Inmost Asia. Five Years of Exploration with the Roeric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有法译本Sur les pistes de l'asie centrale, texte français de M. de Vaux-Phalipau,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3）。
1930年，罗氏家族以纽约罗氏博物馆（Roerich Museum）的名义创立别名“晨星之光”（Urusvati ）的雪山研究所（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其总部位于印度北部古卢（Kulu或Kullu；在今天印度的喜马偕尔邦）的讷格尔（Naggar）。罗列赫任研究所所长（the Director）。研究所发行《罗氏博物馆晨星之光雪山研究所所刊》，不仅刊登东方学、考古学等人文科学类的文章，也刊登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类的文章。该刊前后仅出三卷（第一卷［Vol.I］还带有第1号［No.I］的字样），每年一卷（1931-1933）。其中罗列赫所写论文、书评和报告（署名Georges de Roerich、G. de Roerich或the Director）如下（所附页码为该文在该卷该号中的页码）：
第1卷（第1号，1931年7月）
论文和报告：
《兰曼教授及其在印度学领域的工作》（pp.1-6）
《西藏考古学上的几个问题》（pp.27-34）
《1929年-1930年罗氏博物馆晨星之光雪山研究所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Uru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Roerich Museum, 1929-1930”, pp.66-86）
书评：
范·布伦（Elizabeth Douglas van Buren, 1881-1961）《巴比伦与亚述的泥塑小像》（Clay Figurines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 1930; pp.93-94）
费蒂希（Nándor Fettich, 1900-1971）《匈牙利古迹所见青铜铸造与游牧美术》（Bronzeguss und Nomadenkunst auf Grund der ungarländischen Denkmäler, 1929; pp.94-96）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蒙疆沙道》（1929; pp.96-99）
第2卷（1932年1月）
论文和报告：
《时轮研究（之一）》（“Studies in the Kālacakra, I”, pp.11-23, 1 pl.）
《破石仪轨》（“The Ceremony of Breaking the Stone/pho-bar rdo-gčog/”, pp.25-51, 11 ill.）
《1931年雪山研究所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Himā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1931”, pp.149-163）
《1931年中亚探险纪事》（“Chronicle of Central Asiatic Exploration for 1931”, pp.175-178）
书评：
叶斯开（Heinrich August Jäschke, 1817-1883）《藏文文法》，附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在西门华德（Walter Simon, 1893-1981）协助下所作补遗（1929; pp.165-169）
奥伯米勒（Eugène Obermiller, 1901-1935）英译《补敦佛教史》卷一（History of Buddhism ［Chos-hbyung］by Bu-ston. I.Part: The Jewelry of Scripture, 1931; pp.169-170）
图五
伍利（Charles Leonard Woolley, 1880-1960）《考掘过去》（Digging up the Past, 1931; p.171；图五：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伍利的著作）（笔者按：伍利是英国考古学家，以挖掘乌尔［Ur］古城知名。伯希和曾于1936年夏建议傅斯年［1896-1950］邀请伍利来华现场观摩安阳殷墟考古挖掘的工作，傅斯年表示同意。但是受到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影响，这一计划后来未能实行。参看王汎森撰《伯希和与傅斯年》，收于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16-317页。据老友周运提示，伍利在《挖出的历史》［History Unearthed. A Survey of Eighteen Archaeological Sites throughout the World, 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1958］一书中曾为安阳专设一章［pp.54-60］。《考掘过去》有民国时期的汉译本，即吴理著、胡肇椿译述、梁寒操作序的《考古发掘方法论》，“史地小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初版。）
亨廷顿（Charles Clifford Huntington, 1873-1956）和卡尔森（Fred Albert Carlson, 1892-？）合著《社会地理学的环境基础》（Environmental Basis of Social Geography, 1929; pp.172-173）
李济（Chi Li, 1896-1979）《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1928; p.173）
第3卷（1933年1月）
论文和报告：
《斯文赫定》（“Sven Hedin”, pp.1-16）
《拉胡尔（Lahul）的藏语方言》（pp.83-189）
《1932年雪山研究所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Himā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1932［4 ill.］”, pp.197-210）
书评：
巴考《长寿自在王（Tse-ring Ouang-gyal）的藏梵词典》（1930; p.219；长寿自在王即《颇罗鼐传》和《噶伦传》的作者）
《佛学研究解题书目》初辑、二辑（Bibliographie Bouddhique I, 1930; Bibliographie Bouddhique II, 1931; p.219; 图六、图七：国图藏本）
图六
图七
查普林（Dorothea Chaplin, 1873-1945）《印医疗法的诸面相》（Some Aspects of Hindu Medical Treatment, 1930; p.223）
埃杰顿（Franklin Edgerton, 1885-1963）《〈象戏论〉译注》（The Elephant-lore of the Hindus. The Elephant-Sport［Mātaṅga-Līlā］of Nīlakaṇṭha, 1931; pp.223-224）
《弗拉基米尔市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教堂的壁画》（Freski Dmitrovskogo Sobora vo Vladimire, n. d.; p.224）
高智安（Dwight Goddard, 1861-1939）《佛之金道》（The Buddha’s Golden Path, 1931; p.224）
贾格迪斯瓦拉难陀（Swāmi Jagadiswarananda）《佛教与吠檀多》（“Buddhism and Vedanta”, The Calcutta Review, Nov.-Dec., 1932, pp.161-176; pp.224-225）
拉鲁（Marcelle Lalou, 1890-1967）《文殊室利根本仪轨经中㡧像的图像学研究》（Iconographie des étoffes peintes［paṭa］dans le Mañjuśrīmūlakalpa, 1930; p.225）
拉铁摩尔《高地鞑靼》（High Tartary, 1930; pp.225-226）
拉铁摩尔《满洲——冲突之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1932; pp.226-227）
赖发洛（Leonard Arthur Lyall, 1867-卒年不详）《〈孟子〉译注》（Mencius, 1932; p.227）
米罗诺夫（Nikolaj Dmitrievič Mironov, 1880-1936）《〈因明入正理论〉之一：梵本的编订和复原》（“Nyāyapraveśa I. Sanskrit Text. Edited and Reconstructed”, T'oung Pao, Vol.XXVIII, 1931, pp.1-24; p.228）
斯科特（William Berryman Scott, 1858-1947）《地质学导论》（两卷）修订第三版（An Introduction to Geology, 1932; p.229）
施赖奥克（John Shryock, 1890-1953）《安庆之庙祠及其仪礼》（The Temples of Anking and Their Cults.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1931; pp.229-230）
苏烈（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1878-1955）《中国美术通史（英译本）》（A History of Chinese Ar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31; pp.230-231）
回国、猝死和影响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1894-1971）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1895-1975）应印度总理尼赫鲁（1889-1964）之邀访问印度期间（1955年11月18日-12月1日，12月7日-12月14日），曾经见到罗列赫，并邀请其回国报效。罗列赫倦游国外多年，早有归国之意，遂接受其邀请。1957年春，已在印度生活三十余年的罗列赫获得了苏联公民身份，同年秋天回到苏联，于9月19日正式成为位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尼泊尔组印度哲学与宗教室的主任（图八）。
图八
罗列赫回国后参加过1959年9月1日至8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并在会上提交了论文《蒙语中的藏语借词》（〔蒙古〕A. 劳布桑登德布《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吉木斯译，布林校，《［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之四］三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情况》，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编印，1979年8月，第2页）。罗列赫回国前后曾于作为《中印研究》（Sino-Indian Studies）第5卷第3、4合期的《李华德博士古稀记念论集》（Liebenthal Festschrift, edited by Kshitis Roy, S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1957）中发表过一同名论文（pp.174-180）。这届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有中国学者翁独健（1906-1986）等人参加（此后第二到第四届会议中方均未派人参加，直到1987年9月举办第五届会议时方始恢复参加），不知在会议期间与罗列赫有无当面的交流。
1960年5月21日，身体一向健康的罗列赫因冠状动脉硬化突然去世。他的突然病逝大概和他在身心方面受到的各种刺激有关。据他的女秘书兼学生谢梅卡（Elena Sergeyevna Semeka, 1931-2022）回忆，罗列赫回国前对人民有过于理想化的预期，等到他真与这些人一起排队购物打交道时，却被他们表现出来的粗野和庸俗所震惊。谢梅卡还说，当局并不真正看重罗列赫，他的东方学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装点门面的东西。
虽然罗列赫返国后在职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并且遇到了没有想到的不少阻碍，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多少恢复了早已中断多年的由鄂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ourg, 1863-1934）、谢尔巴茨基（Theodor Stcherbatsky或Fyodor Ippolitovich Shcherbatskoy, 1866-1942）、奥伯米勒、沃斯特里科夫（Andrey Ivanovich Vostrikov, 1902-1937）等人代表的古典印度学和西藏学的学术传统。以罗列赫为中心，集中了一批对印度学、西藏学和蒙古学抱有纯粹学术兴趣的青年东方学研究者，比如西藏学家帕尔菲阿诺维奇（Yury Mikhailovich Parfionovich, 1921-1990）和德雷科娃（Vilena Sandzheyevna Dylykova, 1938-）夫妇，印度学家叶利扎连科娃（Tatyana Yakovlevna Elizarenkova, 1929-2007）等。
我写的《王森的两篇工作汇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1月4日）曾经提到帕尔菲阿诺维奇留学中央民族学院一事。在我后来购得的民院档案中，有一封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办公室致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办公室的信（写于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专用信笺上），内容涉及帕尔菲阿诺维奇（信中写作包尔菲诺维奇）购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第一辑（1955年9月）到第六辑（1957年1月）事：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办公室：
由苏联来我国学习藏语文的（现在民院学习）包尔菲诺维奇同志需“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到第6辑，请您室协助解决。如收成本费，其费用由本人负责。希您室能满足包尔菲诺维奇同志的需要。
此致
敬礼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办公室（室章）
1958.10.14
信后有刘荣焌（1910-1998）的批示：
可由苏联同学价购。
刘荣焌
10，23.
信上粘有一张短笺，是民院科研室致民院副院长苏克勤（1915-1998）的信：
苏院长：
语文系苏联留学生包尔菲诺维奇同志需“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但此刊系内部刊物，一般并不对外发行。据此，我们能否赠给？或能否由其价购？
科研室 10、31
（中央民族学院科学研究处处章）
信后有苏克勤的朱笔批示：
可以参阅，
不能赠送或价购
苏11、24.
帕尔菲阿诺维奇等人在罗列赫去世后都成为苏联东方学的核心人物。
停刊已久的《佛教文库》（Bibliotheca Buddhica）丛书（出到第三十种也就是谢尔巴茨基英译的安慧《辨中边论释疏》后就停止了），经罗列赫之手重新启动，出版了第三十一种托波罗夫（Vladimir Nikolayevich Toporov, 1928-2005）从巴利语俄译的《法句经》（1960；罗列赫写序），以及第三十二种沃斯特里科夫的遗著《西藏历史文献》（1962）。虽然收进了像《西藏历史文献》这样的杰作，但是重启后的《佛教文库》却再也没能恢复到帝俄晚期和苏联早期的那种权威地位。
罗氏以研究藏语和译注西藏佛教史籍知名。他的藏语研究广泛涉及方言、语法和辞书等领域。方言研究方面，除上文已经提到的《拉胡尔的藏语方言》外，他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与纪要》1931年第27卷第1号（Journal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27, No.1, 1931, pp.285-312）发表过《现代藏语语音学：特别有关西藏中部方言》，在回国前与Tse-Trung Lobsang Phuntshok喇嘛（1926-？）用英语合编过一部《藏语口语教材：西藏中部方言》（1957），回国后还用法语出版过一本《安多话》（Le parler de l'Amdo, Roma: Is.M.E.O., 1958），作为图奇（Giuseppe Tucci, 1894-1984）主编的“罗马东方丛书”的第十八种（Serie Orientale Roma, XVIII）出版，是研究藏语安多方言的奠基性著作之一（王青山《罗列赫及其所著〈安多藏语研究〉（法文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1991年4月15日］，31-37页）。语法研究方面，他的俄语遗著《藏语》在1961年出版。辞书编纂方面，罗列赫早在1934年就同善慧不变金刚喇嘛合编过一本《藏英词典》。1983年到1993年间，罗氏的三个学生，也就是帕尔菲阿诺维奇、德雷科娃和叶利扎连科娃据其遗稿《藏英词典附梵语对应词》编辑出版了十一卷本的《藏俄英词典附梵语对应词》。据说该词典在罗氏生前曾因被科学院认为没有出版价值而在精神上给罗氏带来极大的伤害（谢梅卡的回忆），但出版后却成为苏联最权威的藏语辞书并获得苏联劳动红旗勋章（莫言：《国外藏语词典的集大成者——〈藏-俄-英与梵文对照词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第6页）。当然，罗氏最有名的著作还是明初吐蕃学者郭译师童吉祥（Gos lo-tsā-ba gzhon-nu-dpal, 1392-1481）用藏语所著《青史》（Deb-ther sṅon-po）的英语译注本（The Blue Annals, Part One, Calcutta: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949; Part Two,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1953; Part Index,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1953; 图九：本文所用图片，凡属左右双图或左中右三图者，皆为友人宋希於编制），作为“孟加拉王家亚洲学会（后改名亚洲学会）专刊”第七种（Monograph Series Vol.VII）出版。此译和《安多话》的完成都得到过西藏启蒙学者、安多地区出身的根敦群培喇嘛（Gendun Chopel, 1903-1951）的帮助。
图九
有学者曾提出《青史》译者应该也署上根敦群培的名字（杜永彬《更敦群培与乔治·罗列赫的关系》，《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2014年11月15日］，179-187页），最极端的说法甚至认为英译本“主要是根敦完成的”（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培传略》，《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97页；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群培传略》［上文的重新编校本］，《中国藏学》2012年第S2期［增刊第2期］《根敦群培研究专刊》［2012年7月30日］，第4页），都感觉缺乏说服力（房建昌在《西藏学研究在苏俄》［见下文］242页认为李有义的说法“似言过其实”，但他在《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见下文］204页又将这句评语删去）。
个人以为，在翻译一事上，罗列赫与根敦群培的关系，正像于道泉（1901-1992）与其藏语老师包南结喇嘛（1865-1933）一样，虽然是“余于校勘及翻译此文时，得先师包南结喇嘛（dge bshes ye shes rnam rgyal）之力颇多”，“余每有所问，辄能穷原竟委，剖析无遗”，但《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覆成祖书》（根据我收藏的《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抽印本，北平：1933年；封面文题中，“译注”作“释注”）等文毕竟只是题为于道泉一人的作品，而非于道泉和包南结二人合著。现在有些学者在提到《青史》英译本时，直接就标出是罗列赫和根敦群培合译，似乎不太合适。
以上关于罗列赫生平和论著的叙述，西文材料据狄庸（Jan Willem de Jong, 1921-2000）用法语写的讣告（“George de Roerich † 1902-1960”, Indo-Iranian Journal, Vol.5, No.2［1961-62］, pp.146-152），罗列赫的四个学生谢梅卡、沙斯季娜（Nina Pavlovna Shastina, 1898-1980; 蒙古学家，比罗列赫还大几岁的老学生）、博戈斯洛夫斯基（Vasily Alekseyevich Bogoslovsky, 1932-1988; 西藏学家）和皮亚季戈尔斯基（Alexander Moiseyevich Piatigorsky, 1929-2009; 印度学家）四人为《罗列赫学术选集》（Ю. Н. РЕРИХ, ИЗБРАННЬІЕ ТРУДЬІ,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7）写的俄语序言（pp.5-16），格林伍德（Peter Greenwood）英译的苏联学者邦加德-列温（Grigorii Maximovich Bongard-Levin, 1933-2008; 罗列赫的学生，据说是罗列赫学生圈中唯一的党员）和维加辛（Aleksei Alekseevich Vigasin, born in 1946）合写的《印度之相：苏俄的古印度文明研究》（The Image of India. The Study of Ancient Indian Civilisation in the USSR,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4, pp.162-163），克拉夫琴科（Natalia R. Kravchenko）与扎伊采夫（Vladimir Zaitsev）在印度文化部所办《Vihangama简讯》双月刊2003年第1卷1月-2月号（The Vihangama Newsletter, 2003 Vol. 1［January-February］）发表的《罗列赫教授与他对印度亚洲研究的杰出贡献》（ “Professor George de Roerich and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Indo-Asian Studies”；网址：https://ignca.gov.in/professor-george-de-roerich-and-his-outstanding-contribution-to-indo-asian-studies/），芬兰印度学家卡尔图宁（Klaus Karttunen）的印度学家人名录网站（Persons of Indian Studies 或Who Was Who of Indian Studies ）的罗列赫词条（https://whowaswho-indology.info/5266/roerich-georg-n-jurij-nikolaevic-rerih/），俄国学者佐林（Alexander Zorin, 生于1979年）用英语写的《俄国西藏研究史纲》（东京：国际佛教学研究所，2020年，84-86、129-133、231页），谢梅卡之子卡恩（Sergei Kan）根据家藏史料写的《谢梅卡述往事：1957-1960年间莫斯科东方研究所的“异类”罗列赫》（“Elena S. Semeka’s Story: Yuri N. Roerich, ‘A Man from Another Planet,’ at the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1957-1960”, Ab Imperio, 3/2023, pp.1-41）等，比较重要的文章像Robert Arthur Rupen（1922-2015）用英语写的《蒙藏与佛教——罗列赫父子故事》（The Canada-Mongolia Review-La revue Canada-Mongolie, Vol.5, No.1, April 1979, pp.1-36）等则因暂时无法找到而未能参考。汉文资料据邓锐龄（1925-2023）按照柳陞祺（1908［一作1909］-2003）《关于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改写的《关于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内部参考资料，油印本，1978年2月），房建昌（1955年生，198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4年入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今中国边疆研究所］，从事有关国外西藏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编目工作）编，黄振华（1930-2003）校《西藏学研究在苏俄》（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办公室，1985年，41-45、233-250页；书前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办公室写于1985年7月2日的《说明》），和房建昌编《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办公室，1987年4月，39-41、198-210页）等。
徐文堪的信
徐文堪（1943-2023）先生生前曾经有意撰写评述罗列赫生平和学术的文章。陆灏先生在《徐文堪先生的信》（《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5年1月4日）中刊出过徐先生在2012年2月12日和2015年12月26日写给他的两封信，但都未做录文，而前一封信都是在谈写罗列赫文章的事，十分重要。现据友人宋希於的录文将全信内容抄出如下：
陆灏先生：
昨日寄上一信，谅已收到。
大约四十多年前（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我还在读书，偶然在苏联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藏学家罗列赫在1960年去世的消息。此人原来住在印度，1957年赫鲁晓夫访印后返苏，任职于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原来以为他只是个学者，后来渐渐得知其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列赫（1874-1947）是很有名的画家和探险家，也是个公众人物。老罗列赫信奉东方神秘主义，十月革命后流亡欧美，在美国创作了大量作品。后于1924-1928年组织探险考察队（偕其妻、儿）深入中亚，到过克什米尔、印度拉达克、俄国（苏联）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内外蒙古、中国新疆和西藏等地。以后即迁居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地区设一研究院，由其儿子主持。1934-1935年又参与到中国东北和内蒙的考察活动。二次大战期间公开支持苏联，并想回苏联而未果。此人与许多名人如爱因斯坦、尼赫鲁等都有交往，近年普京访印时亦予盛赞。宇航员加加林称自己所看到的太空就是他画作中的情景。他还有另一子，也是画家，娶一印度电影明星为妻，而此明星又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亲属。因此，今天美、俄、印度和蒙古四国中均有其纪念馆，其存世之画亦有数千幅之多。但他生平中有一个大的疑点，即与苏联当局和情报机构究竟有什么关系。他和他的儿子对中国新疆、青海、蒙古等地都进行过考察，并有著作，但中国人几乎不知道。我只看过高莽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谈他的绘画，其他则未及。
上面提及的他的儿子藏学家罗列赫曾把西藏史籍《青史》译为英文，翻译时得到当时在印度的西藏奇僧根敦群培之助。根敦群培曾在印度游学多年，与罗列赫等熟识。他约生于1903年，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回西藏后曾被捕入狱，1951年去世。此人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很高评价，自2000年以来，大陆已发表研究其思想与论著的专书、文章数十篇（部），他的著作也有译为汉文、英文者。根敦群培的思想在西藏具有启蒙意义，并被认为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因此，我想在略有暇时写篇短文，根据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介绍一下藏学家罗列赫的学术贡献，同时略提他的父亲和家族，希望国内学术界深入研究。老罗列赫一生的活动太复杂，我瞭解的情况不够，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但贵刊的作者、读者尽多通人，拙文或可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关于他们一家与苏联当局的关系，详情无从得知，但数年前在兰州（？）参加一次会议时，得遇在台湾任教、研究佛教和西夏文的俄国人索罗宁博士，我在中间茶歇时曾以此向他请教，他面带微笑，正拟作答，但接下来的议程又开始了，他要准备发言，只好中止。当晚会议结束，竟没有机会再问，至今引以为憾。不过老罗列赫的画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当选一幅附在文中。
写这样的短文不知合适否，便中亦乞赐教为感。
关于访谈的内容，最近复旦的一个内部小刊物上曾刊出一篇拙文，与此稍有关系，现随信附上，以博一笑而已。文章写得并不好，只不过是介绍一点常识和动态，但因要用以参加“学术会议”，故不能不摆出些“学术研究”的架势，其实是可笑的，尚祈见谅。
不尽，敬颂
大安
徐文堪拜上
2012-02-12
写完此信，在最新一期《科学》（Science）（2月10日出版）上看到复旦几位青年学人讨论人类语言起源地的文章。不管他们的结论能否成立，但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佩的。
徐先生信中提到的“也是画家”的“另一子”，指罗列赫的弟弟Svyatoslav Nikolayevich Roerich（1904-1993）。当然他不仅是画家，还是通晓多门学问的学者，一生定居印度。赫鲁晓夫访印时在喀拉拉邦（Kerala）曾见过他，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对他有这样的记述：
在喀拉拉邦，我们拜访了我们一位可敬的同胞——著名画家廖里赫，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著名画家，莫斯科曾经举办过他们父子的画展。我去参观过。廖里赫在印度生活多年，妻子是印度人，他在那里彻底落户了。我们见面时，初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他的脸长得和尼古拉二世太相像了，胡子、个头都很相像。我见过尼古拉二世革命前的画像。当时每个学校和教科书中都有他的画像。廖立赫本人是个特别招人喜欢的、性格随和的人。（《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修订版，第三卷，述弢、王尊贤、袁坚、范国恩、郭家申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二版，2585-2586页）
其兼为“印度电影明星”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亲属”的妻子就是印度早期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影星之一Devika Rani Roerich（1908-1994），罗列赫的弟弟是她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她和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的亲属关系是在母系一方。泰戈尔的姐姐Saudamini Devi嫁给Saradprasad Gangopadhyay，生女儿Indumati Devi，是为泰戈尔的外甥女（niece）。Indumati Devi嫁给Nityaranjan Chattopadhyay，生女儿Leela Devi，是为泰戈尔的外甥孙女（grandniece）。Leela Davi嫁给Manmatanath Chaudhuri，生女儿Devika Rani。如此算来，罗列赫的这位影星弟媳在血缘上应该是泰戈尔的曾外甥孙女（great grandniece）。
徐先生说到的索罗宁（Kirill Solonin, 1969年生）是当代著名的俄国汉学家、西夏学家，解读汉藏佛教显密文献西夏文译本的权威。据索老师告诉我，罗列赫曾经担任他的老师、俄国西夏学家克恰诺夫（Evgeny Ivanovich Kyčanov, 1932-2013）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另外，信中所提高莽（1926-2017）之文，可能是指《最早画西藏的俄国人——尼古拉·廖里赫（1874-1947）》（《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4期，78、81页）。高莽在其所著《墓碑·天堂——向俄罗斯84位文学·艺术大师谒拜絮语》（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一书“④ 绘画·雕塑篇”中也设有专讲罗列赫（廖里赫）父子三人的一节，题为《山魂之恋》（268-271页），文中还刊出了他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三区罗列赫墓碑前的照片（268页）。
邓锐龄的发言稿
图十
《青史》的汉译全本有新旧两种。旧译为郭和卿（1907-1986）据藏语原本所翻（《青史》，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图十），新译为王启龙和还克加据罗氏英译并参考藏语原本所翻（《青史［足本］》［第一部、第二部］，管·宣奴贝著，王启龙、还克加译，王启龙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图十一）。
图十一
从布衣书局拍卖的邓锐龄藏书中，我曾拍得以上新旧二译，一共三册。新译二册已赠宋希於，仅留下书中所夹一张邓锐龄用钢笔和铅笔写的发言稿（图十二）。
图十二
发言稿写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用的四百字大稿纸上，对新译《青史》《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王尧、王启龙、邓小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和《中国藏学史（1950-2005）》（王启龙、阴海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做了带有鼓励性质的评价（比如用了“划时代意义”这样的表述）。下面就将这份发言稿录出如下（改字用［］，补字用〔〕，删除用斜体灰色）：
2014.6.13
主席：各位同志：出席感想
一，忆往与因缘 接触《青史》 1963-1964年仅一年半始治元明清藏族史。受王森先生指导。助王写《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即社科出版社后来印《西藏佛教史略》；乃应中央统战部之要求，所以多年来是内部资料。王先生书有一重要部分用G. Roerich《青史》，上面批注甚多。王口述，由常凤铉和我记录，并为之借书、译有关论文、製作附表、口述中一起斟酌字句。原来上报中央统战部时附有王尧译《西藏王臣记·萨迦帕竹世系》，与常曾对照藏文学习。王治因明，能打腹稿。自大学读书始至殁世。仅张中行有文。接触藏学目录则在此前上世纪五十年代，只用吴丰培先生在《禹贡》上发表的目录。其它只能摸索。
二，《青史》（足本）二部出版嘉惠世［士］林，不仅译书，而且是科学著作。由此想到合作译书，所谓古代译场，相互补足。可以进一步（提倡自愿原则上小组就一部书研究。
三，《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本* 划时代意义的工具书（过去我只用吴丰培西藏图籍录）。解放前刊物搜集（抗战时期后方出版物）极不容易，杂志也不完全，民族所藏书最多，受张苑峰夸赞，但也未能搜集全。有的书传世很少，有的刊物出了多少期也不知道。如吴燕绍先生在北大讲义名《西藏史大纲》（是北大铅印本，王森先生有批注）等未遗落。宫廷璋译C. Bell《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为向达先生、竺可桢先生所校。我都忘记我初次知道了。故书中小注、及作者生卒年、成书经过极详，都不可忽略。书中还特列书目一条似是独也是特点；建议如能够把刊印史料从著述中另分开成一类较为洽［恰］当。索引还应该有。
四，中社出版社之有远大而准确眼光，印刷装帧也大有进步。过去有些书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如《云南志校释》。行距过密。上下左右空格太小。
不胜赞叹，此是作了大功德事。
从内容和时间（2014年6月13日）判断，这份发言稿应是邓锐龄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稿中简称为“中社出版社”）有关《青史（足本）》《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和《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的新书发布会（2014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十一版有张三撰《中国藏学 渊源深厚》对三书的出版做过报道）时用于宣读之用的。
“即社科出版社后来印《西藏佛教史略》”者，指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我从布衣书局拍到过邓锐龄藏《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修订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印（图十三左）。
图十三
“仅张中行有文”者，指张中行（1909-2006）著《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所收《同学点滴》（张中行就读北京大学时与王森同级）一文（172-187页）中对王森的回忆（175页；参看我写的《新见王森史料六种》，《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5期［2022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9页）。在我从布衣书局拍得的邓锐龄藏书中有《流年碎影》的第一版第一印（图十三右：书名页左下角钤“邓锐龄印”），全书除了在416页（《整风之风》，412-420页）第四行用铅笔划去“1978年夏天”的“7”并加旁注“1958”，以及在436页（《饥饿》，433-437页）天头用铅笔写有两行批注“读至此页落泪矣/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图十四左）之外，仅在回忆王森的部分有铅笔的划线（图十四右）。“受张苑峰夸赞”的“张苑峰”即张政烺（1912-2005）。在排版上有“行距过密”“上下左右空格太小”等缺点的《云南志校释》，指唐代樊绰著，赵吕甫校释的《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图十四
从《青史》到《恰译师传》
童吉祥在《青史》中记述过宋末元初吐蕃的一位族姓为恰（Chag），法名法主吉祥的译师（藏语Chag lo-tsā-ba Chos-rje-dpal, 梵语Dharmasvāmin, 1197-1264）的生平事迹（罗列赫英译本，1057-1059页；郭和卿汉译本，690-691页；王启龙、还克加汉译本，第二部，837-839页）。印度学者罗睺罗（Pandit Rāhula Sāṅkṛityāyana, 1893-1963）于1934年入藏访寻梵语贝叶经时，曾在前藏的那塘寺发现其传记的一个写本，摄影以归，照片藏于巴特那（Patna）的比哈尔邦研究学会（Bihar Research Society）图书馆。该传由恰译师口述，弟子法盛居士（Upāsaka Chos-dar）笔受。
巴特那的贾亚斯瓦尔研究所（K. 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该所是为了纪念印度历史学者、律师贾亚斯瓦尔［Kashi Prasad Jayaswal, 1881-1937］于1950年创立的）请罗列赫据罗睺罗影本将全传校勘并译为英语，在印度由该所于1959年出版（Biography of Dharmasvāmin［Chag lo-tsa-ba Chos-rje-dpal］, Patna: K. 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1959），所长阿勒特卡尔博士（Dr. Anant Sadashiv Altekar, 1898-1960）在译文前写有长篇的历史性和批评性的导言。由于原写本在书写时不但使用了草书（in the cursive script），而且还使用了缩写字（bsdus-wig）的方法（参看安世兴撰《藏文缩写字简论》［1983年6月油印本］和《藏文缩写字》［《民族语文》1984年第2期（1984年4月5日），25-31页］，以及同作者编《藏文缩写字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所以在翻译之前还有一个将草书和缩写字改为楷书和正体字的释读（decipher）过程。书名页上特别标注“由罗列赫博士释读（并翻译）”（deciphered［and translated］by Dr. George Roerich），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罗译本在房建昌《西藏学研究在苏俄》和《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中都有著录，分别题作《法王传》（45、246页）和《查译师传》（41、206页）
距今十二年前，退休外交官马维光曾据罗氏英译本将《恰译师传》翻译出版，题《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恰译师曲吉贝传》（恰译师曲吉贝口述，曲白达江整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马维光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言文学专业1958级的学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建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刊［一九四六——一九八六］》，118页），在翻译传中的梵语词汇和佛教术语时得到过北大东语系教授、梵文巴利文专业1960级的张保胜（同上《纪念专刊》，53页）的帮助（参看马维光《汉译序》［2012年10月作于北京］第2页，其中把张保胜的“保”误写成了“宝”）。全书责编是中国藏学出版社的特聘老编辑季垣垣（1942-2022），书后那篇作于2013年4月27日的《编后》（139-141页）可能就是她写的。
国图藏本是否缺页？
2025年夏，老友周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看书时，曾将汉译本的一部分拍给我看。我注意到汉译本中的阿勒特卡尔序言（作于1959年3月1日，汉译本题作《英译本序言》）第4页上有这么一句话：“曲吉贝生平的主要事件在G. 罗列赫博士的序文中已然述及，但是有几点还须进一步阐明。”可是在汉译本中却没有出现罗列赫的序文。这是怎么回事？汉译者在对上引“G. 罗列赫博士的序文”后所加脚注3里说：“A. S. 阿勒塔卡尔所长的序言中虽提及此序文，但英文原本中并没有发现。”原来汉译本所据罗译底本是没有罗序的。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奇怪，怀疑其所据底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翻检马维光《汉译序》，其首段正好提到所据的翻译底本：
久闻十三世纪一位藏名叫恰译师曲吉贝（Chag lo-tsā-ba Chos-rje-dpal）、梵名叫达玛斯瓦敏（Dharmasvāmin，“法主”意）的藏族佛教朝圣者写有一部印度游记，但苦于找不到该书的任何版本。两年前，查阅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发现名为Biography of Dharmasvāmin一书，阅后始知就是那本“游记”。书的篇幅不大，但提供了公元七世纪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后13世纪印度和尼泊尔佛教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汉译序》，第1页）
原来其翻译底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本（索书号：BL1490.D5/D5；条码号：3120150234）。周运当时正好也拍了罗译的国图藏本（图十五），翻检他传给我的照片，确实没有罗序，马维光所说属实。但是，国图本阿勒特卡尔导言（原文题作“Introduction of the General Editor”，Introduction应译导言而非序言）第3页（p.iii）明明提到罗氏导言（原文introduction同样应译导言而非序文），甚至给出了罗氏导言所占页码（The main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Dharmasvāmin are given by Dr. G. Roerich in his introduction,［pp.xxxix-lxv］but a few points be further elucidated.），其首页页数（p.xxxix）正好就接在阿勒特卡尔导言末页页数（p.xxxviii）之后，可见原书应该有罗氏导言才对。应该有却没有，这就奇怪了！
图十五
正好我知道罗译本后来曾收进上引1967年出版的《罗列赫学术选集》（图十六），该书为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尼泊尔组编刊。
图十六
据格莱塞尔（Gustav Glaesser）所写书评（East and West, Vol.21, No.1/2, March-June 1971, pp.189-192），在《选集》将其重版之前，《恰译师传》罗译本已经变得十分稀见（...had become practically unobtainable before this most useful re-publication）。我以前正好从日本购有一册《选集》，其所收罗译本为原书影印，只将传文藏语原本的罗马字转写本（pp.1-45）和书后索引（pp.115-119）删掉，再把原书页码挖去，重新按照《选集》编页，其他部分一仍其旧。
图十七
翻检我收藏的这本《选集》，在阿勒特卡尔导言之后赫然就是罗氏导言（图十七），题为“Introduction of the Editor”（《编者导言》），一共七页（pp.497-503），并未缺少。
复托友人栾伟平女士检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图十八：原是俞大维的藏书，书名页钤有俞氏三子俞小济之印；索书号：K935.19/C346；条码号：21101003932891），发现罗氏导言也在，可见应该只是国图本有缺页，并非原书有缺。
图十八
经过亲验国图藏本，发现果有掉页后粘贴的痕迹（图十九），证其确为缺页的残本无疑。马维光只据国图所藏罗译残本翻译，未能广徵其他图书馆所藏的全本和《罗选》本，贸然得出了罗译本没有罗氏导言（罗序）的错误结论。
图十九
罗氏导言的试译
下面就据《罗选》本和北大本将罗氏导言全文尝试补译如下（原书印刷错误颇多，汉译中除了对极为明显的错误径直做了校改之外，其他均保持原文不变）：
编者导言
恰译师法主吉祥（Chag lo-tsā-ba Chos-rje-dpal, translator Dharmasvāmin, 1197- 1264）的传记（藏语rnam-thar）具有一种特殊的兴味。作者出身于一个在印度求法并通晓梵语的译师（lo-tsā-ba）世家（脚注1：藏语brgyud-pa，梵语paraṁparā）。恰译师目睹了穆斯林对蒂鲁德（Tirhut，梵语Tīra-bhukti）和摩揭陀（Magadha）的入侵，见证了那烂陀大寺（the great Vihāra of Nālandā）的最后岁月，他的叙述向我们传达了那些岁月中充满的动荡不安。
恰译师传仅有写本传世，且在西藏鲜为人知，尽管传主于蒙元时期颇著声望，十四至十五世纪间的西藏撰述家对该传曾有采述。现存写本乃由不知疲倦的佛教学者兼探险家罗睺罗班智达在他1936年考察西藏期间发现于西藏中部藏地（gTsaṅ，后藏）的那塘（sNar-thaṅ）寺。这件写本的照相复制本被带回印度，现藏于巴特那的比哈尔邦研究学会图书馆丰富的藏文专藏中。
恰译师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因为该传是恰译师向一弟子口授他的经历，该弟子再将译师的话笔录下来，传记的本文主要是由引文构成。这在过去是，现在依然也是西藏学者中常见的做法，现存的许多传记，甚至所谓“教法源流”（chos-’byuṅ［脚注2：梵语Dharmodbhava,“教法（佛教）源流”］），最初都是经过口授然后再由弟子笔录成书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许多“教法源流”中可以看到的风格和措辞上的不同。笔录者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书末的跋尾中。恰译师传是由居士（upāsaka）法盛（Chos-dar, 全名Chos-dpal-dar-dpyaṅ）在雅垄（Yar-kluṅs［脚注1：也写作Yar-luṅ］）的’Ju’-phu寺记录下来的，这在跋尾中已有说明。
传文是用草书书写的，并采用了所谓缩写字（bsdus-yig）的方法，也就是将相邻的两个词合并成一个词（比如用rein［译者按：应作rien，参看前引安世兴《藏文缩写字简论》，第4页，同作者《藏文缩写字》，26页］代替rin-chen，梵语ratna）。正字法的某些特点似乎表明抄写者（如果不是法盛本人的话）也许来自甘思（Khams）地区（康区）。文中不用前加字“m”，而用表示长元音符号的小“a”字（a-chuṅ），比如以’jal代替通常的古典形式mjal，以’thon代替mthon。这是甘思或西藏东部写本中常见的正字法的特点，是因甘思方言中特有的对于作为前加字的表示长元音符号的小“a”字的鼻化发音所致（脚注2：参见罗列赫撰《拉胡尔的藏语方言》，《晨星之光雪山研究所所刊》，讷格尔，1933年，98页）。
恰·法主吉祥生于阴火蛇年（me-me-sbrul）（脚注3：在古代西藏编年史中，年份均用动物的名字表示，后又添加五行的名字作为前缀，因此就有了这种奇特的年号。从公元1027年开始采用的纪年周期是一个周期六十年），即公元1197年（脚注4：拙译《青史》，第二部分，1057页；据松巴堪布《年表》(Sum-pa-mkhan-po’s Re’u-mig）则为公元1097年［译者按：原文如此］），是恰·应供（Chag dGra-bcom, 1153-1216）之侄。恰·应供是博学的丹巴译师·戒生处（sTeṅs-pa lo-tsā-ba Tshul-khrims-’byuṅ-gnas, 1107-1190）（脚注5：其传见拙译《青史》，第2部分，1052-1054页）的弟子。戒生处曾在印度师从著名的札弥·觉称（Tsa-mi Saṅs-rgyas-rgags-pa），后者为出身吐蕃的梵语学者，曾经荣任超戒寺（Vihāra of Vikramaśilā）的四门班智达（dvāra-paṇḍita）之一，其梵语作品仍有若干存世。恰译师之父是大学者（mahā-āchārya）法生处（Dar-ma ’byuṅ-gnas）。译师之生地传闻在乌斯地（dbUs，卫地、前藏）下部gñal地（Lower gñal）lTe’u-ra［译者按：亦作rTe’u-ra］北部的Chag-groṅ堡。其传见于郭译师童吉祥（1392-1481）所编《青史》（脚注6：拙译《青史》，第2部分，1057-1059页）。郭译师当是看过恰译师传的，因其在《青史》中对恰译师生平的简述与恰译师传之文大同。
恰译师少年时与恰·应供同住，后者引导其学习梵语并开始译师之业。传中特别提及其曾研习《丹珠尔》（bsTan-’gyur）中所收梵藏字汇（即杂部［sNa-tshogs］第4346号《翻译名义大集》和第4347号《语合二章》）一事，这些字汇体现了经由公元九世纪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热巴巾（Khri-lde-sroṅ-btsan Ral-pa-can［Keśarin］）敕建并隶属于王庭的特别法庭，亦即所谓“薄伽梵教规会”（bCom-ldan-’das-kyi-riṅ-lugs-kyi-’dun-sa）敕许并由古代吐蕃译师制定的翻译佛典为藏文时所遵守的译例。
恰·应供于1216年殁后，恰译师始为赴尼波罗（Nepāla，尼泊尔）和印度制备行装。他在藏地（gTsaṅ，后藏）访寻名师十载。在恰译师的时代，藏地（后藏）仍为吐蕃学术中心，与尼波罗的佛教学者维持着密切的关系。约在1226年，恰译师始赴尼波罗，居住彼地整整八载。其后赴印应在1234年或该年前后。
其赴印时，正值“奴隶”王朝的伊杜米思（Iltutmīsh, 1211-1236）统治时期。恰译师目睹了在伊赫提亚尔·乌丁·穆罕默德（Ikhtiyār-ud-Dīn Muḥammad）于1193年至1204-1205年间征服比哈尔和孟加拉之后穆斯林的不断入侵。葛逻禄（Turushka［Gar-log 或 Qarluq］）的散兵游勇在乡间游荡。恰译师描述了蒂鲁德的Pattalā（传中作Pa-ta）居民所采防御措施。他发现摩揭陀的金刚座（Vajrāsana）已遭废弃。恰译师描述了他与觉军（佛陀犀那）王（Rājā Buddhasena）的会面，称其为当时统治摩揭陀、住于金刚座的国王。多罗那他（Tārānātha）知道这位觉军王，他曾补充说觉军王所属的当地犀那（Sena）诸王向其穆斯林宗主表示效忠（脚注1：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西夫那［Anton Schiefner］德译本［Geschichte d. Buddhismus in Indien］256页）。在金刚座，恰译师发现寺院均落在声闻乘人（Śrāvakas，小乘人）手中。作为密教学问中心之一的超戒大寺，在其叔父恰·应供及迦湿弥罗班智达释迦吉祥贤（Śākyaśrībhadra［1145-1225］）的时代（后者约于1174年至摩揭陀，并于1203年被绰普译师［Khro-phu lo-tsā-ba］邀至西藏［图奇《西藏唐卡》，第2卷，335页及611页］）依然存在。但当传主恰译师法主吉祥访摩揭陀时，超戒寺早已无迹可寻，葛逻禄士兵已将其夷为平地，并将寺院基石沉入恒河。对超戒寺的洗劫，当发生于1199年或1200年前后伊赫提亚尔·乌丁·穆罕默德征服时期。在同一征服时期也遭破坏的飞行寺（Vihāra of Odantapurī），仅作为一葛逻禄将军的驻地被提到两次。
从恰译师所述来看，那烂陀大寺虽然大半已遭荒弃和损毁，但在1235年至1236年间依然矗立，学问讲习仍在继续，尽管当时已是危机四伏。在那烂陀，恰译师师从尊者班智达罗睺罗吉祥贤（Rāhulaśrībhadra），目睹了葛逻禄士兵的到来。这位罗睺罗吉祥贤曾被多罗那他在其《印度佛教史》中提及（脚注2：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同上，256页），书中说“在觉军王治世时期，那烂陀有大班智达罗睺罗吉祥贤，其弟子约有七十人”。
恰译师住摩揭陀满两岁，直到1236年前后才经尼波罗返回吐蕃。他被劝说在尼波罗边境芒隅（Maṅ-yul）的Yaṅ-dog寺驻锡四载。回到吐蕃时（约1240年至1241年），曾前后驻锡雅垄的Thaṅ-po-che寺、’Ju’-phu寺和’Phyos寺若干时日。又驻藏地（后藏）的萨迦（Sa-skya）大寺数年，是应东院人（Śar-pa）智幢（Ye-śes-rgyal-mtshan）和本钦（dPon-chen）庆喜贤（Kun-dga’-bzaṅ-po）之邀。这位本钦庆喜贤在吐蕃史上非常有名。萨迦的囊索（naṅ-se，内务总管）曾控其谋反法王八思巴（Dharmarāja ’Phags-pa），并遣一支蒙古军捕他。庆喜贤在慈乌（Bya-rog）堡被俘，并于公元1281年伏诛（脚注1：图齐《西藏唐卡》，第2卷，16页；第2卷，627页）。
忽必烈（Khubilai）时在潜邸，掌汉地之蒙古军政，与法王八思巴（Gro-mgon ’Phags-pa, 1235-1280）共邀译师赴蒙古和汉地。1256年重申前请，译师遂整装北上，但因身体不适，不得不于半途停下。1264年，译师圆寂于lTe-u-ra（译者按：亦作rTe-u-ra或rTe’u-ra）寺（脚注2：传中记译师寂于木鼠年，即公元1264年。彼时法王八思巴正从蒙古和汉地返回吐蕃，译师圆寂之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北纳木错［Byaṅ gNam-mtsho］的达木［’Dam］，也就是在我们的地图上标为腾格里海［Tengri-nūr］的地方。松巴堪布将两事均记于1265年，亦即木牛年。参见达斯［S. C. Das］译注《松巴堪布生平及其吐蕃编年史》［“Life of Sum-pa-mkhan-po and his Chronology”］，《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JASB］，1889年，55页）。此寺至今尚存，距山南（Lho-kha）之塔拉干波（Dwags-lha-sgam-po）寺不远。现今为一小庙，常住僧十余人，属格鲁派（dGe-lugs-pa）。寺中陈设有精美的铜像和画像。
在其印度行记中，恰译师使用了很多印度语汇，每次都谨慎地将其译成藏语。对古典梵语与口语方言，他常不加区分，此种做法反映出在中古早期印度的一种普遍态度，即不视梵语和口语方言为不同的语言，而仅为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或风格（脚注3：参见查特吉［Suniti Kumar Chatterji］教授之文《阿尔-比鲁尼与梵语》［“Al-Bīrūnī and Sanskrit”］，《阿尔-比鲁尼纪念论文集》［“Al-Bīrūnī Commemoration Volume”］，加尔各答，88页）。
译师参译过许多小部佛典、成就法（sādhana）、仪轨（vidhi）等，这些译本均收于《丹珠尔》中。德格（sDe-dge）版《丹珠尔》含以下数十种：—
1.《时轮入》（Kālacakrāvatara-nāma），《丹珠尔·怛特罗部》（Tg. rGyud），第1383号。此书为恰译师在其那烂陀寺上师班智达罗睺罗吉祥贤的协助下所译。
2.《圣名诵（经）略释甘露滴》（Amṛtakaṇikā nāma Āryanāmasaṁgītiṭippaṇī），《丹珠尔·怛特罗部》，第1395号。
3.《胜乐俱生成就法》（Śrīdvibhujasaṁvarasādhan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1436号。
4.《自身加持次第优波提舍》（Svādhiṣṭhānakramopadeśā-nām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 1500号。
5.《华鬘持赞》（Sragdharāstotr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1691号。
6.《业边分别》（Karmāntavibhaṅga-nām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1811号。
7.《红阎魔多迦成就法》（Raktayamāntakasādhan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17号。
8.《供物仪轨》（Balividhi），《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610号。
9.《红阎魔敌成就法仪轨》（Raktayamārisādhanavidhi），《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21号。
10.《吉祥红阎魔敌成就法》（Śrīraktayamārisādhan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23号。
11.《吉祥红阎魔敌曼荼罗仪轨》（Śrīraktayamārimaṇḍalavidhi），《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24号。
12.《吉祥黑红阎魔敌供养仪轨》（Kṛṣṇayamāriraktayamāriśca pūjāvidhi），《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28号。
13.《红阎魔敌供物仪轨》（Raktayamāribalividhi），《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30号。
14.《红阎魔敌成就法》（Raktayamārisādhan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31号。
15.《自身加持次第优波提舍红阎魔多迦现观》Svādhiṣṭhānakramopadeśā-raktayamāntakābhisamay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32号。
16.《金刚乘大过失》（Vajrayānasthūlāpatti），《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482号。
17.《阿罗波遮那成就法》（Arapacanasādhan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714号。
18.《世自在成就法》（Lokeśvarasādhan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850号。
19.《五守护仪轨》（Pañcarakṣāvidhi），《丹珠尔·怛特罗部》，第3596号。
20.《曼荼罗仪轨金刚鬘》（Vajrāvali-nāma maṇḍalasādhana［upāyikā］），《丹珠尔·怛特罗部》，第3140号。
21.《究竟瑜伽鬘》（Niṣpannayogāvali-nām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3141号。
22.《护摩仪轨光苞》（Jyotirmañjarī-nāma homopāyikā），《丹珠尔·怛特罗部》，第 3142号。
23.《雾持除秽忿怒尊成就法》（Ucchuṣmajambhalasādhana-nām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3743号。
24.《红阎魔敌（迷）轮真性作明》（Raktayamāriyantratattvanirdeśaka-nāma-sādhan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2034号。
东北目录（The Tohoku Catalogue）给出译者名为Chos-kyi bzaṅ-po，但在科尔迪耶目录（［Palmyr］Cordier’s Catalogue），LXXXI，28中，译本则被归于恰·法主吉祥。
25.《音生时合果必须》（Svarodayalagnaphalopadeśa），《丹珠尔·怛特罗部》，第4327号。
在科尔迪耶目录中，以下典籍的翻译也被归于恰·法主吉祥。
26.《明曜生起次第》（Prabhāsodayakrama），《目录》，XLIII，99。
27.《吉祥胜乐轮现观疏》（Śrīcakrasaṁvarābhisamaya-ṭīkā），《目录》，LXXIII，58。
28.《慧光成就法》（Prajñālokasādhana），《目录》，LXXIV，4。
29.《会供次第成就法》（Piṇḍīkramasādhana），《目录》，LXXXI，1。
30.《阎魔多迦（迷）轮仪轨》（Yamāntakayantravidhi），《目录》，LXXXI，30。
在勘同传文所引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典籍时，我使用了东北帝国大学出版的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目录（仙台，1934年）。
衷心感谢巴特那贾雅斯瓦尔研究所所长阿勒特卡尔博士（文科硕士，法学学士，文学博士）对出版工作持续的关注，以及罗睺罗班智达在勘同传文中某些印度词语时给予的亲切帮助。
罗列赫
《恰译师传》藏语原本共十七章，但据《汉译序》说，汉译本所据罗氏英译本仅有前十三章，缺后四章（第3页）：
在翻译过程中，藏文的一切译法都求助于我的合作者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洪记研究员，没有他的翻译和勘校，译文是难以完成的。藏文原始记录有17章，比英译本多4章。经查对，这最后4章尚未被收入英文译本中，刘洪记研究员特将这四章译出，作为“补遗”附在译文之后，使可贵的历史资料尽可能完整。书后所附罗马拼音藏文原始素材，虽经中国藏学出版社南加才让博士勘校，但拼写错误可能仍存，仅作参考。
也就是说，汉译本的前十三章是马维光据罗氏英译本重翻，后四章则是刘洪记据藏语原本直译的。所以在书名页和版权页上会特别标注“依据［俄］乔治·罗列赫英译本及藏文原稿译编”。在汉译本第十四章首页的脚注中还有这么一句话：“K. P. 贾雅斯瓦尔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英文版并未收入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这四章系此次由藏文原稿译出。”但是，检读北大图书馆藏本和罗氏《文选》本即可得知，从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的这四章的英译文都在（图二十、图二十一），并未缺少。
图二十
图二十一
跟罗氏导言的情况一样，问题都是出在国图本有缺页而已。最近所刊与《恰译师传》有关的专题论文，比如嘉央坚措、拉毛草合撰的《十三世纪西藏游记文献〈恰译师行纪〉评述》（《法音》2025年第3期［2025年3月25日］，42-48页），依然没有发现汉译本所据底本的问题，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
罗列赫论著汉译本举要
笔者由此想到一事，就是罗列赫虽为西藏学名家，但是真正读过他的论著原文并全面掌握其学术贡献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多。当年陈庆英（1941-2020）与孟轲选译国师净自在命盛（Gu-śrī dKaẖ-bcu Su-dhi［Śuddhi］Ā-yu-warta［Āyurvarta］）所撰藏语史籍《蒙古佛法源流》时（《藏文〈蒙古佛教史〉选译——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1989年6月］，44-52页），曾经怀疑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实为日本蒙藏学家桥本光宝［1903-1995］个人）的日译本（《增订蒙古喇嘛教史》，东京：生活社，1940年12月20日初版）误将作者当成无畏虚空（ẖJigs-med nam-mkhaẖ，日语作ジクメ·ナムカ）。房建昌在《〈蒙古佛教史〉的作者及译本》（《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1991年6月］，236-238页）一文中指出，桥本的日译本乃据德国学者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所刊藏语原本（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lei, Erster Teil: Vorrede. Text. Kritische Anmerkungen, Strassburg: Karl J. Trübner, 1892）和德译本（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lei, Zweiter Teil: Nachträge zum ersten Teil. Übersetzung, Strassburg: Karl J. Trübner, 1896）翻出，其误实延胡特之误而来，而罗列赫早在札记《〈蒙古佛法源流〉作者考》（“The Author of Hor-chos-ẖbyuṅ”,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ecember 1946 No.2, pp.192-196）中就已指出胡特的这个错误。房文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就是罗列赫这篇札记的译述。《〈蒙古佛法源流〉作者考》一文已收进《罗列赫学术选集》225-229页。
罗列赫论著的汉译本也不多。就我所知，略有如下几种：
〔苏〕Y. N. 罗列赫：《西藏的游牧部落》，李有义译，《民族社会历史译文集》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编译，1977年，38-45页。
〔苏〕Y. N. 罗列赫：《西藏的游牧部落》，李有义译，《民族史译文集》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1978年，38-45页。
〔苏〕Ю. Н. 罗利赫：《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藏关系》，李佩娟译，《民族史译文集》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1978年，48-61页（汉译50页脚注4和脚注5将校译《蒙古佛法源流》的桥本［光宝］误当成桥本万太郎，61页提到“恰译师却吉贝”）。
〔苏〕Ю. Н. 罗利赫：《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蒙藏关系》，蔡志纯译，李佩娟校，《民族史译文集》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1978年，62-73页。
〔俄〕罗列赫：《岭格萨尔王史诗》（原文题作“The Epic of King Kesar of Ling”），《格萨尔王传译文集》，杨元芳译，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10月（无出版日期，据书前《译后记》所署年月），第4-54页。
〔苏〕罗列赫：《藏语语言学的基本问题》，汶江译（自“苏维埃东方学”1958年第4期），《藏族研究译文集》第1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1983年3月，126-133页。
G. N. 罗瑞奇：《蒙古语中的藏语借词》，迟钰骅译，杨富学校，《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6辑，王尧、王启龙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266-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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