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蒋介石》《袁世凯》《陈其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词条;《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北洋军阀史》陶菊隐著;《民国史》李新主编;《徐世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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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北京,是一座正在脱皮换骨的城市。

皇城的红墙还是那道红墙,琉璃瓦还在屋脊上压着,中南海边的柳树还是一年年地发芽,但门楼上换了旗帜,紫禁城里的太监还没走干净,宣统皇帝溥仪还蜷在里头,可外头已经是中华民国了。

改朝换代的动静,有时候大得地动山摇,有时候又静得像一张桌上换了一块桌布,日子照旧过,只是名字不一样了。

坐在总统府里的那个人叫袁世凯,字慰廷,河南项城人,1859年生,那年五十三岁。

这个名字在晚清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1882年跟着吴长庆渡海入朝鲜,到1884年在汉城指挥清军平定甲申政变,再到1895年在天津小站拉起"新建陆军",把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这些人一个个提拔起来,练出了后来主宰北洋政局几十年的那套人马。

他这个人,从军事到官场,摔打出来的东西只有一样——看人。

看人这门手艺,袁世凯练了几十年。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设在中南海,前身是清朝的瀛台一带。

新华门匾额挂上,里头设了秘书厅、军事处、侍从武官处,一套班子从清朝过渡进来,有的人脸上还带着前朝的气息,衣服换了,骨子里的那套东西没换。

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的总统府来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从浙江奉化来,名叫蒋介石,那年二十五岁,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跟在陈其美身边做事,在上海滩跑江湖,名头不大,但认识他的人都说——这个人,有股子劲儿。

他进了总统府,见了袁世凯,说了一番话,然后起身告辞,走出大厅,脚步声消失在回廊深处。

袁世凯目送他走远,停了一下,转头向身旁的人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后来被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民国历史上先后出任大总统的三个人——在不同的年头、不同的场合,分别提起过。

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值得细细讲一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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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化溪口走出来的年轻人

1887年10月31日,浙江奉化溪口镇武岭玉泰盐铺的楼上,蒋介石出生了。

溪口这地方,山水不俗,剡溪从镇里穿过,两岸青山连绵,出了名地出人物。

蒋家在镇上开的是玉泰盐铺,祖业传下来的,在当地算小康,但说不上富贵。

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在他八岁那年就病死了,此后全靠母亲王采玉一手撑起这个家。

单亲家庭,靠母亲守寡,这在那个年代的浙江乡镇里太常见了。

王采玉是个硬气的女人,把儿子拉扯大,既让他读书,又不让他变成那种文弱书生。

蒋介石五岁入塾,在私塾里读了将近十年的经史,四书五经,文史典籍,啃了个扎实。

但这套东西,到了二十世纪初就不顶用了。

1905年,清廷废了科举,读书人的老路没了。

蒋介石那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不是写八股文就能出头,得靠别的。

1903年,蒋介石先后进了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接触到了一些新学。

那是《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腐败透顶,外敌在门外虎视眈眈,年轻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说不清楚,但能感觉到——这个国家要出大事。

1906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东渡日本,进了东京清华学校,想着学点新东西。

结果语言不通,加上条件限制,待了没多久就回国了。

回来之后,他换了条路——1907年7月,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炮兵科,正经学军事。

保定军校在河北保定,是清末搞新政的时候设立的,学制两年,出来就是炮兵军官。

蒋介石在这里头学的不只是炮兵操典,他开始认真想清楚一件事:乱世里头,手里没有兵,什么都是空的。

1908年2月,陆军部选拔留日学生,蒋介石幸运入围,再次东渡,这回进了东京振武学校炮兵科,这是清政府专门给留学军事生预备的学校。

也是在东京振武学校,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弯——他认识了陈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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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其美和那张革命党的入场券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湖州吴兴人,1878年生,比蒋介石大九岁。

1906年秋,陈其美东渡日本,进了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他这个人,口才好,脑子快,人称"四捷"——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在日本的革命党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是孙中山信任的骨干之一。

蒋介石到东京的时候,是通过浙江同乡周淡游介绍,认识了陈其美。

两个浙江人,一个口若悬河,一个寡言沉稳,反倒投了缘。

1908年,陈其美把蒋介石引进了同盟会,蒋介石从此正式踏上了革命党这条路。

这张入场券,分量极重。

在同盟会,蒋介石能接触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圈子——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在革命党里呼风唤雨的人物,和他有了间接的联结。

当然,那时候的蒋介石还是外围人物,孙中山身边有的是经历更深、资历更老的人,轮不到他这个刚入会的年轻炮兵科学生凑到核心去。

但陈其美不一样。陈其美把蒋介石当自己人,两人后来义结金兰,与另一个浙江人黄郛结拜为异姓兄弟。

这种关系在那个年代,不光是感情,是真金白银的政治资本。

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当士官候补生。

这是正经的日本军队,学的是真正的近代军事技能,炮兵战术、地形侦察、后勤补给,一套一套,都是真刀实枪练出来的。

这段经历,是蒋介石后来在军事上能够独当一面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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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亥年,四十八小时的假

1911年10月,武昌的枪声响了。

武昌起义的消息打到日本,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几乎是集体沸腾了,陈其美第一时间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催他回国。

蒋介石当时的处境有点尴尬。

他是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的士官候补生,名义上是清廷委托日方管理的留学生,没有上头的批准,擅自离开就是违纪。

他先去找师团长长冈外史请假,长冈直接回绝了:"你们是清廷陆军部委托管理的,没有清廷命令,不得擅自回国。"

蒋介石转头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联队长能批的权限有限,最多给四十八小时的短假。

蒋介石就拿着这个四十八小时的假条,和张群悄悄跑了,一去不回头。

抵达上海之后,陈其美把他派去浙江。

1911年11月4日,蒋介石带着先锋敢死队百余人,参加了光复浙江之役,打进了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战。

打完浙江,他回到上海,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和陈其美、黄郛结拜为异姓兄弟,算是正式进了革命党上海系统的核心圈。

此后,历史的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但革命党在军事上远不是清廷北洋军的对手,南北之间隐隐有一场大仗要打。

最终是袁世凯出来收了场——他逼迫清帝溥仪退位,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个结局,陈其美和蒋介石都不满意。

蒋介石和陈其美一样,不赞成孙中山辞职让位,但孙中山以大局盖过权位的道理,让蒋介石最终服气了。

民国就这样在南北妥协、各方算计之中开了头。

而北京,那时候风云正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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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个叫袁世凯的人

在正式讲蒋介石进总统府这件事之前,得先说说袁世凯这个人。

袁世凯,字慰廷,1859年9月16日生,河南项城人,故称"袁项城"。

他科举失意,两次不中,弃文从武,1882年随吴长庆入朝鲜,开始了他在朝鲜总理营务处的生涯,从这里起家,一步步走向清廷权力的核心。

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奉命编练"新建陆军",这是他一生事业真正的起点。

他练兵不拘一格,有出身贫寒草莽的,有传统文士,有科班出身的,也有海外留学的新型军人,一概量才取用。

从1895年小站练兵的名单里,一大批后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赫然列其中——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这些人都是袁世凯提拔起来的。

他手下出来的人,日后担任督军以上者有三十四人,担任总理、陆军部长一级的有六人,出任民国大总统的竟有四人。

这个数字,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他能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什么政治理论,是一双看人的眼睛。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袁世凯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说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

袁世凯自己从来不说自己识人,但他的操作说明一切——段祺瑞两次笔试不过,他悄悄把题给段祺瑞,让他当上协统,段祺瑞从此马首是瞻,为袁效力数十年;文案阮忠枢想纳一个小玉为妾,袁世凯明面上骂,私下里把小玉赎出来、置办了房舍,等阮忠枢一进门,红烛高燃,新娘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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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看着细碎,其实是一套极精明的拿人手段。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12年至1913年间,见了一个叫蒋介石的年轻人。

那是一个普通的接见日,总统府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袁世凯作为民国初年的大总统,每天要见的人,从各省督军的代表到革命党来拜会的人,从外国公使馆来交涉的人到地方绅士来托人情的,形形色色,流水一般过。

他见惯了各种人——有满脸赔笑来低头求事的,有仗着资历端架子进门的,有满口官话实则摸不透心思的,也有口气大得离谱结果什么都不是的。

蒋介石是通过陈其美的关系进来的。陈其美那时候在上海是沪军都督,和北京的关系虽然说不上亲密,但也有往来的渠道。

蒋介石那年二十五六岁,从日本陆军体系出来,在浙江打过仗,在上海跟过陈其美,算是有过几次实战经历的年轻军官。

他进总统府大门,走过回廊,进了接见的厅堂。

在场的有袁世凯的几位幕僚,见惯了来来往往的人,对这种拜会本不当一回事。

蒋介石和袁世凯说话的时间并不长。从他进门到起身告辞,大约不超过一个时辰。

最后,蒋介石起身,行了礼,转身走了出去。

脚步声从近到远,消失在回廊的深处。

厅里静了一下。

袁世凯目送那个背影消失,在原地停顿了片刻,然后侧过头来,向身旁的幕僚说了一句话。

在场的几个人,都记住了这句话。

因为袁世凯说这句话的神情,不是随口一评,是一种认真的、若有所思的神态——那是一个见惯了风浪的老人,在看见一个还未完全成形的东西时,才会有的表情。

那句话落在厅堂里,没有回响,却在往后的岁月里,被三个登上民国最高位子的人,先后在不同的场合说了出来,流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