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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大先生:

我在深夜重读《野草》,翻到《题辞》那页,窗外倏忽起了风。上海的夏夜闷热,风也黏糊糊的,可那一瞬我竟觉得像北平的秋——干燥、锋利,像您文字里那种毫不留情的透亮。我搁下书,走到阳台上看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想给您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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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只觉您的笔名如雷贯耳,后来读到《祝福》,读到《药》,才渐渐读出那墨色底下压着的、一个民族沉默的呜咽。您写祥林嫂的眼睛,华老栓的手,闰土叫出那声“老爷”——每个字都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旧时代溃烂的皮肉。可您又不止于解剖,要在“铁屋子”里“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那时我才懂了,文字从来不只是文字,是火把、是匕首,是一个人在漫漫长夜里不熄灭的良心。

孤独者》我读了四遍。第一遍觉得魏连殳怪,第二遍觉得他可怜,第三遍觉得他像我——第四遍,却不敢再读。先生,您写魏连殳给“我”那封信,他要“躬行我先前所憎恶的,所唾弃的一切”,在祖母灵前嚎啕大哭。那一哭让我心狠狠震颤。好像不只在写知识分子的堕落,您在写一个人被活着吃掉的过程——没被刀枪刺破,却被孤独、被失望、被自己握不住的那一点点尊严吞咽。二十岁后我才明白,有些字是留给年纪的。不走到那一步,摸不出字的温度。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有人说“渲染了孤寂的氛围”,我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后来读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才明白那两棵枣树并非渲染,而是确认——确认自己还站在这片土地上,确认身边的同类只剩另一棵不会说话的树,确认即便如此,您还是要写,要站在院子里看夜,要看“奇怪而高的天空”。先生,您最打动我的从来不是愤怒,而是在愤怒之后还肯转过身来,为一个画不圆圈的人叹息,为一条被踩死的虫子记一笔。您教会我——清醒不是冷,清醒是待到冷透以后,还愿义无反顾伸出手去。

今天我们坐在明亮的房间里用键盘敲字,写作的意义是否仍在?您当年主张“文艺大众化”,叫文学走出书斋、走向工农——今天我们的文字,是走向了更多人,还是困在了流量算法里?我们追逐10w+,追逐爆款,却越来越少有人像您那样,俯下身去听一次闰土说话、看一下祥林嫂的眼睛、触碰一双华老栓的手。先生,若文学的武器变成了消费的工具,那锋刃还会锋利吗?

我有时想,若您活到今天还会怎么写。您大抵厌恶着精巧不实的修辞、没有激情的节拍,您一定依旧会写那些没人注意的——快递员被拒之门外的手,流水线上年轻人发直的眼睛,老人在医院走廊里独自伫立的背影……先生,您的“大众化”好像从来不是降低标准,恰恰相反,是抬高眼睛、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去看那些被碾过的人的身上,还剩下什么。

您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九十年了,腐草早已成泥,可花还在开。您写的那个“韧”字,这些年一直贴在我书桌前面。写不出来的时候看它一眼,写出来的时候也看它一眼。先生,您用笔做武器,那我希望自己不把笔当摆设。

您当年在黑板上写下“文艺大众化”的那间屋,如今早已换了别的用途。可那个词还在——像您笔下的枣树,一棵是鲁迅,另一棵是后来每一个不肯沉默的人。

此致

敬礼!

怀念您的年轻人之一

2026年7月11日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学生)

原标题:《给大先生的一封信 高珂羽:一棵是鲁迅,另一棵是后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