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撰写）、《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叶剑英传》、《红军长征史》、《民国史》（李新主编）、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人民网党史频道《蒋介石借追击中央红军解除王家烈兵权》、中共云南党史网《"龙云献图"真相》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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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离开海外将近十六年的李宗仁，踏上归国的飞机，落地北京首都机场。
这一年他已七十四岁，白发苍苍，走路需要人搀扶，但精神头还在。
回国之后接受访谈，他谈起国共内战，谈起台湾，谈起自己那段代总统的岁月，言辞坦率，有时尖锐。
轮到长征这个话题，他停顿了一下，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话——大意是：红军能走出来，蒋介石有一半的功劳。
这话从李宗仁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般。
他跟蒋介石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北伐时并肩作战，统一后摩擦不断，1929年桂系兵败，1936年两广事变，1948年当上代总统，然后在蒋介石的重重挤压下出走海外，在纽约一住就是十六年。
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几本书都写不完。
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替蒋介石说话，更不会用"功劳"这个词来敷衍一段往事。
他说这话，自有他的道理。
1934年秋到1935年秋，蒋介石动用的围追堵截兵力，前后加起来超过百万，飞机、大炮、碉堡、封锁线层层叠叠，把一支已经伤痕累累、从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的队伍围在了里面。
按着这个兵力对比，按着这个态势，这支队伍几乎没有走出来的道理。
但走出来了。
从江西于都，一路穿越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最终在1935年10月落脚陕北吴起镇。
两万五千里。
这背后，将士们的血肉之躯与意志自不必说，但那道围得密密麻麻的铁桶阵里，始终存在的那道缝隙——才是李宗仁那句话真正指向的东西......
【一】铁桶阵里藏着的那条裂缝：各路军阀的私心算盘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请来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用"堡垒推进"的打法，在中央苏区外围密密麻麻地筑起碉堡封锁线，一点一点往里压缩。
这个策略奏效了。
到1934年夏秋，苏区已经缩到赣南一隅，粮食、弹药双双告急，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超过五千人，连关键阵地都守不住。
这年10月，红军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向西突围，长征就此开始。
彼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坐镇，手里掌握的部队纸面上是百万之众。
但这百万兵力并非铁板一块，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类：一类是嫡系中央军，装备好、饷银足，军令真正贯彻；
另一类是各省地方武装，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湖南的何键、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刘湘——
这些人名义上归南京管，实则各有一亩三分地，各有一本只有自己算得清楚的账。
战略上，红军突围向西，必须经过的防区，恰恰都是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地盘。
南路是陈济棠的粤军，西南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之后依次是黔军、滇军、川军。
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这些人的势力范围。
这里有一个理解整个长征突围过程的关键背景，在当时几乎不被外人知晓。
蒋介石追着红军往西打，等于是借着"剿共"的名义，把自己的中央军嫡系势力，一路向着西南各省渗透推进。
那些地方大佬们心里都明白：红军走了以后，中央军来了，自己的地盘照样保不住，只是换了个来收拾的人。
这一点，各省实力派看得通透，心里都有数。
当时有记载的一段话流传颇广，是蒋介石对身边人说的：此番共军入黔，正好趁势跟进去，比专为图黔用兵还省事。
这话道破了他的真实盘算——剿共是表，借机向西南用兵、削弱地方割据，才是里。
事实也正是如此。
红军脚步走到哪里，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跟进到哪里，贵州的王家烈随着红军离开，很快就失去了地盘和兵权；
云南的龙云在整个过程中提心吊胆，生怕中央军以追剿为名长期驻云南；
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也在红军进川后感受到了来自南京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个双重目标，决定了蒋介石在围剿过程中的态度，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全力以赴、置红军于死地。
而每一个身处围剿阵线的地方实力派，则都在"配合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和"保存自身实力、防止中央军渗透"之间，走一条微妙的钢丝。
这条钢丝，最终变成了红军路上那道若隐若现的缝隙。
【二】罗塘谈判：潘汉年何长工拿到的那份秘密协议
1934年10月5日，江西寻乌县罗塘镇。
这是一个外人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地方。
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派来的代表杨幼敏、韩宗盛，在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坐了下来，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天三夜的秘密谈判。
事情的起源，比这次谈判还要早得多。
早在1933年11月，红军与广东方面就已经有过断断续续的停战接触，到1934年夏天，双方建立了秘密的有线电通联，赣南钨矿贸易（陈济棠方面负责买卖出口）成了把两者捆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双方关系比表面上的敌对状态要复杂得多。
1934年9月，朱德亲自给陈济棠写信，从民族大义角度开导，指出外有日寇侵略、内有蒋介石进逼，两广偏安格局岌岌可危，希望停止对抗。
随后陈济棠主动派罗炳辉的内弟携带密函，通过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找到了周恩来和朱德。
周恩来当即向博古汇报，博古授权全权处理，这才有了罗塘镇上那次正式的面对面接触。
三天三夜之后，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联；必要时红军可在陈部防区设后方医院；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知陈济棠，陈部后撤四十华里，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进入陈部防区使用陈方护照。
这份协议，让红军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几乎没有遭遇粤军的正面硬拦。
1934年10月25日，中央红军进入粤北，经南雄、仁化、乐昌、连县四县，历时十八天，顺利穿越。
这十八天里，红军未遭到粤军的顽强抵抗，原因正在于协议的切实执行。
直到1934年11月13日红军离粤进入湘桂边界，陈济棠的军队都基本保持了协议规定的克制态度。
陈济棠为何愿意这样做，他自己的考量在后来的回忆中有明确表述。
一方面，粤军若在广东境内与红军爆发激烈战斗，必然消耗自身实力，而蒋介石的中央军极可能以"支援"为名顺势进入广东，这是陈济棠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另一方面，陈济棠与南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他把广东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对中央军进驻广东的警惕，丝毫不亚于对红军的防范。
放红军向西走，让他们去湖南、广西，这样中央军的追击目标也跟着往西走，广东反而得以喘息。
这笔账，陈济棠算得很透。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能做出这样的统战安排，本身也是一次精心的政治运作。
周恩来主导了这次谈判，把握住了陈济棠的核心利益，从而用红军的"借道"换来了突围的关键窗口期。
【三】湘江九日：白崇禧让开的那段江防
过了粤北，红军面临的下一道天险，是湘江。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进入湘南。
蒋介石随即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调集包括湘军何键部在内共二十五个师，沿湘江一线展开，南段由广西桂军白崇禧部把守，北段由湖南湘军把守，薛岳率中央军嫡系从后方紧追。
从兵力布局看，这道封锁线的密度远超前三道。
如果各方认真执行、协调配合，红军将会陷入极为险峻的处境。
但就在这道封锁线即将收紧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改变战局的异动。
1934年11月20日晚（一说21日晚），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出电报，声称红军小股部队进攻广西龙虎关，以防红军攻入广西腹地为由，请求将夏威部主力从湘江南段撤往后方。
蒋介石在22日下午批复同意，同时命令何键南下湘军接防。
白崇禧接到复电后，没有等待湘军抵达交接，当夜即下令将夏威部主力全部撤往恭城——这里是灌阳以南百余公里的地方——在全州至兴安之间的湘江防线上，仅留极少兵力。
湘军接到蒋介石的接防命令后，迟迟没有南下，直到11月27日才进入全州，进城后又停止南移。
这样，从11月22日桂军南撤，到12月1日湘桂军重新合拢渡口，全州以南、兴安以北六十公里的湘江门户洞开，整整九天。
正是这九天，成了红军渡江的窗口。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打响。
这是整个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主战场集中在灌阳新圩、兴安界首光华铺、全州觉山铺三处。
红一军团在觉山铺阻击湘军，血战两昼夜；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在新圩、文市一带与桂军侧击部队反复拼杀，伤亡极为惨重。
香港《循环日报》当时报道，新圩战斗之激烈程度，"比之文市之役尤甚"。
红三十四师殿后阻击，最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宁死不屈，自断肠子壮烈就义。
湘江战役结束时，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损失之惨，在整个长征史上无出其右。
但主力渡过去了。
白崇禧那次撤兵，在桂系内部是有过明确讨论的。
据史料记载，白崇禧曾在桂系高层会议上直言：蒋介石恨桂系，不比恨红军少。若把红军堵死在湘江东岸，无路可走的红军必然南下入桂，而中央军会以追剿为名大举进入广西，届时桂系既要对付红军，又要防备中央军，两头挨打，自取灭亡。不如让红军过去，往贵州、四川方向去。
白崇禧的这个判断，逻辑上和陈济棠如出一辙：让红军走，比留住红军对自己更有利。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34年11月17日，"白崇禧赴湘桂边布置防务"——他去布置的不是战斗，而是撤退。
这个客观存在的撑开动作，让这支伤亡惨重却仍有战斗力的队伍，得以继续向西。
【四】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遵义城外那张收紧的网
湘江战役结束后，三万余人的红军继续向西，进入湘桂黔交界地带。
这时候，围剿阵线的整体态势发生了一个关键变化：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的目标，是往湘西方向走，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
针对这个判断，他开始在湘西方向大量集结兵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悄悄布置了一张等待收紧的新网。
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形势已经十分明朗：通往湘西的路上，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密度远超红军承受能力，继续按原定路线走，等于主动撞上去。
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争论激烈，但没有当场达成一致。
这次会议没能解决问题，但多数人的意见开始明显倾向于转向，为后来的决定打下了基础。
六天之后，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城一家叫"胡荣顺"的商铺里召开会议。
还是两种声音，还是激烈争论。
李德仍然咬定原计划，坚持北上湘西；另一种声音则力主继续向贵州西北方向推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创建新根据地。
两种意见交锋激烈，最终在周恩来等人支持下，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
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在战略方向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它让红军避开了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置好的那张网，争取到了继续前进的空间。
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在这个时候还在积累。
黎平会议后，红军向黔北推进，连克数城，12月31日夜间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再度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再度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明确规定：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个规定，实际上已经从制度层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独立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后来称猴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王家烈的黔军战斗力远逊于中央军嫡系，遵义很快易手，红军得到了难得的短暂休整时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伟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
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伟人、王稼祥等人相继发言，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系统批评。
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批评意见，会议随即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伟人为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总结决议，会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成立由伟人、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这是整个长征史上分水岭式的时刻。
然而，遵义会议刚刚落幕，蒋介石同样没有停下脚步。
他察觉到红军已攻占遵义，迅速作出研判，开始在川黔一带重新部署，调集湘军、川军、滇军和嫡系中央军约四十万兵力，在川黔滇交界地带布下新的合围架势。
从各路电报汇总的部队调动情况看，这张网的兵力之密、覆盖范围之广，比湘江之前严密得多。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正在一步步收口，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地带，已经布满了各路兵马的番号，纸面上，红军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出路。
然而，就在这张网即将收紧的关键时刻，1935年1月下旬到3月中旬之间，各路追击部队的电报记录里，出现了一个始终无法被解释清楚的空白——
蒋介石亲自坐镇督战之际，有一支本应按时就位的部队，在最关键的节点上，比命令规定的到位时间整整晚了数日，而就在这几日之内，红军已经完成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战略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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