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的夜,我蹲在城隍庙门口啃冷馒头。

手机亮了,儿子小伟发来一条消息:“爸,家里房子的事你知道了没?”

我还没来得及回,巷子口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年轻人,你面相有喜。”

我抬头,看见一个摆地摊的老头,手指朝我点了点。

2026年,你有三封喜信。

他顿了顿,像是故意等我开口问。

我没理他,起身要走。

“姓王的给你指路,姓李的给你撑腰,还有一个姓周的大贵人,能让你后半生无忧。”

他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敲在我耳朵里。我随手摸出二十块钱扔过去,扭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邻居打电话来:“建国啊,你家院子里昨天半夜来了个黑木箱子,上了锁的,钥匙插在锁眼上,怎么拧都拧不开。”

我看了眼日历。

2026年1月15日,腊月二十九。

那个老头的话,一下子全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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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周建国,四十八岁,没什么出息。

以前在厂里干机修,三年前厂子倒了,我就开网约车。

一个月挣四五千,交了房租和车贷,剩下的都给儿子小伟当生活费。

小伟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工作还没着落,住在前妻张玉娜那儿。

半年前离的婚,张玉娜说她受够了。说我没本事,还窝囊,一辈子就知道窝在方向盘后面。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没吭声,因为我没法反驳。

我爹叫周德贵,活到七十二岁,去年秋天走的。

他走得很突然,心梗,送到医院就不行了。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赶上。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办完丧事才发现,老人留下的就两样东西:一间十多平米的老宅,和一个发黄的房产证。

老宅在县城边上那条老街上,是爷爷传下来的,破是破了点,可算是我们周家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

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我从县城回来,手机上跳出一条陌生号码发的短信:“周建国,你父亲生前欠了一笔债,年底之前要还清。要是还不上,老宅子抵债。”

我当时以为遇上骗子了,没当回事。

结果第二天下午,村里老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老陈是村支书,从小看着我长大。

他说:“建国,你爹生前是不是跟人借过钱?今天有人来村里打听你家老宅的事,说要拿房子抵债。我替你拦了一下,但这事你得上上心。”

“多少钱?”我问。

“没说具体数字,但听那意思,不是小数目。你爹走之前几个月,好像确实来过一回,跟人喝过酒,后来就没怎么听见消息了。”

我心里一沉。

我爹一辈子老实巴交,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多块,从来没听说过他欠债。

可老陈不会骗我。

那天晚上我开了一下午车,浑身骨头都散了架,坐在车里啃了个馒头当晚饭。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点破事:欠债、房子、儿子、前妻、工作。

越想越烦,我就开车到城隍庙那边去透透气。

城隍庙那条街,白天热闹,晚上冷清。

我蹲在庙门口台阶上抽烟,啃着馒头。身后墙上贴着一排算命的广告,什么“刘半仙看手相”、“张大师看风水”,我从来不信这些东西。

可那天晚上不一样。

那个老头从巷子里走出来,推着一辆小推车,车上摆着几个铜钱和一本泛黄的册子。

他找了我旁边一处空地,支起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六个字:“测八字,断流年。”

我瞥了一眼,没理他。

他倒不客气,坐稳了就冲我开口:“你面相上有三股气,一股晦气,一股冤气,还有一股喜气。晦气走左,冤气走右,喜气在中间,往上升。

我心想,这人大概是看谁都说一样的话。

“你不信不要紧。”他笑了笑,露出几颗黄牙,“但有些事,你不信也得信。2026年,你有三封喜信。姓王的给你指路,姓李的给你撑腰,还有一个姓周的,是你后半生翻身的贵人。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天机不可说太多。”

说完他就站起来收摊了,推着车往巷子深处走,头也不回。

我坐在台阶上愣了一会儿,掐灭烟头,骂了一句“神经病”。

但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脑子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腊月二十九早上,我刚出车就接到老陈的电话。

“建国,你家院子里出了点事。你赶紧回来一趟。”

“什么事?”

“你爹以前住的那间房子里,昨天晚上有人扔进来一个黑木箱子。我敲了半天门,里面没人应,就自己翻进去看了看。箱子不大,四四方方的,上了把老式锁,钥匙插在锁眼上,但我试了,拧不动。”

“锁上的钥匙拧不动?什么锁?”

“就是那种老式铜锁,一把钥匙一个锁眼的那种。我拿钳子夹住钥匙转了转,根本转不动。不信你自己来看看。”

我挂了电话,把这一天的订单取消了,开车往县里赶。

两个小时后,我站在老家院子里,盯着那个黑木箱子。

箱子大概四十公分见方,漆面已经脱落了不少,露出下面发黑的木头。箱盖上嵌着一把铜锁,铜绿斑驳,锁眼上插着一把同样生满铜绿的钥匙。

我蹲下来,伸手捏住那钥匙,转了转。

纹丝不动。

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咬死了。

我又使劲拧了一下,还是不行。

老陈站在旁边看着:“怎么着?你有办法?”

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我先查查这东西哪来的。”

可我心里清楚,这东西不是老陈送来的,而我唯一的线索,就是昨晚那个算命老头的话。

姓王的指路,姓李的撑腰,姓周的贵人。

可我一个也不认识。

02

我把箱子搬回屋里,搁在床底下,锁上房门出来。

老陈还在院子门口站着,递给我一支烟。

“这阵子你爹的事,有点乱。”他蹲下来点了烟,“我听说你爹生前最后几个月,跟一个古董贩子见过几次面。那人在城北开了个古玩店,专门倒腾老物件。”

“我爹从来不碰古董。”我说。

“那是你不知道。”老陈吸了口烟,“你爹年轻的时候,跟人合伙做过一阵子文物买卖,后来出过事,就没再碰了。但这事他从来没跟你说过。”

老陈的话让我心里有点发毛。我爹一辈子老实巴交,怎么可能跟文物贩子搅在一起?

可老陈的表情不像是在撒谎。

从老宅出来,我开车往县城里走。一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个黑木箱子。谁送来的?什么时候送来的?

那天下午,我回家翻了半天旧照片,想找出点线索。

我爹的遗物大部分都还放在老宅里,没怎么动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不多,就那么几张,要么是单位合影,要么是一家人出去玩拍的。

翻到最底下的一个铁盒子时,我愣住了。

里面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两个人。

一个是我爹,另一个跟他长得很像,几乎一模一样。

两个人站在一栋老房子前面,一人手里拿着一把锁,像是刚做完活的得意模样。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德贵、德明,一九八五年春,最后一次做锁。”

德明?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打电话问老陈。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你爹是双胞胎,他有个哥哥叫周德明,比你爹大半小时。后来出了事,坐了牢,出来后改名叫周老师,在城郊开了个古董店。

“我爹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有哥哥。”我说。

“那是你爹不想提。”老陈叹了口气,“你大伯坐牢那事,跟你爹有关。”

“什么关系?”

“具体我不清楚,但你爹以前喝多了的时候提过一句,说他欠他哥一辈子。”

我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照片上的两个人,神情轻松,笑得开怀。谁能想到他们后来会走到那一步。

那天下午,我把照片收好,又想起了算命老头的话。

姓王的是谁?姓李的是谁?姓周的又是谁?

这世界上姓王姓李姓周的多了去了。

没过两天,事情有了转机。

那天我正在开车拉客,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周建国?”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是我。”

“我是王桂兰,你还记得吗?你高中同桌。”

我愣了一下。王桂兰,还真是她。高中时她坐我旁边,梳一条马尾辫,特别爱笑。毕业以后就没怎么联系了。

“记得,”我说,“有事?”

“我想跟你说点事,当面讲比较好。你有空吗?”

我们约在一个小饭馆见面。王桂兰变化不大,五十岁的人了,看起来也就四十出头。穿着白大褂来的,她在社区诊所当护士。

“我最近碰上你儿子小伟了。”她开门见山,“他来过我们诊所几次,看病是次要的,主要是他拿着一张卡。”

“什么卡?”

“一张银行卡。”王桂兰压低声音,“说你爹给他的,上面印着你爹的名字。他让我帮忙查查卡里还有多少钱,说是急用。”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爹死后,我从来没见他留下过什么银行卡。

“卡上还有多少钱?”我问。

三块钱。”王桂兰说,“但问题不在这条账上。我帮你查了下这张卡的交易记录,三个月前,有人往里存了五十万,当天下午又转走了。转走的账户叫‘周老师’。

“周老师?”我脑子里一下闪过那张照片。

“你知道这个人?”王桂兰问。

“我不确定。”我揉着太阳穴,“这事不太正常。”

“还有更不正常的。”王桂兰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我复印了转账记录。那个存钱的账户,是一家叫‘金源古玩’的公司。”

古玩公司。

我爹不碰文物,可我大伯偏偏就是做这行的。

“你再仔细看看。”王桂兰推过那张纸。

我拿起手机,开始查“金源古玩”的名字。网上一搜就出来了,公司的法人叫黄康,在隔壁县开了家古玩城。

黄康。这个名字我没听过,但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善茬。

桂兰,这事你别管了。”我把纸折好揣进兜里,“我欠你的情,以后还。

“我不图你还。”王桂兰看着我,“建国,你爹死了,有些秘密可能会跟着他埋进土里。但你自己要小心,别把自己搭进去。”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翻江倒海。

五十万。存进去又转走,什么意思?试探?转移资金?还是别有用意?

还有那个周老师,他到底是谁?

回到家,我想起老陈说的那个古董店,地址在城郊。第二天一早,我开车过去。

那是一条老旧的商业街,很多店面都挂着转让的牌子,路上没什么人。我按老陈说的地址找过去,找到一间关着门的店面,卷闸门已经生锈了。

我蹲下来,从卷闸门底下的缝隙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

“你是来找那个周老师的?”旁边杂货店的老板娘探出头来。

对,你认识他?

“认识是认识,不过他走了快十年了。”老板娘叼着瓜子,“他以前在这开了间古董店,后来病死了。店就一直关着,再也没开过。”

“他还有没有亲戚朋友在附近?”

“没听说过。”老板娘想了想,“他这个人挺怪的,不怎么跟人打交道,平时就一个人待在店里,偶尔有人来送东西,他都收下,也不多说话。”

我留了个心眼:“他收的都是什么东西?”

“谁知道呢。”老板娘耸耸肩,“反正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也就些破瓷瓶子旧碗什么的。”

我谢过老板娘,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

周老师死了,我爹也死了。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那个黑木箱子是谁送来的?

我正想着,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男的。

“是周建国吗?”

对。

“我叫李长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你父亲的战友。”

我愣住了。我爹有过战友这回事,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想跟你见个面,”李长寿说,“关于你父亲生前委托我的一些事。”

“是文物上的事?”

电话那边停了两秒:“你也知道了?”

“我知道的不多,但有人在找我。”

“那就更得见面了。”李长寿说,“你明天有没有空?来我家一趟。地址我发到你手机上。”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慢慢暗下来的天空。

算命老头说,姓李的给我撑腰。

难道就是这个李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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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天上午,我按李长寿给的地址找上门去。

那是一栋老式的单位家属楼,六层,没有电梯。李长寿住在五楼,门牌号502。

我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口。他穿着灰蓝色的中山装,身子骨还算硬朗,就是脸色不太好,有些苍白。

“你就是建国?”他打量我一眼。

“进来坐。”

屋里打扫得很干净,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茶几上放着两杯茶,还有一沓发黄的纸。

李长寿示意我坐下,自己在对面坐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爹走了快半年了。”他先开口,“我也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突然。”

“你跟我爹……”我试探着问。

“四十年的战友。”李长寿说,“当年一起当兵,一起退伍,后来他去厂里上班,我考了律师证。虽然平时不怎么见面,但每年我都去找他喝两回酒。”

他说着,从旁边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茶几上。

“你爹三个月前给我打过电话。”李长寿说,“他说他身体不太好,让我帮他保管一样东西。他说,如果他万一走了,让我把这东西交给你。”

“什么东西?”

李长寿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你爹的信。”

我接过信,展开。

信纸已经泛黄了,上面的字迹是我爹的,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

建国: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可能已经不在了。

有些事,爸一直没跟你说,是因为觉得你还小,不该知道这些。但现在想想,有些事不跟你说清楚,我这辈子可能都合不上眼。

爸有个哥哥,叫周德明,是你大伯。我们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

三十年前,爸跟你大伯一起,认识了一个姓黄的文物贩子。

那人叫黄康,做古玩生意的,表面上正经,背地里倒腾的都是贼赃。

他看你大伯懂行,就拉他入伙。

你大伯年少气盛,以为自己能震得住,就答应了。

后来出了事,一批国家三级文物被查获,你大伯扛了所有罪名,坐牢十年。

那些文物,不是大伯偷的,是黄康让人从墓里挖出来的。大伯替黄康顶了罪,因为黄康答应,只要大伯扛了,就给咱们家拿一笔钱。大伯答应了。

他坐牢后,改名周老师,在城郊开了家古董店。这些年,他一直独自一人,没结婚,没儿没女。

爸这辈子欠他太多了。

爸让你知道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感恩,只是希望你能明白:咱们周家,欠你大伯一个公道。

李长寿递给我另一张纸:“你爹还让我给你这个。”

是一张地图。

画得很简单,就是老宅的位置,上面标了个红圈,写着三个字:“黑木箱”。

这是什么意思?”我抬起头。

李长寿看着我:“你拿到那个箱子了没有?

“拿到了。”

“那你爹说的,就是对的。”

他往沙发上一靠:“你爹生前让我帮他办一件事:查一个文物案子的真相。他怀疑那个案子当年是被压下去的,背后有人撑腰。”

“撑腰的人是谁?”

“黄康。”李长寿说,“就是那个文物贩子。你大伯替他顶了罪,他自己脱了身。这些年他越做越大,开了古玩城,成了地方上的红人。”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那笔存入卡里的五十万……”我喃喃着。

“是黄康的手笔。”李长寿说,“他在试探你,看你知不知道你大伯留下的东西。”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你大伯手里有一份证据,能证明黄康当年才是真正的文物贩子。”李长寿声音沉下去,“那份证据,如果落到司法机关手里,黄康至少判十年以上。”

我闭上眼,深呼吸了好几次才平静下来。

算命老头说的那个姓李的,果然就是他。

“我该怎么做?”我问李长寿。

“你爹临终前说,箱子里的东西,要有证据才能动。他让我帮你分析,什么证据能用,什么证据不能用。”

“可箱子我打不开。”我说,“那把锁钥匙插上去,怎么拧都拧不动。”

李长寿眉头一皱:“你仔细看过那把锁吗?”

“看了,就是一把老式铜锁,上面刻着什么花纹。”

“花纹?”

“不像是花纹,”我努力回忆,“像是两个指印。”

李长寿眼神一下子变了:“你确定?”

“看上去就是两个指纹的凹槽,好像做锁的时候故意刻上去的。”

李长寿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很久。

“你爹跟你大伯年轻时,一起打过锁。”他说,“他们手艺不错,在县城里有点名气。那把锁,应该是你爹和你大伯一起打的。指纹凹槽,意味着这把锁只能由你们两个周家的血脉打开。”

“可我试过,拧不动。”

“你没试对。”李长寿说,“你爹去世前告诉我,那把锁,得用你爹的指纹才能打开。你爹说,他那双粗糙的手,是打开那箱子的唯一钥匙。”

“可我爹死了。”

“对。”李长寿看着我,“但你爹死了,指纹不会立刻消失。你要是能拿到你爹留下的指纹样本,也许能打开。”

他顿了顿:“你爹有一件他经常穿的大衣,里面缝着一个口袋,口袋里应该装着一块布。那块布上的指纹,就是他留下的。”

我一下想起我爹病故前两周,他那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我确实留下来了,挂在老宅的衣柜里。

“我回去找。”我说。

“找到了,就带着箱子一起去开。”李长寿叮嘱我,“但记住了,开箱前,别让任何人知道。黄康的人一直在盯着你。”

我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李叔,谢谢你。”

“不用谢。”李长寿松开手,“你爹托付的事,我一定给你办成。姓王的给你指路,姓李的给你撑腰,你只管往前走。”

我愣了一秒。

他说的话,跟那个算命老头一模一样。

04

从李长寿家出来,我直接开车回老宅。

一路上我都在想那两个“”字:我爹瞒我瞒了四十年,王桂兰帮我查转账记录,老陈告诉我大伯的真相,李长寿给我看信和地图。

事情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对上了。

可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我爹不是坏人。

他背叛了大伯,欠了大伯一辈子,但这不代表他有恶意。

他只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在利益和良心之间,选了一条最软弱的路。

我大伯呢?坐了十年牢,改名叫周老师,独自守着古董店终老。他恨过我爹吗?还是原谅了?

我打开老宅的大门,走进里屋。

衣柜里果然挂着那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还是我爹走那天穿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带着洗衣粉的味道。

我把外套翻过来,摸了摸内衬,果然有一个缝得严严实实的口袋。

我找了把剪刀,小心翼翼地拆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布包。

打开一看,是一块旧手帕,叠得整整齐齐,里面包着一小片牛皮纸。

牛皮纸上印着几个模糊的指纹,颜色已经淡得发白,但还能看出纹路。

那就是我爹留下的指纹。

我把手帕揣好,又翻了翻衣柜,找到一张我爹年轻时候的身份证。上面的黑白照片里,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跟我现在差不多的眉目。

接下来,就是去开箱子了。

我把黑木箱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放在客厅正中间。锁眼上的那把钥匙,还是原样插着,看起来锈迹斑斑。

我拿起那块手帕,犹豫了一下,把食指按在钥匙顶端。

手帕上的指纹,被我爹的手指按了几十年的压力,已经被吸收了。

我的指尖贴上那层薄薄的纹路,像是有一个无形的指尖按在上面,在指引一个方向。

我深吸一口气,捏住钥匙,试着转动。

还是不转。

我心里一凉,手劲一松。

可就在这时,我手指无意间多使了一点力,往下一压。

“咔”的一声,锁芯动了。

我愣住了。

原来不是要用我爹的指纹,而是要用他留下的指纹印迹,加上我自己的按压,通过双层指纹的压力才能打开。

我重新按紧钥匙,缓缓转动。“咔咔”两声后,铜锁弹开了。

箱子盖轻轻翻开,里面没有青花瓷瓶,没有字画,只有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伸手取出信封,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沓纸。

最上面是一张照片,已经发黄发脆了。

照片上,一个年轻男人举着一个青花瓷瓶,嘴角带着血。

他的眼神很复杂,看不出是笑还是哭。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德明,替我活下去。”

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是我爹的字。

照片下面的第二页,是一份发黄的判决书。上面写得很清楚:周德明,男,因涉嫌倒卖国家三级文物,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我翻到第三页,是一份手写笔录,字迹端正,像是法律文书。

上面写着一大串日期、人名,还有交易记录。

我注意到一个名字:黄康。

再往下翻,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背景是一栋老房子,门牌号我认得,是我爷爷家的老宅。

门口站着三个人,我爹、我大伯、还有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照片背面写着日期:“一九九六年秋”。

我看了看穿西装的男人,那人的脸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把所有材料收好,把黑木箱子搬回床底下去。

锁眼上的钥匙,我没有拔出来。因为我琢磨着,那把锁既然开了,就不用再锁了。留着这把钥匙,说不定还能派上什么用场。

收拾完一切,我坐在床边,翻来覆去地看着那些材料和照片。

我爹说的是对的:我大伯是无辜的。替罪羊,替他爹、替我爹,替那个姓黄的。

而黄康呢?十多年前就发了家,成了地方上的文化名人。这几年还当上了什么古玩协会的副会长。

我攥着那张照片,指节都攥白了。

李长寿说得对。我大伯留给周家最大的遗产,不是那五十万,不是那个黑木箱子,而是一份能戳穿黄康假装二十多年的证据。

可接下来的事,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两天后,我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短信:“周建国,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识相的,把那件东西交出来,否则,你儿子小伟的大学档案,可能得改一改。”

我盯着手机屏幕,后背一阵发凉。

黄康的人,知道我打开了箱子。

他们怎么知道的?

我第一个想到了王桂兰。但随即我就否定了。她不会害我。那会是谁?老陈?还是李长寿传漏了消息?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但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得把这证据,交到该交的地方去。

我拨通了李长寿的电话。

“李叔,箱子我打开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里面有什么?”

“判决书,还有一份笔录。字迹是周德明的,上面有黄康的名字和交易记录。还有一个录音带,已经发霉了,可能录坏了。还有一张照片,上面的三个人,我爹、大伯、黄康。”

李长寿声音里透着紧张:“东西别放在老宅里。带到我这儿来。”

“我马上到你小区楼下。”

“不行,小区门口有人盯着。你去城南那个废弃的加油站,我在那等你。”

“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把所有证据装进一个帆布袋里,开车往城南去。

一路上我特别注意后视镜,没发现有车跟着我。

半个小时后,我在废弃加油站见到了李长寿。

“你来晚了。”他一把接过帆布袋,迅速翻了翻里面的东西,“行,都在。”

“李叔,他们知道我打开了箱子。”我说。

李长寿盯着我:“知道就知道。黄康的手段我清楚,他要是真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个案子,我以律师身份帮你办,你有任何情况就打电话。”

他把帆布袋夹在腋下:“把这些证据交给司法机关之前,我得先找人鉴定一下真伪,免得被对方反咬一口。”

“鉴定要多久?”

“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个星期。”李长寿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段时间,你老老实实开你的车,别去招惹任何人。有什么风声,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看着李叔的背影消失在加油站后面,心里踏实了一些。

可我也清楚,黄康的人,肯定没走远。

他们迟早会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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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那几天我果然没被盯上。

日子照常过,我开着车到处跑,接单送人。只是心里始终搁着一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第三天晚上,我收车回家,看见楼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别克。车窗摇下来一点,露出半张脸。那人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没敢多做停留,快步拐进了楼里。回到家,我锁上门,搬了张椅子顶在门后。然后拿出手机,给李长寿打电话。

李叔,有人盯上我了。

“你认出是谁没有?”

“没见过,但开一辆黑色别克,车牌号我记下了。”我把车牌号报给他。

“好,我记下了。”李长寿声音平静,“你别慌,这几天先不要回老宅。另外,证据我已经找人鉴定了,结果出来了,是原件,没有伪造痕迹。”

“那下一步怎么办?”

“我正在整理材料,明天就把它们送到县检察院。”李长寿说,“不过这事得悄悄进行,不能打草惊蛇。黄康在本地关系硬,我怕有人会从中作梗。”

“那我呢?”

“你该干嘛干嘛。”李长寿说,“但要记住一条:黄康那边,不管用什么手段拉拢你或者吓唬你,你都别上当。保持冷静,别给自己惹麻烦。”

挂了电话,我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半睡半醒之间,手机响了。

“爸。”

是小伟的声音。

“小伟?”我一下子清醒了,“怎么这么早打电话来?”

妈让我问你,你最近在忙什么?”他的声音有点不对劲,像是犹豫了很久才说出口,“没什么,我就是……听说你最近在查什么古董的事?

我心里一紧:“谁告诉你的?”

“妈说的。她说她听人讲,你惹上麻烦了,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搅在一起。”

“别听你妈的。”我说,“爸没惹事。”

“那你别查了。”小伟说,“我不想你出事。”

我沉默了两秒:“小伟,爸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你大伯的事,你不知道。

可是妈说——

“听爸一次。”我打断他,“有些事,爸以后会跟你解释。但现在,信爸一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小心点。”小伟终于说。

“爸会的。”

我挂了电话,长舒一口气。

可我心里清楚,小伟的电话,不是无缘无故打来的。肯定是有人告诉他母亲什么了。

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下午两点,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

“周建国,你还好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听着有点耳熟,但又想不起是谁。

“你是谁?”

“你爹的老朋友,黄康。我想跟你聊两句。”

我的手心一下子出汗了。

“我不认识你。”

“但你拿了我的东西。”黄康的声音不紧不慢,“那个黑木箱子里的东西,本来是我的。是你爹拿了,留给你的。”

“是你害我大伯坐牢的。”我咬着牙说。

“那是他自己招的,跟我无关。”黄康说,“周建国,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把那些材料还给我,我可以不计较。否则,你儿子明年能不能顺利毕业,我不敢保证。”

“你——”

“别急,你先考虑考虑。”黄康说,“三天之内,我等你电话。过期不候。”

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车里,手抖得厉害。

我把方向盘攥得紧紧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小伟不能有事。

我拿出手机,没打给李长寿。直接给王桂兰打了个电话。

“桂兰,你帮我一个忙。”我说,“我儿子小伟,最近可能碰到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盯着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马上告诉我。”

“怎么了?”王桂兰紧张起来,“有人动你儿子了?”

“还没动,但我怕他们动。”

“行,我帮你盯着。你自己也小心点。”

挂了电话,我把车停在路边,闭着眼睛缓了好一会儿。

开庭的日子定在三天后。李长寿那边已经把材料交上去了。黄康不可能不知道。

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开车拉客的时候总是走神。到了晚上,我正准备收车回家,手机又响了。

“周建国。”这次是李长寿,声音压得很低,“材料我交上去了,检察院已经受理了。但黄康那边,可能会狗急跳墙。你今晚别回家住,到我这边来。”

“好。”

我掉转车头,开往李长寿的小区。半路上,我在后视镜里看见那辆黑色别克,远远地跟在后面。

我心里一下子慌了。

我加速,别克也加速。我减速,别克也减速。马路上车不多,它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跟着,像一个甩不掉的影子。

我想拐进旁边的小路,可刚打了方向盘,那辆别克突然加速冲上来,别在我前面。我一个急刹,车头差点撞上它的保险杠。

我的心脏狂跳,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

前面那辆车的车门打开了,两个男人走下来,朝我的车走来。

06

两个男人走得很慢,像是不着急。

一个高个子,一个矮胖子。

高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脸上挂着一副墨镜。

矮胖子穿着一件花衬衫,露出半截子纹身。

两个人都没什么表情,像是来干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工作。

他们在我的车前面停住了。

矮胖子敲了敲我的车窗,示意我摇下来。

“有事吗?”我没敢开窗,只是隔着玻璃喊了一句。

“老板想见你。”矮胖子说,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你跑什么呢?”

“我不认识你老板。”

“那就是黄康。”矮胖子说,“跟你通过电话的。”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不能跟他们走,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要是不走,他们也绝不会让我轻易离开。

路两边没什么车,路灯也暗。街上偶尔过一两个行人,都没往我们这边看。

矮胖子等得不耐烦了,又敲了敲车窗。

“我数三下,你再不下车,我把你车门砸了。”

一——

我踩下油门,车子猛地往前蹿了出去。

矮胖子没料到我会突然发动,愣了一下。

我的车头刮着黑色别克的保险杠,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从它旁边挤了过去。

高个子闪得快,跳到了一边。

我顾不上别的,把油门踩到底,车在空荡荡的马路上飞奔起来。

手机响了,是李长寿。

“建国,你那边出什么事了?”

“黄康的人拦我。”我喘着气说,“我跑了,现在在城北大道上。”

“别回家,也别来我这。”李长寿说,“你来城南的老街停车场,在那儿等我。”

我挂了电话,盯着后视镜。那辆黑色别克已经追上来了,离我只有三四百米。

路上的车不少,别克不敢开太快,但一直紧紧地咬在后面,不给我甩开的机会。

我开着车在老街上左拐右拐,想借着地形甩掉它。

可别克车的人显然也对这片很熟,每次我拐进小巷子,他们都能在下一个路口堵住我。有好几次我们的车差点擦上。

我终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拨通李长寿的电话:“李叔,我甩不掉他们。”

“那就别甩了。”李长寿说,“你往派出所开。”

“派出所?”

“对,往派出所开。他们不敢当着警察的面动手。”

这个主意虽然冒险,但好像是目前最有效的办法了。我调转方向,往城南派出所的方向开去。

那条路我不算太熟,但我记得大概位置。往前开了大约十分钟,终于看见了派出所门口的红蓝灯牌。

我把车直接停在派出所门口的空地上,熄了火。

后视镜里,那辆黑色别克在街对面停了下来,但没有熄火。

我坐在车里,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手机又响了。是王桂兰的短信。

“我刚看见小伟了,他在诊所门口跟我打招呼。没事,你不用担心。”

我长出一口气,回了句“谢谢”。

我推开车门,下了车。街对面的别克车里,矮胖子探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他拿起手机,对着我晃了晃。

我的手机又响了。是一条短信,陌生号码发来的。

周建国,你儿子在我手里。想让他平安无事,三天之内,把那份材料交出来。否则,你下半辈子就在后悔里过了。

我盯着那行字,脑子里“轰”的一下。

我立刻拨通王桂兰的电话,响了三声,没人接。

又响了三声,还是没人接。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拼命镇定下来,点开小伟的号码打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接了。

“喂?”是小伟的声音,有点紧张,“爸?”

“小伟,你在哪儿?”

“在家啊。”

“你妈呢?”

“也在家。”

“刚才有谁去找过你吗?”

“没有啊。”小伟的声音有点奇怪,“谁来找我?”

我愣了一下:“没事,你什么都别管,把门关好。”

“爸,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你别怕,也别出门。

我挂了电话,手还在发麻。

那条短信是怎么回事?假的?吓唬我的?

可王桂兰没接电话,这让我心里很不踏实。

我又拨了一次王桂兰的电话,这次响了两声就接了。

“喂,建国?”王桂兰的声音有点喘,“不好意思,刚才抢救一个病人,没来得及接。怎么了?”

“我儿子没事吧?”

“没事啊,刚才还来诊所门口跟我打招呼呢。”

我长出一口气:“没事就好。那短信是假的。”

“什么短信?”

“没什么。”我说,“你能帮我去我家看看吗?确认一下小伟安全。”

“行,我下班就去。”

挂了电话,我蹲在派出所门口的路沿上,想点烟,手抖得点不着。

我盯着手机的那个陌生号码,来电短信的来源是同一个号码。我编辑了一条短信回过去:“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那份材料,我会直接发到所有媒体手上。”

点击发送以后,我盯着屏幕,心跳得很快。

两分钟后,对方回复了。

“你试试看。”

当天晚上,我没敢回家。李长寿给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他说材料已经递交了,司法机关那边正在走程序,最快后天就会有结果。

“李叔,”我问他,“黄康那边会不会真的动小伟?”

李长寿沉默了一下:“不好说。黄康这个人,做事不讲规矩。但他有个弱点:怕事。你发了那条威胁的短信,他估计暂时不敢动小伟。因为动了你儿子,就是逼你撕票。他知道你手里有什么。”

“那就好。”

“但是,你也不能掉以轻心。”李长寿说,“这几天,别让小伟单独出门。”

我点了点头。

可我心里清楚,这场仗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上午,我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手机响了。

是小伟打来的。

“爸,有个事跟你讲一下。”

“我昨天下午收到一条短信,说让我今天中午去城北的咖啡馆等你,说你找我有事。”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你没去吧?”

“还没去呢。”小伟说,“但我妈催我,说你去见我一次挺难得的,让我去。”

别去。”我急忙开口,“那不是我发的。有人想抓你当人质。

“我知道了。”小伟突然压低声音,“爸,你自己小心点。”

“你也小心。”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屏幕紧紧攥在手里。

黄康的人,已经把手伸到我儿子那里了。

如果法院那边再不下决定,我怕自己撑不到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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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第三天下午,法院那边终于有了消息。

李长寿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兴奋。

“建国,好消息。法院已经正式立案了,黄康的案子走程序了。检察院那边调取了材料,开始核实。”

“他会坐牢吗?”

“只要证据是完整的,他逃不掉。”李长寿说,“判几年不好说,但至少十年起步。”

我蹲在旅馆的床边,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一点点。

可我知道,还没结束。

黄康在本地混了这么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谁知道他会不会动用最后的手段?

“李叔,那我现在安全了吗?”

“暂时安全。”李长寿说,“法院立案的消息估计已经传出去了,黄康现在应该会收敛一些。他要是还敢动你,那就是自寻死路。”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再等两天。等黄康被正式拘留,你就可以回家了。”

两天。我还能再坚持两天。

可小伟呢?

我拨通小伟的电话:“小伟,这几天你跟你妈说一声,出门的时候多留个心眼。有人给你发消息,别信。”

妈知道这事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没说什么,就说最近不太平,让她少出门。”小伟顿了顿,“爸,这些到底是什么人?”

“做生意的人。”我说,“以后我会跟你讲清楚。”

“那你呢?你现在在哪儿?”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说,“等事情结束了,我就回来。”

“那你要小心。”

“爸会小心的。”

挂了电话,我靠在墙边叹了口气。这半年,我对儿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小心”。

这算什么父亲?

第四天中午,李长寿打来电话。

“建国,可以来法院一趟。黄康今天下午两点被传唤,你要不要旁听?”

“我能去吗?”

“可以。我是你的代理人,你可以以当事人的身份旁听。”

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发去县法院。

一路上,我心跳得很快,手心里全是汗。

法院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几名法警站在门口。我报了李长寿的名字,被领到二楼的一个小法庭。

法庭不大,只有十几排座位。我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

李长寿坐在前面的律师席上,正在跟书记员低声交谈。

两点整,法官敲了敲法槌。

黄康被带进来了。

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头发梳得锃亮,看起来六十多岁,保养得很好。要不是知道他干了什么,光看外表,你一定会以为他是个成功的商人。

他在被告席上坐定,目光扫过法庭,最后停在了我身上。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像是在说:“你等着。”

这个笑容让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可我没移开视线。

我盯着他,一直盯到他低下头看材料。

庭审进行得很快。法庭宣读了黄康的罪名:参与倒卖国家三级文物、教唆他人顶罪、妨碍司法公正。每一项罪名都被一一宣读。

法庭上,李长寿出示了我提供的所有证据:那份判决书的原件、我大伯的笔迹、黑木箱子里的照片、还有那五十万的转账记录复印件。

黄康的律师试图辩解,说那些证据年代久远,来源不明,不具有证明力。

但李长寿拿出了一份我大伯生前留下的录音带——那是几十年前的口供录音。

虽然磁带已经老化,但经过技术处理,已经能听到部分内容。

录音里,黄康的声音清晰可辨,正在跟我大伯商定如何瓜分那批文物。

法警把录音放了一遍。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黄康的脸色当场白了,猛地站起来,指着录音带喊道:“伪造的!那是伪造的!”

但法警把他按住了,示意他安静。

法官最后敲了敲法槌:“本案证据确凿,被告黄康,因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黄康的脸一下子垮了,像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他瘫软在椅子上,再也没说什么。

法官宣布闭庭后,我被李长寿领着从前门出去。

刚走到法院门口,我无意间往旁边看了一眼,突然愣了一下。

街对面,站着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人,看着跟我差不多大,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但眉目之间,忽然让我想起了那个年代的老照片里,我大伯年轻时的样子。

那女人径直朝我走过来,在离我两三步的地方站定。

“你是周建国?”她问。

“我是周德明的女儿,我叫周小莲。”她说,“你是喊我爸大伯的那个侄儿。”

我愣住了。大伯的女儿?我爹从来没说过他有这个侄女。

你从小没回过老宅,你爹不想让你知道,怕影响你的生活。

她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我爸临终前交代我,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的那天,把这个交给你。”

我接过信封,撕开。

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建国侄子,这是你们周家该拿的。”

“卡里有多少钱?”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不多不少,一百八十万。”周小莲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菜价,“是这些年来,我爸替周家守住的那批文物,卖掉之后分给你的。”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百八十万。

什么概念?我开网约车一个月挣五千,得干三十年才能攒下这个数。

“我怎么能要——”

“是我爸的意思。”周小莲打断我,“他这辈子,欠你爹太多。他走了,这些钱,就是你的。”

我攥着那张纸,手在发抖。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