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杂志，曾经是中央理论刊物。
可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热的时候，它却沉默了。
这一下，沉默变成了问题。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创办《红旗》。六月一日，创刊号在北京出版，封面上是毛主席题写的刊名。
那两个字来得并不随便。
工作人员把多种刊名送上去，毛主席没有一开始就定。他让大家走群众路线，广泛提名。最后，“红旗”二字被选中。
毛主席为刊头写了不止一幅。
他还给陈伯达写信，话说得很细：“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
那时的《红旗》，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称“两报一刊”。
一句话登上去，全国都看。
这就是它的光环。
也是它后来的包袱。
第一次编委会由邓小平主持。
“武”李达发现不对，准备离开。
邓小平说了一句，大意是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
这场会之后，庞大的编委会再难完整聚齐。到一九五九年，《红旗》内部又成立精简编委会，日常事务才算固定下来。
刊物往前走，地位越来越高。
可地位越高，转身越难。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这一表述，很快成了当时思想路线争论的焦点。
一年后，风向变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转载，全国思想界被搅动起来。
它打中的，是“到底用什么检验真理”这个根子。
各地报刊动了，理论界动了，许多省市负责人也陆续表态。
《红旗》却没有动。
它是中央理论刊物，本应站在最前面。可在这场大讨论里，它迟迟没有介入。
这份沉默，很刺眼。
一九七八年九月，《红旗》杂志社写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送到中央常委。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叶剑英提出，可以把理论战线上的同志召集起来，开一次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基础上统一认识。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
胡耀邦在会上讲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他说，这场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基础上来。
会场里的气氛，不再是绕着走。
《红旗》的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
与会者批评它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长期沉默，批评一些宣传理论部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坚持“两个凡是”、反对讨论的错误。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意见。
它指向的，是一本中央理论刊物到底怎样面对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问题。
他接手《红旗》时，正赶上最难转身的时候。旧的思路还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已经涌来。
杂志不说话，外面的人会以为它反对。
杂志说晚了，外面的人又会觉得它被动。
他被夹在中间。
后来，熊复也承认，《红旗》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表态太迟。
可是，批评很快越过了工作层面。有人把问题扣成更重的政治帽子，社内还出现签名要求撤换他的声音。
压力压下来，他一度想辞职。
胡耀邦找他谈话。
胡耀邦没有把问题简单推到一个人身上。他的意思很清楚：有错误，要改；但不能把能纠正的问题无限上纲。
这句话，给《红旗》留了一条路。
《红旗》没有在一九七九年立刻消失。
它继续出版，也在新时期重新调整办刊方向。可是，那个冬天已经把它的命运改写了。
一本曾经代表权威的刊物，必须学会在新形势下重新说话。
再往后，事情走到一九八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提出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理论刊物。
是改刊。
封底上，出现了“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提示。
小字写得明白：“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
这就是最后的交代。
七月一日，《求是》创刊。刊名由邓小平题写。
从《红旗》到《求是》，不是把一面旗放倒，而是把办刊重心放到新的历史任务里。
一九七九年那份联名建议，真正刺痛人的地方，不是二十四个名字有多重。
而是它让人看见：理论刊物一旦跟不上实践，再高的牌子也会变沉。
参考资料：一、人民网·党史频道：《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二、人民网·党史频道：《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历史沿革考述》三、光明网：《〈红旗〉杂志创办始末》四、光明网：《〈红旗〉杂志为何“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五、求是网：《高扬新时代党的理论旗帜 发挥好中央党刊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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