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保姆自述：城里单身老头请保姆不是为了做家务，而是这个

我徐桂芳，今年四十岁整，从安徽农村出来的。在城里做了七年保姆，伺候过瘫痪在床的老太太，带过刚满月的娃娃，给几户双职工家庭做过钟点工。去年秋天家政公司给我介绍了个新活，说是个单身老教授，七十多岁，一个人住在老城区的教师公寓里，儿女都在国外，需要个住家保姆照顾日常生活。工钱开得比市场价高出一截，问我去不去。

我去了。头一回上门是个周五下午，家政公司的小陈领着我进了那个小区，一色儿的老式红砖楼，外墙上爬满了半枯的爬山虎藤。上了三楼，单元门是那种老式的深绿色铁门，漆掉了好几块。小陈按了门铃，里头慢吞吞的脚步声挪过来，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瘦长的脸，头发白了大半但梳得整整齐齐，戴了副老花镜挂在鼻梁上，往下看着我们。他说来了，声音不大，带着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尾音拖得长。

这就是杨教授，退休前在城里的师范学院教中文，据说是教古汉语的，一辈子跟书打交道。屋里头不大，两室一厅的老格局，到处堆着书。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上面全是摞起来的一本本厚书，连窗台都塞满了，只留了条窄窄的走道通到阳台。空气里一股旧纸张特有的味道，混着点茶叶和樟脑丸的气息。杨教授背着手在客厅里踱了一圈，指给我看厨房和卫生间的位置，最后带我到了阳台上，那里摆了张小竹椅和一个矮几，几上放着一盆半死不活的文竹。他说你干活就行，其他的别管。

刚开始那几天我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到底要一个保姆干啥。因为杨教授根本不让我干家务。头天早上我五点就起来了，轻手轻脚烧了壶水想拖地，他听见动静从卧室出来说地不用拖，昨天刚拖过。我说那我把书整整，他摇头说书不用动我知道每本在哪。我说那中午想吃什么我去买菜，他想了想说煮碗面就行，不用麻烦。我从早上站到中午，除了给自己和他一人煮了碗清水挂面，几乎没动过手。这活儿也太轻省了，轻省得让人发慌。

后来我发现杨教授一天当中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坐着。他有把老藤椅放在客厅靠窗的位置，每天从早到晚坐在上面，手里捧本书或者一张报纸，戴着老花镜安安静静地看。偶尔放下书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一望就是大半个钟头，中间也不动弹，就那么窝在藤椅里，像一只缩在壳里的老蜗牛。他吃饭吃得极少，一碗粥或者几筷子面条就放下了，我问他是不是不合口味，他说不饿，我习惯了。

可他不让我闲着。每回我拿起抹布去擦书架他就招手让我过去，从沙发垫子底下抽出一本旧相册翻开给我看，指着黑白照片上的人说这是他大学同学，这是他在乡下教书的第一个班。或者从抽屉里摸出个老式收音机打开，调到戏曲频道，里头咿咿呀呀唱着黄梅戏，他就闭着眼听，手指头在膝盖上打拍子。偶尔还问我认不认得字，我说认得一些，他就从书堆里翻出几本带拼音的唐诗选给我，说没事念两句，不认得问我。

这哪里是请保姆，分明是请了个听他说闲话的。我心里头起过嘀咕，想该不会是什么不正经的老头吧。可他从来没碰过我，连手都没搭一下，就是说话，有时跟我说话，有时自己念叨。一个月快过去了，我摸了底，他这人规矩大得很，书房门常年关着，我拖地拖到他卧室门口他就让我把拖把搁下别进去。上厕所也锁门，换了衣服才出来。一个那么讲究距离分寸的老人，请保姆到底图啥。

后来我慢慢从他断断续续的念叨里拼凑出了些轮廓。他老伴去世九年了，走的时候六十多点，心脏病发作没来得及送医院。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好几年才回来一趟，平时就靠每周一次的越洋电话报平安。他一个人在这套老房子里住了九年，吃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看窗外一个人，有时候阳台那盆文竹枯了他忘了浇水，枯死了枯了半年才想起来换了一盆，结果新的又养不活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平，像在讲别人的事，手搁在藤椅扶手上轻轻敲着，眼神飘到窗外那棵槐树上。我站在旁边听着，忽然明白过来他为什么要请保姆了。他不是找个干活的人，他是找个听他喘气儿的人。一个人在这间堆满了书的老房子里住了九年，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每天就从这屋走到那屋，从书桌走到阳台，再从阳台走回藤椅。他怕的是有一天倒在这屋里都没人知道。

想通了这一层我反而不着急干活了。每天早上照例煮锅稀饭蒸个馒头端到他跟前，他吃了我收拾了碗筷就搬个小板凳坐他旁边，有时候念两句唐诗给他听，他闭着眼听，偶尔睁开眼纠正我的发音，说你那个"入"字舌尖抵上颚别往后缩。有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给他那盆文竹浇水，他就隔着玻璃窗看我，说你别浇多了根烂了，隔一周浇一回就行。我嘴上应着心里记着，后来那盆文竹真发了新芽，嫩绿的尖儿从土里钻出来，他趴在窗口看了好半天，说你这人细心。

有一回下大雨，外头天黑沉沉的跟泼墨似的，屋里只有收音机开着在放评书。杨教授那天情绪格外低落，藤椅上窝了一整天没说几句话，晚饭也只喝了半碗汤。我收拾完桌子坐在客厅另一头纳鞋底，他忽然开口说桂芳你知道吗，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死，是死之前那段时间没人跟你好好说句话。他的声音在雨声里显得更轻了，说这屋里每本书我都看过了每一本都知道放在哪，可有时候我想把哪句话念给人听，四下里一瞅空空的连个影子都没有。他说到这顿住了，手指头在藤椅扶手上敲了两下，又说不说了不说了你忙你的。

我没忙我的，我把纳了一半的鞋底搁下了，站起来去厨房热了杯牛奶端给他。他接过去的时候手指头碰到我的手背，凉凉的细瘦的，跟枯树枝似的。他说了句谢谢，捧着杯子小口小口抿，窗外的雷声滚过去，屋里亮了一瞬又暗下来。

去年腊月里杨教授感冒了一场，拖着不肯去医院，后来越来越重烧到三十九度多，我急了才给家政公司和社区卫生院打了电话。救护车来的时候他迷迷糊糊抓着我的手腕子，嘴里含含糊糊说别走别走。我跟着去了医院守在急诊室外面等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烧退了人才清醒过来，睁开眼看见我坐在旁边椅子上打盹，他嘴角动了动说了句桂芳你还在啊。我说在呢杨老师，你好好歇着。

住院那几天我天天去送饭，他吃不了硬东西我就熬各种烂糊糊的粥，小米南瓜粥青菜瘦肉粥山药百合粥轮着来。他吃完了靠在病床上看我收拾饭盒，说你比我家那俩小子强多了，他们小时候我伺候他们现在你伺候我。我说老师你这话说的，你请我干活我不得好好干。他摇摇头说你不是干活，你是陪我，我知道。

出院那天腊月二十六，离过年没几天了。我把他接回家安顿好，想着收拾收拾也该回家过年了。我家在安徽乡下，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和务农的老公，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这几天团圆。我跟杨教授说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从藤椅底下摸出个信封递给我，说这是你的工钱我提前结了，里头多放了些就当过年红包。我推了两回他硬塞进我包里，说你拿着，大过年的回去给孩子买身新衣裳。

我提着包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他在身后喊了我一声，我回过头看见他站在客厅中间，瘦瘦高高的身子在下午的日光里拖出长长的影子，他看着我说桂芳啊你过完年还回来不。我说回，初八准到。他点了点头，嘴角往上弯了弯，那个弧度特别浅可我看得很清楚，然后他转身走回了藤椅坐下，拿起书翻开看了起来。我关上门走到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窗台上那盆文竹绿莹莹的刚抽了新叶，隔着玻璃看不真切，可那一抹绿在冬天灰蒙蒙的楼面上特别显眼。

过完年回来那天我推开单元门的时候做了个决定，以后每周末给杨教授包顿饺子。他南方人不常吃面食，可上回住院的时候我给他带过一次韭菜鸡蛋饺他吃了八个，比平时一顿饭的量都多。果然头一回包的时候他在厨房门口转了好几圈，闻着香味说你这个馅调得香，比外边买的好。我低头擀皮儿没让他看见我笑。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至今快一年了。杨教授还是不怎么让我干家务，可我开始习惯每过一阵子就搬个小板凳坐他旁边，听他讲那些念书时候的事下乡时候的事老伴还在时候的事。他说他老伴也是安徽人，做菜口味跟我差不多，搁酱油重搁糖轻。他说有回他半夜饿醒了老伴披着袄子去厨房给他下了碗挂面卧了个荷包蛋，那碗面他记了四十年。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湿漉漉的可没落下来，说完就端起茶杯喝一口，然后说桂芳你别嫌我絮叨。

我哪里嫌他絮叨。我活了四十年，头一回知道一个人可以把日子过成这副模样，满屋子的书满屋子的往事，可身边连个听他说的人都找不着。他请我来做保姆，可这一年下来我替自己算了一笔账，他教会了我认了好几十个生字，念通了十几首唐诗，还知道了怎么把文竹养活。他每个月给我开的工钱从来不拖欠，过年那红包厚得我儿子买了身新衣裳还余了好几百。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个傍晚我收拾完厨房出来，看见他还坐在那把老藤椅上，窗户外面是槐树影子里透进来的碎光，收音机里放着黄梅戏或者评书，他侧过头来冲我说一句桂芳你来听听这段，我就搬了板凳坐过去，跟他一块儿听着那段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屋子里慢慢转。那声音不大，可把屋子填满了，填得暖暖和和的。

上个月家政公司打电话来回访，问我干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那边又问杨教授那边家务量重不重，我说不重。那边笑了笑说你干得长，这户之前换了好几任保姆了都干不久。我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给文竹浇水，隔着窗户看见杨教授在客厅里翻一本旧相册，戴着老花镜凑近了瞅，嘴角弯着的。那盆文竹的藤蔓已经爬上阳台的铁栏杆了，绿幽幽的在风里微微晃着，三月的太阳暖洋洋地晒进来，我往屋里看了一眼又转回身去看楼下那棵老槐树的嫩芽，满树都是浅黄浅绿的小尖儿，跟去年我刚来那会儿光秃秃的枝丫完全两样了。

杨教授在里面喊我桂芳中午吃啥，我说韭菜盒子。他说那我去阳台晒会儿太阳，你慢慢做不着急。我转身进了厨房和面切韭菜，案板笃笃地响着，收音机里又在放黄梅戏了，《天仙配》，唱到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杨教授在阳台上跟着哼了几句，声音哑哑的走了调，可哼得挺认真。我听着那调子从客厅穿过来裹着油烟和面粉的气息，手里的面皮擀得圆圆的薄薄的，把馅舀进去捏了花边搁在盖帘上一排。那排韭菜盒子码得齐齐整整的，像一小排月亮搁在那儿等着下锅煎黄了端上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