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风吹在脸上,已经带了些许燥热,长途大巴车在颠簸的县道上摇晃着,车厢里混杂着汗水、劣质香烟和方便面的味道。我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冲锋衣,脚上是一双边缘磨损的运动鞋,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略显斑驳的帆布包。这身行头,是我在回老家前特意去批发市场淘来的。

其实,我的银行卡里此刻正静静躺着七位数的存款,市中心那套大平层也已经交了全款,甚至这次回来的县城客运站外,还有我让助理提前开回来停在那里的黑色奔驰。但我故意没有开着豪车衣锦还乡,而是选择了这副穷困潦倒的模样。

这五年在商海里的摸爬滚打,见惯了人情冷暖和尔虞我诈,我的心不知不觉变得有些冷硬,甚至带上了一丝不可救药的多疑。我想用这身穷酸样,去试探一个人。确切地说,我想看看,如果我还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那个曾经倾尽所有拉我一把的人,如今会用怎样的眼光看我。

这个想法很阴暗,甚至有些卑劣,但在当时那个被生意场上的虚情假意浸泡透了的我看来,这似乎是检验真情唯一的方式。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谷底。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没几年,心高气傲,跟几个朋友合伙弄了个物流专线。起初确实赚了些钱,但因为扩张太快,加上合伙人卷款跑路,我的资金链一夜之间断裂。祸不单行,就在我焦头烂额四处躲债的时候,我爸被查出了肺癌晚期。

催债的电话一天能响几十次,医院的催款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我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那些曾经在饭桌上拍着胸脯称兄道弟的人,要么是不接电话,要么是哭穷,更有甚者,听到我的声音就直接挂断。我绝望地坐在医院的楼梯间里,扇自己耳光,恨自己的无能。

就在那个大雨滂沱的下午,大伯出现在了医院的长廊里。大伯是我爸的亲哥哥,一辈子在镇上务农,偶尔去工地上做点泥水匠的零活。他穿着那件破旧的雨衣,浑身湿漉漉的,雨水顺着他刀刻般的皱纹往下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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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我面前,没有多余的废话,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红色塑料袋,塞进我手里。

那是整整二十万。

我至今都记得那个红塑料袋的温度。后来我才知道,这二十万是大伯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里面还有堂哥准备年底结婚用的彩礼钱。大伯母因为这件事跟他大吵了一架,堂哥更是气得摔门而出,说大伯是拿一家人的命去填我这个无底洞。

可大伯只是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爸是我亲弟弟,你是我亲侄子。钱没了大伯再去挣,人要是没了,我这辈子都睡不安稳。拿去治病,拿去还债,剩下的事,大伯替你顶着!”

遗憾的是,那笔钱最终没能挽回我爸的命。办完我爸的后事,我带着剩下的钱还清了最紧迫的几笔债务,然后在大伯面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只身登上了去南方的火车。我发誓,混不出个人样,我绝不回乡。

五年来,我没日没夜地干,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睡过桥洞,吃过别人的剩饭,为了拿下一个订单喝到胃出血。凭着一股不要命的狠劲,我终于东山再起,不仅还清了剩下的债务,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把生意越做越大。

这期间,我给大伯打过几次电话,每次大伯都只问我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绝口不提那二十万的事。我曾几次想把钱转过去,但心里的那个疙瘩却始终没解开:堂哥后来因为拿不出彩礼,婚事黄了,这两年虽然又找了一个,但大伯一家因为这二十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镇上有些碎嘴的亲戚还总在背地里嘲笑大伯傻,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还钱了。

于是,我带着这副落魄的装扮,站在了大伯家那扇熟悉的铁门前。

院子里静悄悄的,几只母鸡在墙角刨食。我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喊了一声:“大伯。”

堂屋的门帘被掀开,大伯佝偻着背走了出来。五年没见,他的头发全白了,原本结实的身板现在瘦得像干瘪的柴火,手里还拿着一把正在编织的竹扫帚。看到我的那一刻,他浑浊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手里的竹条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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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子?是浩子回来了?”大伯快步走过来,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手劲还是那么大,捏得我有些生疼,但他上下打量着我这身寒酸的衣服,眼神里的光一点点变成了心疼。

“大伯,我回来了。”我低下头,故意避开他的目光,装出一副抬不起头的样子。

大伯母听到动静也从厨房出来了,手里还拿着锅铲。她看到我,先是一愣,目光在我的旧衣服和旧鞋上停留了几秒,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还没吃饭吧?我这就去多加两个菜。”

晚上,饭桌上摆着一盘炒鸡蛋,一盘自家种的青菜,还有一碗专门为我杀的炖土鸡。大伯拿出一瓶十几块钱的二锅头,给我倒了满满一杯。

酒过三巡,大伯看着我,语气尽量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浩子,这几年在外面,过得不容易吧?”

我按照事先编好的剧本,苦涩地笑了一下,眼眶适时地红了:“大伯,我对不起您。这几年生意不好做,我去了好几个城市,没挣到什么钱,反而……反而又赔进去不少。您当年借我的那二十万,我恐怕现在还不了您了。堂哥那边……”

话音未落,大伯母夹菜的手顿住了,筷子在碗边磕出清脆的响声。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我知道,堂哥刚生了孩子,家里正缺钱,大伯还在四处托人给堂哥找个好点的活干。我的这番话,无疑是往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伤口上撒盐。

我低着头,准备迎接大伯母的抱怨,甚至是大伯的失望与怒火。我在心里暗暗倒数,只要他们流露出一丝懊悔或者对我的嫌弃,我就立刻把包里的银行卡拍在桌子上,告诉他们我不仅有钱,还会给他们几倍的补偿。我要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方式,来证明人性的脆弱,来证明我这几年在外面学到的生存法则没有错。